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实践的“内在视野”

“政治化”实践的“内在视野”

对于理解汪晖思想而言，如果认为总体历史视野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解构那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揭示它们的遮蔽性和内在矛盾，无疑并不全面。真正有意味的，也是打破那种制度拜物教式地理解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派对立的地方，在于汪晖思想的某种“反转”或“跳跃”，即将这种历史视野与一种“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结合起来，从而把理论研究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实践。

当他用“实质的历史关系”来解构“形式主义的理论”时，他并不是要一般地讨论理论与历史的对立，也不是要回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而是思考如何把这一冲突关系转化为一种“解放力量”。他这样阐释道：正如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通过历史研究而展开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一样，许多对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历史描述的追问，“也是从实质性的历史关系出发质疑理论构架的解释力”，因此可以说，“实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颠覆的动力”（第272页）；但是当这种针对既有形式主义理论的新的实质历史视野与一种社会运动的取向关联在一起时，实质与形式（也包括事实与价值、历史与规范尤其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循环关系就被打破了。马克思对这一困境的克服具有示范意义，即通过把理论“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而打破二元循环关系。汪晖在这里要说的是，“实质”并不真正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是另一种新的理论建构；不同于之前那个“形式主义的理论”的地方就在于，这是在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而非理论的自我预设中所展开的理论建构，因此它将导向一种真正“自觉”的，同时也将是“民主”的实践的可能。汪晖举了布罗代尔关于“解放市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转向如何可能发生。表面上看，布罗代尔“解放市场”的构想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表述完全一致，但其政治诉求却“正与之相反”。“因为布罗代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击溃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展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会也不应落入那种彻底的‘自我调节’的想象之中。在这里，一种关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思考正在诞生。”（第274页）同样的理论建构，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是将其政治与经济垄断合法化的借口，而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中，则能够转化为民主制度的批判性构想，因为这将是在实质性的历史关系中展开的实践。汪晖因此提出，“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

理解汪晖思想在这里的“跳跃”无疑是重要的，他由此而将一种抽象的理论与历史之间两难关系的论辩，转化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探索。也正是由此出发，汪晖重构了“政治”这一核心范畴的基本内涵。

这一重构是通过将“实质性的历史”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而完成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社会运动”实践构成了重要环节。应当说，如同如何理解经济民主一样，汪晖对社会运动的重视也是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关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式主义理论过程中形成的。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理论将国家/社会看作权力关系的两极结构，并认为通过市场的自我运动将“自然”地导致民主社会的实现。汪晖认为“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正如“自由市场”理论一样，在于“没有清楚地区分规范式叙述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它“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本身就是由国家力量推动而形成的，并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因此所谓“市民社会”并不能构成制衡国家的力量；相反，二者在许多时候是互相重叠的，并常常联手对抗真正的社会保护力量。“市民社会”理论关于民主的构想，是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诉求的，但中国具体情境中的问题却正需要建构大众参与的民主实践来制衡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专制与垄断。因此，这种去政治化的理论构想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实践本身几乎是背道而驰的。汪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特别提到崔之元等提出的以普通公民参与为核心的国家、精英与大众“三层结构”的构想，即强调如何通过把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以及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种民主构想的基本前提在于：“普通公民通过社会运动、公共讨论等形式在不同层次推进关于公共决策的公开讨论”（第132—133页）。汪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间环节”，因为只有在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中，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互动关联。

汪晖在《再论当代中国》中推进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讨论时，一个最大的变化，便是将社会运动纳入考察视野。在他看来，社会运动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如何将抗议活动转化成政治民主斗争，前者并不必然地导致后者，将两者关联在一起，需要一种“政治化”的过程。这也构成了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篇文章对“政治化”的讨论是与检讨当代中国60年代（即“文革”）的历史遗产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汪晖认为导致“文革”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过度政治化”，而在于政党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他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概括为政党政治的实践，这种实践的关键在于“阶级”范畴的重要位置。如同博兰尼关于经济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的区分，汪晖将阶级区分为“结构概念”与“政治概念”，前者指的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地位等指标决定的客观范畴，而后者指的是“一个从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第25页）。基于这样的区分，汪晖重新讨论了政党与阶级的关系，进而讨论了中国革命主体的锻造问题。他认为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与其说源自一种结构性的阶级关系，毋宁说源自一种导致这一结构关系变动的广阔的历史形势，一种能够将农民转化为阶级的政治力量、政治意识和政治过程”（第25页），“斗争与转化是这一政治概念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第33页）。尽管汪晖在这里对“政治”的讨论，是在针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反省中提出的，不过，也可以理解为他对“政治”内涵的一般探讨。他格外强调的是政治实践中的理论建构与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即“政治化”的实践过程。

理解政治概念乃是“一个在主观能动作用下产生的主客观统一的领域”，必须与汪晖所谓“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关联起来。在突出阶级的政治范畴的主观性时，他一直强调的是这种主观性不能脱离结构性的阶级存在，而必须是一种既超越具体阶级的自我认知，又能在更大的结构关系中锻造出新主体的“综合视野”。这意味着，首先必须超越那种经验主义式的理解阶级构成与阶级意识关系的思维模式，强调阶级意识是由自觉的政治化实践赋予的；但这也并不是说阶级意识的获得是纯粹主观的行为，而需要在一种更能把握“实质的历史关系”的综合视野中才能完成。正是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与具体的政治化实践关联起来了。或许可以参考曼海姆在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特定意识形态”与“总体意识形态”的区分，^[376]来理解这一思路。所谓“特定意识形态”指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个人出于利益动机的自我认知，比如一个工人的爱好、兴趣或生活习惯，这或许接近于汪晖所谓阶级的结构概念下的自我意识。而“总体意识形态”则是在社会总体关系结构中所创造的一种历史主体意识，比如工人所具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或许接近于汪晖所谓阶级的政治概念下的阶级意识。可以说，曼海姆讨论的是如何塑造一个具有总体社会视野的政治性主体，他认为正是这种主体的存在，乌托邦实践才是可能的。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进而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要把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性的总体话题关联起来。^[377]这一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激进民主实践的重要口号，正在于它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握住了个体与总体，乃至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而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汪晖对“政治化”实践的思考，于此也有相通之处。

汪晖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农民阶级如何“被锻造”为革命主体的问题。如果说革命政治“鼓励通过斗争获得主体性的转化”，那么使农民成为革命主体的就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阶级关系（比如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和方向。这是一种比具体的农村阶级关系更“实质”的历史关系，而农民却无法通过自身的结构性阶级存在意识到这种历史控制因素。因此可以说，正是毛泽东勾勒的“世界性视野”，将农民“创造”为革命主体。这也正是“政治化”实践的具体内涵。不过有意味的是，在将农民转化为革命主体的过程中，更关键的问题应当是“谁”在推进这一政治化进程。这也涉及汪晖提及的政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汪晖强调，“‘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并最终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使命”，才是决定政党性质的关键所在。（第26页）这是一个相当有意味的“无主句”。如果说正是政党的政治化实践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虽然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那种将知识分子视为“新阶级”的理论阐释是成问题的，^[378]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政治实践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自明的，因为政党仅仅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形式”，而其具体实践最初往往是由知识分子推动的，尽管纳入政党之后这些人不再叫“知识分子”。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推动“政治化”实践的主体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位置？进而，如何理解“政治化”实践与“批判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般关系？这一点却没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得到明确讨论。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由其“内在批判”的思路所决定的。就汪晖设定的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政治目标而言，“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被理解为某一结构性的社会群体概念，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有机地结合到政治实践中的主体范畴。强调实质性的社会运动才可以展现实质性的历史，意味着一种总体的批判思想视野本身就是历史创造的一部分，并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形成广泛参与的民主实践才是可能的。在这里，“综合视野”不是一种外在的理念输入，而是“政治化”实践的起点，一个创造出政治主体的自我“培力”过程。也正是在这里，汪晖对政治经济学总体视野的重构，由“理论”转向了“实践”。

或许可以说，汪晖对以“普遍联系”作为基本方法的总体性视野的强调，意在探寻一种“作为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既不同于历史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也与作为“形式主义的理论”的知识建构相区别。这首先是基于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而展开的一种批判性思想实践。作为“方法”，它能够帮助人们面对“广阔的历史本身”，并总体地把握自己存身其中的历史机器如何运转；作为“政治”，则是唯有具备这样的视野，人们才能对那些结构性的监控力量（诸如资本主义、学院体制、社会垄断集团等）保持着警醒和批判力，从而使得民主实践成为可能。在一个批判性知识实践越来越被拘囿于学院体制内部的时代，在一种“去政治化”的总体氛围中人们越来越难以凭借自身经验去把握权力机制的总体轮廓的时代，这种总体性视野或许是尤为必要的。它首先在拓展着人们“社会学的想象力”，那就是：在广阔的历史—社会视野中理解自身的存在，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动力。

（原载《天涯》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