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或回到文学的“原初”

越界或回到文学的“原初”

在“文学”和“当代史”这两个被重新理解的支点之上，确立起来的是刘复生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事实上，刘复生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宽泛的，他不只是从事文学史研究，也从事非常当下的文学现状批评，不只是研究小说，也从事诗歌史研究和诗歌评论；并且，他也从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领域，而是拓展至了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并同时深入到思想史、学术史和思想评论的领域。不过，这种跨越边界、广泛地进入不同领域的研究方式，或许正是刘复生所理解的“当代文学研究”；或者说，是他出于对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满，而尝试实践的新的研究形态。

在我看来，刘复生2008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危机与时代意义》^[391]，是这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令人振奋的成果之一。对当代文学研究危机的准确诊断，和在此基础上给出的建设性构想，使得这篇文章完全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浮泛之论，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最富于活力的批判性研究思路的“宣言”。至少，它可以被视为刘复生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实践的某种“宣言”。这篇文章首先表达了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边缘化”的强烈不满。从这种“不满”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刘复生的“不安分”品格。固然，文学研究和批评（乃至文学本身）的边缘化，可以在许多客观因素上找到理由。而且在许多人看来，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确实可以成为人们免受政治以及其他外力的干扰，而自由地、自得其乐地从事文学研究的理由。不过，刘复生赋予文学的，是大得多的意义和理由。他把“边缘化”诊断为当代文学研究自身的危机：它“丧失了切入世界的能力”，“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要求文学研究具备介入世界、时代的活力，这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文学中心论”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对文学研究意义的重新理解。

可以想见，刘复生当初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力图以此为志业，显然包含了对文学的热爱之情。由一些发表出来的片段文字来看，他当年似乎也是个标准的“文青”。这大概也是许多选择文学专业的人的共同爱好和梦想吧。不过，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热爱的“文学”到底是什么？是对文字自娱自乐的喜好吗，还是那种通过文字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在阐释世界的过程中理解自身存在的激情？显然，刘复生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文学的价值的。在后来的回顾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当代文学研究正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成为一门无足轻重的文化小摆设。所以，如何给当代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和更充实的历史意义，就成为一个从业者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如把自己的生命贸然托付给它，未免显得盲目而愚笨，仅仅以热爱文学为借口已经远远不够了。”^[392]这也使他对文学研究赋予了更高的要求。他反对当代文学研究仅仅追求“高雅的文学趣味和人文教养”，也反对把当代文学作为一门规范化的、仅仅追求“实证性的知识或学问”的现代学术分科。在他看来，文学研究的目标并不是“提高审美感受力”，它应当首先是一门反抗合理化世界的“不驯服的艺术”。趣味、教养无非是特权阶级的身份标识，而真正的文学则应当帮助人们重新理解这个世界。他也反对那种“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在他看来，“离开了鲜明的当代问题意识的知识积累毫无价值”。

基于这种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理解，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应当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视野。这里的“政治”，被理解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不仅包含在阶级/阶层维度上的社会政治，也包含在民族/国族维度上的文化政治，以及身体/性别维度上的性别政治。这使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总是保持着对社会生活基本组织方式中的权力关系的警醒，并与那种狭隘的、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实践新政治的审美批评保持距离。这或许也是“后—新启蒙知识”实践的普遍特征。当“政治”被作为自觉考量的因素时，问题的讨论就不再停留在政治/非政治的意识形态争辩层面，而是对何谓“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的直接讨论。对政治维度的重申，也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自律性、对美本身的否弃，因为“在对通行而流行的美感进行破坏的同时，也在激发、创造另一种美，释放对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理解”。这也就意味着，经由文学与文学研究所完成的，乃是一种重新想象世界的能力，仅仅依靠那种已经完全程式化的“美感”、“感性”，已经不能胜任这种文学研究。消费文化和大众社会的特点，按照杰姆逊的阐释，在于其意识形态运作总是在“无意识”领域完成的，人们所称颂的“美感”，常常不过是“沿着消费社会规定好的感受路线一路狂奔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打开感觉”，要有新的“更尖锐和强大的思想力量”，才可能确立“真正的文学的想象力”：一种想象“另类”世界的能力。

刘复生对“文学”意义的理解，是一种更为本原的理解方式。如果说文学的本质是“讲故事”、是赋予世界以意义秩序的话，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意义的建构、那种关于世界的想象，以及关于何谓“更好的生活”的理解，都可以被视为“文学的”。因此文学研究所研究的，也就远远不是关于“文学本身”，而是时代、历史、世界的意义建构方式。他甚至并不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视为对作家作品的依附性的、也是“次一等”的阐释行为，而认为这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站在同样的（或者更高的）高度上完成的再创造。他由此也不将当代文学研究仅仅视为“对文学的研究”，而提出：“当代‘文学’与其说是它的对象，还不如说是它发言的一个场域更准确些。”可以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刘复生对“当代性”的重视，远甚于对“文学性”的常规理解。所谓“当代的”，不仅表明是“当下的”，而且也是“未被完成的”、“正在创造中的”，因而也是开放性的。这也使得这个学科天生具有“体制内的反体制力量”的可能性。这也是刘复生赋予当代文学研究以特殊意义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好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应当“置身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广泛脉络中，具有观察、思考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能力，有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的广泛兴趣和思考能力，以及把种种现象建立联系的‘总体化’的能力”。这毋宁说也是他的自我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