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理财，富国强兵

王安石《周官新义》

三矛三冗，亟须变革

变法前，宋朝政府统治面临着“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危局，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三矛三冗”。

三矛

第一矛盾为：阶级矛盾尖锐。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面对土地兼并的形势，采取“不抑兼并”态度。

这种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第二矛盾为：民族对立严重。

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缺乏战斗力，导致常常失败。原因主要在于：

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为主，不敌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

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

第三矛盾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变法不可避免地触犯到大地主和官僚阶级的利益，让他们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钱财来支援国家的财政，必然斗争激烈。

三冗

一为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

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二为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使得军队数量及军费增加。

三为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还要给西夏和辽缴纳“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土地税等收入日益减少，财政收入日益亏空。这种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这种时势亟须一个勇者出来扛起变革的大任，王安石这个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当仁不让，可谓时势造英雄。

替国理财，为民强兵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设置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法。

同年四月，王安石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到各州府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变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有：

一是任务观。

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二是理财观。

提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认为集中天下百姓的力量去生产天下所需的财务，然后供给于天下人所用，从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也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核心思想。

这当中他又认为“理财以农事为急”，要“抑兼并，便趋农为急”，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位置，这样才能去农民疾苦。

三是不干预观。

强调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而是主张自由发展，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上述理财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开始着手变法，为国理财。

限制商人

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在此也得到体现，满足国家供应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推行。该法旨在保障京城物资的供应，避免地方囤积。由淮、浙、江、湖等六路设置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负责督运事宜。这样，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布，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子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这样，就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该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这其实相当于今天的个体经营者应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 

发展农业 

主要是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出炉。该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往当地官府借贷，贷款的利息也不高，以补助耕作。

同年十一月，又颁布了农田水利条约。该法规定，各地兴建水利工程所用的材料，由当地居民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

熙宁三年（1070年）又推行了免役法。由开封府试点，尔后在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了原按户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

其他方面

军事方面提出了“强兵”的措施，一方面精简部队，一方面实现兵法，主要有保甲法等。

教育方面提出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总而言之，王安石改革的规模宏阔，既广且深，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理财，“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王安石“替国理财”的理念是全方位的，涉及农、工、商、军事、教育多个方面，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他提出了“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命题，他所要富的不只是国家，还包括了全国的民户。

变法最终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

宋军收复五州，拓地二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王安石的变法成了我国的重大改革。其见地之卓越，让人惊叹，就连列宁都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硕果累累，影响巨大

王安石的变法，是孤军奋战。保守派们四面围攻，但王安石毫无畏惧，与之进行一一对决，一场场唇枪舌剑接连上演。

王安石PK司马光

第一个挑战王安石的是司马光。司马光位居副宰相，颇有势力。

他与王安石本是好朋友，很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也曾向皇帝推荐，宣传其政绩，对他寄予厚望。

熙宁三年(1070年)春，此时的王安石是新贵，后来居上，做了宰相，红得发紫，追随者众。一天，王安石对皇帝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要变法了，司马光三次写信规劝他。

王安石泰然处之，只对司马光的第一封来信做了答复，这就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在这封回信中大体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关于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争论，是因为政治见解和路线的不同而引起的。既是如此，当然就没有调和的可能和商榷的余地，也就大可不必一一争辩了。”

王安石舌战司马光

他这种淡然的态度激怒了司马光，于是两个政治对手很快就形成两大阵营，仇人相见，拔刀相向。

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马光委屈失望之余，带着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一待十数年，编修《资治通鉴》去了。

风水轮流转，时隔数十年，神宗驾崩，哲宗当政，复拜司马光为相。

司马光一上任，便开始了反攻倒算。他将所有的新法全部废去，把所有的新党官员全部罢免。

王安石因此郁郁成疾，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王安石PK富弼

下一个PK对手是富弼（ 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不到 20岁就考中进士，被誉为“洛阳才子”。同时又是宰相晏殊的女婿，还是有一定势力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他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称疾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州）。青苗法一出，他就拒不执行。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

以王安石的《将兵法》为例，他劝诫宋神宗“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契丹打过来了，富弼对宋神宗说，要把有关战备的措施一律废黜，然后才可以把“衅端”消除，要自行解除武器，以释辽人之疑，他考虑是的对外敌如何屈服忍让。

他还搬来了老祖宗的话作为论证。淳化三年(公元 992年)，宋太宗发表过一段议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要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这下王安石直接拍案而起，面对契丹和西夏，面对这种失败主义和忍辱求和的议论，他提出了大举用兵、以实现“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战略构想。

他对契丹和西夏的政治军事局势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实不足惧。他说要最终制服契丹，要恢复燕云十数州，要依照汉唐两代的幅员规模，由北宋王朝再一次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王安石考虑的是如何重振河山。

这种一冷一热的对决，真是水火不容。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尖锐对立，姑且打成平手。

王安石PK苏轼

下一个PK者是大名鼎鼎的大文豪苏轼苏东坡。

本来，东坡先生对前辈诗人学者王安石怀着真诚的仰慕情怀，但改革一开始，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认为王安石太孤傲，太倔强，太急进。

他也希望变法图强，不过希望温和一些，平缓一些，甚至主张克己复礼。

王安石三难苏东坡

他主张唯道德论，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而王安石主张唯财富论。认为必须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与苏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于是王安石决定拿苏轼开刀，杀一儆百，诬陷其作诗讽刺新法，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一回合下来，王安石是胜了，而且还胜得很彻底。

不过大人物总是有大人物的气度。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去汝州路过江宁，专程去看望罢相后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两人心平气和了，游山赋诗，品酒弈棋，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保守派的力量很强大，他们聚集在一起，上下呼应，左右夹攻，明枪暗箭。王安石拼死抵抗，独木难支，但他不畏惧，不退缩，左冲右突，勇往直前。倒是宋神宗有些招架不住。他宁愿得罪一个人，也不愿得罪一群人。

熙宁七年(1074年)，神宗将王安石罢相，然而不出一年，又恢复了他的相位。

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但复相后的王安石威望权力大不如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改革已无法维持。熙宁九年（ 1076年），王安石终被罢免，赐公爵和节度使头衔，实际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从此遂闲居于江宁府。

王安石就这样淡然地退出了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光辉的变法历程。

1085年，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保守派得势。

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

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故世称王荆公。死后追封“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故也称王文公。

王安石终究失败了。个中缘由，史学家进行过很多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败在宋神宗手里。宋神宗毕竟不是一个大刀阔斧、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不肯认真打击保守派，甚至有意将保守派的部分势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

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得宋神宗与王安石日益疏离。王安石曾提出用兵契丹，收复西夏，不料宋神宗竟虚构了一道“熙河探报”，熄灭王安石要点燃的战火。

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败在用人不当。王安石没有积聚一批改革的骨干力量就匆匆动手，重用了一批势利小人。最后这些人纷纷反目，比如吕惠卿，在关键时刻就出卖了他的恩师王安石，导致其第二次罢相。

也有观点认为是王安石自身的原因，还有的认为是整个时代的大背景，是王安石生不逢时，注定了变法的失败。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变法失败，这次变法还是留下了很多让我们后人回味的丰富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