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海堤石像
无奈戍边，诗绝边塞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建西夏国，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主攻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
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52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他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使他早已霜染鬓发，唯忠心报国的热忱不减当年。
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
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由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
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中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高低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
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
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
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此外，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取代他们。
他又淘汰老弱，选择 18000名合格士兵，分成 6部，每个将领统率 3000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招募士兵。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戍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招募的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一经精练，军队战斗力迅速提升。
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
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至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矛盾重重。
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恢复和平，西北局势转危为安。而将近古稀的范仲淹，也正是在这段艰苦的戍边岁月中，写下不少传世边塞诗，如这一首千古绝唱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改革朝政，福泽苍生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亟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明。
范仲淹与忠臣研讨改革
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主要内容是：
1．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当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2．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3．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4．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5．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
6．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7．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8．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
9．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10．减徭役。
《答手诏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也得以付诸实施。
但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严重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比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九成以上都得丢官。
“精贡举”的改革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由此也触及了全天下读书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反对者绝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这样的改革，不仅遭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强烈反对，甚至连天下读书人都无法接受，因此，庆历新政最终被迫废止的结局也是无奈的必然。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纷纷取缔。范仲淹则被撤去军政要职，贬为邠州知州。
万世之名，万民之官
年近古稀的范仲淹遭受如此打击，已然心灰意冷，再无壮志雄心匡扶天下。往后的岁月，他辗转于邓州、杭州、青州、颍州。皇佑三年（ 1051年），在赶赴颍州上任的路上，范仲淹溘然长逝，享年64岁。
噩耗传出，朝野震动，天下恸哭。宋仁宗心知有愧于他，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命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碑文。
纵观范公一生，可说跌宕传奇，因其仕途蹭蹬、宦海浮沉。同时，亦可称平静无奇，因其自始至终都以宠辱不惊的心境笑对人生。
正如他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勤恳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熔铸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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