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天下，盛世大秦

商鞅舌战群臣

霸治天下，酝酿变法

秦孝公感兴趣的是商鞅提出的霸道，即通过变法强盛国家，维护和巩固中央君权，最终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

这种霸道的推行和实现，关键还在于变法措施的科学性，以及推行变法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任何变法都必然会触犯某些旧贵族、旧势力的权力和利益，而这恰是推行变法的最大阻碍。商鞅想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的那些老古董们当然不答应了！

一个毛头小子妄想侵犯我们的利益，这胆子也忒大了，还有没有把我们这些本土贵族放在眼里啊，太不懂规矩了，得好好教育教育。

于是，以太师“甘龙”、司空“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站了出来，极力反对商鞅变法。为此，双方就要不要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正方：以商鞅为代表，主张变法，理由是变法强国。

反方：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反对变法，理由是风险太大、收益太小。

裁判：秦孝公，暂时没有明确的主张，想变法，但是又怕天下人非议他；不变法吧，他又怕实现不了称霸天下的宏图大志，左右摇摆。

据《史记》和《商君书》记载，整个辩论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双方陈述观点

正方：商鞅的观点很明确，主张变法，而且必须贯彻始终，不能含糊。“法者，所以爱民也”，变法都是为了百姓好，是为百姓谋福祉。至于变法会不会遭到百姓非议，这个压根不用费脑子去想。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咱们都是做大事的人，只管去做就是了，不用跟天下百姓商量，等事情做完了，他们自然会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

反方：甘龙的意思也很简单，他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古代的圣贤不推行变法，不劳民伤财，照样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商鞅你不是很牛吗？你小子要是真牛，那也别变法了，有本事学学古代圣贤，不变法而治。

第二阶段：大打口水仗

正方：甘龙out了，你那些话纯粹就是凡夫俗子的观点。你回家读读历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人家春秋五霸用了五种不同的方法，最终都称霸一时。由此可见，秦国要称霸，不一定非要遵循古法！

反方：变法的成本高、代价大，除非有百倍的利益回报，不然，变法的风险太大，会得不偿失。我们还是乖乖地遵循老祖宗的治国之法，这样就算没功劳，至少也不会有大过错。（利不百，不变法；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正方：商鞅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对甘龙的观点嗤之以鼻，反驳道：“汤武之王，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不易礼而灭。”

甘老头你看看，武王伐纣，直接把殷商之法给推翻了，自己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治国之法，最后周王室照样兴盛数百年。反观殷夏二朝，从来没有改变过王朝礼法，最后还不是灭亡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话纯粹是瞎扯，变法不变法跟国家会不会灭亡，根本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你这是盗用概念，误导吾王！

反方：甘龙没话说了，他本来就没商鞅有知识，口才又不如他，吵到这份上，他已经超水平发挥了，再继续下去，搞不好他都要跳脚骂娘了！

两个回合下来，商鞅完胜。

第三阶段：秦孝公判定胜负

公正地说，秦孝公还是挺有魄力的君主，他的魄力跟其野心成正比，他一心想让秦国称霸，所以说到变法图强，既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那就变法吧！

以法治国，顺应潮流——第一次变法

从商鞅面试成功开始算，他在秦国效力共18年整，期间推行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是公元前356年，当时，商鞅正好40岁，正值不惑之年。

第一次商鞅变法主要涉及军事、农业和刑责三大类，约十条重要的变法内容，其中相关的法令条文在《商君书·垦令第二》中有相对完整的记录。

颁布法律，什伍连坐

前面说了，商鞅从小就崇拜李悝和吴起，他来秦国应聘那会儿，还随身携带李悝主编的《法经》。此次商鞅终于能像两位偶像一样，亲自主持和推行变法，兴奋异常的他，第一步就是在秦国颁布和实施《法经》。

此外，商鞅还在《法经》的基础上推行什伍连坐制度，就是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监督，倘若一家藏“奸”，其他家必须检举揭发，如若包庇掩护，什伍连坐，腰斩于市。若“告奸”被查实，举报的家庭享受和杀敌一样的奖赏。另外，客栈店家不能接待没有官府凭证的“陌生人”，不然的话，从重发落。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秦国那时候普遍属于贵族世袭制，很多官宦子弟一没本事，二没功劳，可因为投了个好胎，便能继承爵位，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这些人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整天带着家臣武士到外面打架斗殴。

商鞅施政

商鞅认为这种制度不仅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而且会压抑军士的战斗积极性，因此推行了二十等军功爵位制。

这种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政府会根据军士的杀敌数量和军功大小授予其相应的爵位，军士的爵位越高，特权就越多。比如杀敌一人，授予一级爵位，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

此外，爵位还可以抵罪，拥有二级以下爵位的军士如果犯罪，爵位会被取消；二级以上的，则处以降爵的惩罚。

以前的那些皇亲国戚、宗族子弟如果没有相应的军功，就不能列入宗室籍贯，更不能享受贵族特权。官宦子弟平时不是喜欢私斗吗，那好啊，拿出你们的本事来，用战场的军功来换贵族的爵位吧！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那个年代，生产力普遍偏低，手工业并不算繁荣，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秦国要想富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农业税的收入。而要增加这个收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为此，商鞅特地针对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国情，采取了“招徕农民、奖励垦荒”的措施，具体做法是：制定具体的“招民政策”，吸引地少人多的韩、魏、赵三国的人民来秦国定居，并鼓励他们开垦荒地。

这个“招民政策”颇有吸引力，只要你来秦国定居，我们就送房、送地、免徭役，而且还不用参加战争。如果你愿意开垦荒地，我们还免除你们十年的赋税。他这政策意图很明显，就是让“移民”开垦荒地，解决粮食问题，而秦国的大好男儿则统统参军立功，解决兵源问题。一箭双雕，真是妙计！

此外，商鞅还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上山下乡、植树种田，至于那些靠倒腾珠宝玉器的奸商，则坚决不给政策支持。

不过，大家别误会，商鞅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并不是说他瞧不起那些做正经买卖的商人。他在《商君书》中多次强调，“农商官”为国之三常，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三种职业。他所“轻者”，是那些专门贩卖珠宝玉器等奢侈品的“虱官”。

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所谓郡县制，就是在原有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加入郡、县两个统治机构，这就类似于现在的中央、省、市、县的划分。郡、县是连接中央和地方的纽带，更是实现中央对地方绝对统治的保障。

在郡县制被推广之前，分封制一直是行政划分的主要手段，但是分封制会直接导致地方权力的膨胀，严重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商鞅建立郡县制，目的就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而实现中央集权的强化，终极目标就是将整个秦国拧成一股绳，好使出全力来争霸。

当然，大家别把商鞅当成了“郡县制”的创始人，事实上，在商鞅之前郡县制就已经开始推行，只是行政划分并不是特别规范合理，只能算是一种雏形。商鞅所做，只是将过去已有的郡县制规范化，并明确了郡县的职责划分。

其他变法内容

除了以上几个较为系统的内容外，商鞅还针对某些特殊情况颁布了相应的变法措施：

奖励耕织方面，商鞅规定，如果夫妻双方男耕女织，粮食和布帛的产量都不错的话，国家会免除夫妻双方的徭役，以便他们安心在家种田织布。相反，如果夫妻都好吃懒做不务农，或者干脆投机倒把做生意，一旦破产，夫妻子女都会被官府没收，充当奴隶。

推行普法教育，要求官吏学法、懂法、用法，而百姓则向官吏学习法律知识。倘若有人犯罪，不管是官是民，一律从重发落，决不饶恕、不放过，以此强化国民的法律意识。

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立门户，否则就要出加倍的赋税和劳役。这是为了把大家庭拆成小家庭，以免那些成年男子钻法律空子，赖在大家庭里游手好闲不干活。

辟田封疆，推行县治——第二次变法

第一次商鞅变法持续了大概七年，起初秦国还多有人诟病，觉得这个变法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在商鞅和秦孝公的坚持下，秦国人民渐渐接受并适应了变法。

第二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0年，在此之前，也就是公元前353年，因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中功劳甚大，秦孝公将其破格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这个职位在当时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兼将军，权责很大。

商鞅就是以大良造的身份推行第二次变法的。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推行第二次变法的力度和手段自然也更加强硬。

废井田，开阡陌

“井田”就是纵横呈“井”字的田地，那时候田间有灌溉渠道，田边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纵者曰“阡”，横者曰“陌”，阡陌纵横，活像一个“井”字，因此叫做“井田”。

“阡陌”就是每一亩小田之间的界限，而每个奴隶主的私田之间的界 限，则叫做“封疆”，商鞅废井田封疆，目的就是废除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承认地主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废井田，开阡陌

此外，阡陌纵横之间，平白占用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还都是有肥力的土地。这种浪费是可耻的，商鞅觉得，秦国目前正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任何资源都要充分利用起来，因此，他还鼓励农民开阡陌，谁开发，谁管理。

行县制，设县署

第一次变法时，商鞅就推行了郡县制，但只有受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制得到了较好发展，至于县制，天高皇帝远，中央一时半会还顾不上。

遗留的历史问题，商鞅决定在这次一并解决。他重点推行县制，将秦国分为三十一县，每个县设立一个县令，掌治该县，县令下面又有县丞和县尉，再下面设置传递信件的“亭”，设亭长一名。

县令、县丞等地方官职，无论大小，都是由中央统一任命，不允许世袭，以加强中央集权。

这种行政划分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都还在沿用，后来行政级别最低的泗水亭长刘邦，最终推翻秦朝统治，建立了大汉王朝，这倒颇为讽刺。

禁大家制，行分家令

在第一次变法时，商鞅就推行了“成年男子必须分家”的政令，但这条政令不是当时变法的主要目的，因此实施的力度不够，导致民间还有很多漏网之鱼。为此，商鞅再次强调分家制度，充分发挥小家庭的生产积极性。

统一度量，颁标准器

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分裂、诸侯林立，每个国家都有一套本国的度量标准，像秦国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甚至不同地方还有不同的度量标准。如此一来，非常不利于征税、经商，有时连发工资都麻烦。

商鞅针对这种情况，颁布了统一度量的标准器具，规定全国统一使用中央颁布的标准，以此来间接地实现本国范围内的“大一统”。

迁都咸阳，发展东部

第二次商鞅变法最劳民伤财，同时又最具战略性的政令，要属迁都一事。秦国当时首都在栎阳，是一个不算繁华，名气也不大的旮旯。商鞅认为栎阳较偏，不在国之腹地，不利于统摄全国。

他建议迁都咸阳，一是为了统筹全局、威慑全国，二是便于管理秦国东部，防范东部各诸侯国的侵扰。

这在当时绝对是轰动全国的大事，政令一出，立马遭到了很多人的议论，以甘龙等为首的旧贵族强烈反对，说这是祖宗之地、龙脉所在，不能搬，坚决不能搬。

但是，搬不搬不是他们说了算，秦孝公觉得商鞅之前的一系列政令都颇为成功，这一次，他决定继续相信商鞅，大笔一挥，迁都！

于是，“国际化大都市”咸阳走上了历史舞台！

总体评价

两次商鞅变法无论从持续时间、推行力度、政令数量和变法彻底性来说，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商鞅青出于蓝，超越了他的两位偶像李悝和吴起，让自己成为了站在历史浪尖的弄潮儿。

商鞅变法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史记》明言其功：“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种成功，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得到秦孝公支持的商鞅，够胆量、够魄力，他推行的变法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满足了君民双方的需求。他的多项政令都极大地瓦解了奴隶制，促进了封建制的建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当然了，凡事有好有坏。商鞅变法固然促进了秦国发展，但变法太不留情面，几乎没给旧贵族留下一点生存的余地，这是那些手握重权的旧贵族无法忍受的。

而这，也为商鞅最后的惨淡结局埋下了致命的炸弹，可以说，成也变法，败也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