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

“后”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

试图对刘复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做一次粗浅的解读，似乎注定无法绕开“70后批评家”这一话题。这一方面因为刘复生以他多产的同时也是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人们指认“70后”研究者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另一方面，作为刘复生的同龄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兴趣的始终不仅仅是他学术工作的基本框架和内在理路，更关心他以知识实践的方式给出的关于文学、学术与文化的思想判断，以及背后隐含的对于时代和世界的基本历史态度。应该说，与同龄的研究者相比，刘复生表现出了非常突出的研究个性和思想风格。在相当规范的学术写作中，能够清晰地读出属于他个人的创造性的判断、评价与某种应称之为思想的力量的东西。这种写作特点，我认为正是他作为一个学者“成熟”的标志。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开始辨认出了属于“70后”批评家的独特的声音。

作为7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我们最大的相似性或许是，我们都是在90年代学院中按部就班地接受专业训练，尔后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漫长的学术训练过程，也是一个学会“戴着镣铐跳舞”的过程。我们得进入、学习并熟悉一整套专业性的知识。而这套知识，对于初学者而言，常常表现出充分的“异己性”。这就像要去学会耍关老爷的大刀，在你学会“耍”之前，你得试着搬动它、熟悉它，而且还可能被它拖得踉踉跄跄、手忙脚乱，最后才能把它耍得溜溜转，好像它原本就是属于你的趁手武器。这也注定了作为一个学者“成熟”的不易。陈平原谈论“85学人”出现的历史背景时，曾这样说道：“作家不念大学，也可以写出好小说。但学界不一样，有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差别很大。”^[387]尽管一个作家成熟的过程，当然也需要艰苦的自我训练过程，不过因为文字与经验对于写作者的亲和性，这个规训过程并不像学术训练那样醒目。

不仅如此，相对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前辈学者，还有另外的历史因素规限着“70后”批评家的“晚熟”。由于“70后”进入大学求学的时间，也是中国社会进入90年代社会秩序与文化组织的常规化阶段，这是一个学院体制扩张、学术规范日渐正规化的时期。因此，很少有历史契机让他们有迅速“登台表演”的机会，“70后”批评者的求学过程与青春记忆，也就与校园、学院、体制、知识、专业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陈平原以怀念的语气写到80年代知识群体的历史感受：“那个时候，社会规范尚未真正确立，学者们一只脚留在课堂，一只脚踏进社会，将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说话有人听，而且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跟你的努力有关，这是很幸福的事情。”^[388]这种“幸福”的感觉，对于“70后”批评者或许是一种相当陌生的体验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在90年代成长起来的“70后”研究者，就注定只能做一个知识生产机器中循规蹈矩的从业者。事实上，学院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闭合的、栅格化的空间，相反，它仍旧构成了当前中国最活跃的思想场域。相对于那些过分成熟的西方式学院空间，这种“中国特色”或许也是中国知识群体的幸运吧。应该说，在这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方式。

而刘复生作为一个学者的“成熟”，也恰恰因为他拒绝学院知识生产游戏规则意义上的“成熟”，而试图将他个人的也是历史的观察、思考与创造力带入学术研究中来。这也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的经验和感知中，如何把知识生产转化为一种思想创造，大约也是每个在90年代学院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地以不同方式面对的问题。相对严格的专业训练，可能会使我们学到许多的“知识”，但不会自动地使我们获得“思想”。并且因为学院体制的保障（是“保”也是“障”），这种知识生产本身就可以在既定学术机构中循环再生产。安身立命也罢，为稻粱谋也罢，学院这个空间的边界是既定的，穿越与否就变成某种特定的选择。而刘复生的研究工作使我格外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个性、思想风格表明的是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新的学人/研究者主体性张扬的可能性。有人曾如此评价也是“70后”的上海批评家毛尖：她“盘活”了电影批评这门艺术。“盘活”是个很形象的说法，它意味着你用你自己的方式使一种既有的知识样态重新“活”了起来。不是你被既有的游戏规则牵着走，而是你在熟谙规则的前提下更改、调整甚至转换游戏规则，把它变成了你表达自己思考和思想并展开社会实践的“工具”。我在刘复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中，读到了同样“活”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精神品质，这种“活”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种完全个人的品格吗，还是一种在既定历史结构中被创造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共享的知识实践方式？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对刘复生的解读，可能有很强的主观投射的成分。不过，这大概也是一种互为镜像的认同方式吧。2005年刘复生曾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学术评议文章，他使用了“70年代出生学人”这样的说法。当时还沉浸在个人主义自我想象中的我，对于这样的名号并不那么认同。后来刘复生这样解释文章的写作背景：“在为生计而奔波的岁月蹉跎中，我在以贺桂梅为代表的同龄人的成长中，体验到了危机感。同时，也蓦然意识到，我们正在告别青春时光，无法再用年轻作为思想不成熟的借口。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时代已悄然来临，尽管我们似乎还普遍地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于是，这篇评论贺桂梅研究的论文就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成为我克服内心焦虑的象征性疗救行动，通过这次写作，我也最终得以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感受到‘我们’的时代正在来临的激动。”^[389]可以说，那篇评议，同样带入了刘复生很强的某种关于“代”际认同的、主观的却未必完全是个人的建构。“代”的认同从来就不是经验的自动转换，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性使得那些基于相似经验的感受、愿望与诉求，可以被纳入某种共通的主体镜像。笼统地谈论“70后批评家”是相当可疑的，因为这很容易把问题牵扯到“代表”、“代言”的权力关系中去。不过我在这里却愿意通过对刘复生的解读，而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变成某种关于自我的历史认知方式：在怎样的历史的、知识的、时代的结构关系中，我成为了“我”；并在怎样的意义上，这些很多的“我”可能成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