“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

“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

关于如何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批判，汪晖如此描述：“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它的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第99页）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他将这一批判思路阐释为探讨“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间的关系。有意味的是，这里构成对立的不仅是“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也是“理论”与“历史”、“表述”与“实践”。在他看来，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自己表述为一套从来如此的形式主义的理论/真理，比如它如何看待“市场”，如何看待“市民社会”，如何看待“产权”等。而汪晖展开的批判工作就在于，通过“回到”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过程中，来揭示出这些理论/真理是出于怎样的政治诉求而被建构出来。比如他通过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博兰尼（KarlPolany）的历史研究揭示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现实，毋宁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因为“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与其说存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如说这个“市场”始终是政治安排与社会控制的结果。因此，由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撑的独立经济运作，并不是一种“历史现实”，而是一种建立在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观念基础上的“形式主义的理论”。而恰是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

理解汪晖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三篇文章，还需要了解他在此前后完成的几篇重要理论文章，尤其是《“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文章构成他“得以展开自己对当代问题的看法的理论视野”。^[374]在《“科学主义”》一文中，他针对作为新自由主义经典的哈耶克著作，指出那种国家/社会、计划/市场的二元框架，其实根源于一种自然/社会的二元论。“自然”被理解为处于“社会”之外并为“社会”实践提供永恒法则的范本。而事实上，对“自然”的理解与控制始终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看不到对自然的无穷征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看不到作为近代科学对象的自然已经是有待征服的自然，即一个与社会无关又有待人类社会去征服的领域，就等于放弃了对社会控制机制的理解。”^[375]他因此而力图拆解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前提：那种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并塑造“市场”与“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模式，即源自自然/社会的二元论。但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整体主义的一元论，而是要将被二元论遮蔽或舍弃出去的那些历史因素，重新纳入历史分析的视野。具体到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那种基于科学主义前提的激进市场主义理论，恰恰掩盖了国家与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借助政治控制而行使的垄断行为；那种私有产权神圣化的观念，也正是把当代中国不公正的财产再分配过程中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了。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中，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论断进行了更系统也更历史化的讨论。借助博兰尼的两个概念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他提出，有关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因此，“按照这一站不住脚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对市场主义的批判显然不应理解为对国家主义的赞美，汪晖要强调的是，看似自我调节的经济运作，其实始终是社会控制与政治运作的结果。因此他提出，要“对经济体的实质性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里所谓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一致，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中的经济过程”。追踪这一经济过程所需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并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或“作为社会科学总体”而存在。因此可以说，相对于西方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制，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总体知识/历史视野”，它探寻的乃是经济体运作的“实质”或总体的过程。这其实也正是汪晖在用“历史过程”或“历史研究”来批判“形式主义的理论”时，所理解的“历史”的基本内涵。因此他称布罗代尔和博兰尼为“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他们的研究则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

应该说，汪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也是在展示一种批判思路的方法论。事实上，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大致都在这样的思路上展开。由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他格外关注对市场、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汪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关心的就是经济学问题或政治问题，相反，他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应该在一种总体的关系视野中展开讨论。在《当代中国》中他就提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把经济民主的讨论扩展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而“争取经济民主、争取政治民主和政治文化民主事实上只能是同一场斗争”。他由此提出90年代批判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探寻“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第86页）。事实上，这种“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正是汪晖展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时的基本特点所在。他一方面针对的是形成于80年代的那种或可称为“文化主义”的批判思路，即抽离政治经济学维度而强调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也试图通过强调经济运作的“实质性活动”，而在普遍关联的意义上打破学科分类体制造成的区隔视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赵刚所敏锐地指出的，“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观”才得以被提出。

如果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关注，使得汪晖力图建构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和现代化意识形态限定的总体历史视野的话，那么可以说，借助政治经济学传统而关注经济体的实质性历史运作过程，则使汪晖尝试建构一种批判性地考察问题的总体社会视野。显然，这里强调“历史”与“社会”视野的不同，不过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视野可以分开，它们乃是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总体视野的不同侧面。不过，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尽管借鉴了政治经济学传统，但也并不是要回到建立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基础上的“总体结构”论。汪晖批评了卢卡奇那种把经济、法律和国家作为“严密的体系”看待的“总体论”，在他看来，卢卡奇的问题在于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用单一的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同时也没有超越那种源自黑格尔理论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本质主义想象。对这种区分的强调是必要的，这也使得汪晖试图重构的批判性总体视野与黑格尔—马克思脉络上的总体论和大叙事区别开来。但他同时总结道：“当代理论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传统。”（第268页）他格外重视布罗代尔提出的三层结构，即“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并认为这种区分为社会斗争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可以说，重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并不因为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系统论那样的社会整体；关键在于，考察实质的经济体运作过程，需要一种超越19世纪式的现代学科体制并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分析视野，才可能理解并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