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

“湖南农民运动”考

一

当今商海里屡见不鲜：朋友们为发财走到一起，又因发了财而闹得鸡飞狗跳，割袖断交。有几分相似的是，因为农民问题都是各自关注的大问题，才有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而在这番“合作”触礁沉没的海面上，却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成了最大的一块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是南方诸省中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的。

1926年7月，唐生智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占长沙，从7月下旬开始到9月上旬，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迅猛达到四十余万人。同年12月1日，召开了全省农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员人数又增至一百三十六万人，遍布全省七十九个县市。这时，在不少乡村与县镇，原有的政权已是一派股栗觳觫，农协获得了实际的权力。到次年2月间，突破了二百万，至5月，更达到了四百五十余万人，加上直接领导的农民有二千万人以上。当时，湖南至少有一半人口走在了革命大道上。

唐生智（1890-1970），字孟潇，湖南安东人

上朔湘军，这是一支两手皆硬的队伍，一手能打仗，一手能刮钱。太平军被镇压后，湘军的大小将领回到乡里，动辄买田千顷，置宅值十万余金。就是一名兵丁，一下买上几十亩田，也是常事。有万贯家财需要保护，再有湘人尚武的传统，地主们纷纷张罗起来的武装民团，便多得像立冬后家家户户房梁上挂起来的熏肉。北伐军打进湖南后，风助火势，风亦仗火势，民团的武器多收缴到了农协手里，仅梭镖队，全省便有十万支以上。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有别于他省的一个重要特点。

各地农协积极支持北伐军，成立运输队、铁路破坏队、侦察队、向导队、慰劳队……真可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此，蒋介石、唐生智皆有相当好感，下属部队也有不错评价。也属唐生智指挥的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就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唯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

北伐军往湖北进发后，湖南农运的汹涌之势，外泄无着后，转为了内倾，由打军阀进入反封建。于是，湖南农运过激之说，便成了长沙城里街谈巷议中渐渐聚嚣起来的蚊阵，武汉乌云压城时，龟蛇两山水面上那飕飕窜出来透气的鱼儿……

最有声色的一幕，是打“土豪劣绅”。根据其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即吃大户）、强迫劳动、审问、戴高帽子游乡、打屁股、送入县监狱、驱逐、没收、枪毙等办法惩治。按现代法典看来，其中多有不入流的事儿——

“诸如‘大示威’：一万五千个农民，向六个劣绅问罪，在他们家里大吃大喝了四天，共宰猪一百三十余头；

‘戴高帽子游乡’：帽子上写上土豪某某，劣绅某某，用绳子牵着一串，前后簇拥一大群农民，或敲打铜锣，或手扬各色彩旗，一一走圩过乡，好似来了个杂耍班子。清代考据学后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写有《汉书注》并在长沙办了一家书院的王先谦，也被打了屁股后送去游乡。”

再有“审问”：多由群众大会进行，何谓“土豪”，何谓“劣绅”，却没有个明确的标准，不像地主，可以用占有多少亩土地以上、本人是否参加劳动为标准。在大会上，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无人加以反对。而这番信誓旦旦的指认，有可能真是杨白劳与喜儿式的仇天恨海；亦有可能不过缘自两者间曾为租债问题发生推搡，一方扭伤了，另一方在此变成了“土豪”。或者，只是两个婆娘间曾经口角，一方对骂缺乏操练，显然力不从心，另一方却舌动宛若游蛇，骂起来也阴毒，一竿子下去便扯上了对方的祖宗。当时前者的老公似乎无动于衷，岂料后者的老公在此终成“劣绅”……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

仿佛斗争方式越是具有闹剧性，便越是具有鼓动性。

仿佛惩罚的方法，如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国民会议审判贵族，愈是激烈，就愈是容易获得通过。

而这一切，好像愈是具有原始性，比如一万五千人组成的大肚朝天的丘陵，比如到地主姨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一双粗黑的大手，还要到绣着鸳鸯戏水的香枕上捏一捏，乃至干脆将她们放倒在闺床上，嘴里念着：决不能让咱贫雇农断了香火……就愈是能让最保守有成、或最摇摆不定的农民，在三分钟之内成为一个造反者，从而让革命看起来像一次史无前例的人民盛大节日……

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淦，华容傅道南、孙伯勋，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风韶、肖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徐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容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衡山县非法组织假农会、杀害民众的反动分子单化民、单姬南等……据调查，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镇压的18人，游斗的134人，关押的7人，罚款、罚粮的118人，被其他形式斗争的39人，约占当地地主豪绅总数的82%。

——（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可以肯定的是，从农民运动后期湖南满世界贴着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中，再从一些地方已经把凡拥有五十亩田地者一律当做土豪，将穿长衫马褂者视为劣绅的情况看，这个所谓“地主豪绅”的总数，大概已经接近当地地主的总数。

这一斗争，必然遭到敌对阶级的强烈反抗，湖南各地陆续出现枪杀农会干部、捣毁农协和打死农民的事件，有资料说，情况最严重的发生在安化县，这里被杀戳的农民达到了二百多人。但总体上，敢在裤带上吊着个脑袋的地主并不多。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时注意到，“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一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最不济的，也要躲进县城的哪条深巷里，以安放一颗狂跳不已的心……

此时，作为中共代表、也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李立三的父亲，也逃到了武汉避难。在李立三家中，张国焘几次和老人一起进餐，在张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表示愿意跟随武汉国民政府——即儿子正从事的进步事业走，也不反对农民们要当家做主的气概，却担心若逃不出来，在家乡便会有生命之虞。

李昌圭（李立三之父）

叶德辉

他举了已震惊全国的叶德辉的例子，此人是湘地近代顶级的大儒，还是著名的藏书家，江南的读书人有想查珍本秘籍的，常以去叶的藏书楼里一睹真容为幸事。能够毕生做着这远离人间烟火的事，乡下当有不薄的田产，结果此公也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以“土豪劣绅”之罪处决……

一个多月后，即1927年6月2日，国学巨擘、前朝遗老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在遗书里他写道：“五十六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关于他的死因，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有一条是一致的，即王国维担心，如果北伐军打进了北京，他也将重蹈叶德辉的覆辙……

李立三的双眉悸动了一下，似猛然惊寒的蚕，却很快平静了。他讲了一堆至今难以考证的话，但将它们概括为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任何时候都不容怀疑的根本原理，则是大抵不会离谱的。父亲持着儿子一封亲笔致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信，像一位听话的小学生，回到了长沙。负责人看了这信，儿子以自己坚强的党性担保，父亲不会有任何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负责人一定被深深感动了，这是什么时候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即便有做鱼肉的风险，亦要以送回亲人的老迈之躯，证明自己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忠诚。他肯定给老人所在的县的农协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对方对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家属务必加以保护。

其结果，回去后没有几天，老人却依然被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

二

反对土豪劣绅，本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而眼下，湖南这场反对土豪劣绅的运动，却让国民党方面感到了严重地不安。

1926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正在长沙，在他的日记本里有如下记载：“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仅仅相信蒋公此时有万分痛苦，而无百分、千分窃喜之心，肯定是高估了此人的政治品质。

但看起来，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的痛苦，则是货真价实的。

一方面，“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非“造反派”们的首创，而是湖南农协的发明。那时在湖南，农协成了不挂牌的政府，不但管起了行政、司法，连与他麾下的第八军胜败存亡休戚相关的军粮、军饷，也因农村中大、中乃至小户们被没收、逃亡、处决的命运而难以筹措，即使聊胜于无地弄到一点，又常被农协各级拦截、克扣……

另一方面，在唐生智对农运反感日增的同时，他又不想与农运反目。他是深知蒋介石的那颗枭雄之心的——早晚欲将中国，当然也包括他唐生智尽收彀中。而有共产党的存在，在相互掣肘相互利用中，未来中国就有了三分天下的可能……

蒋介石是蓄势待时，引而未发；唐生智是委曲求全，克己复礼，两人均以“大局”为重。一般的北伐军官们，则早在军中闹成了一锅滚粥。

曾国藩以湘军激活了一个湘省经济的实绩，似乎给以后的湘人树立了一个习武从戎可以快速致富的榜样，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出身于地主家庭。而北伐军的队伍滚雪球般地壮大，正发生在由粤入湘后，便使得军中不断有家里被斗、被抄的消息传来，农民们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原本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乃至如飞“蝗”云集，吃完大户后还要重罚，再殷实的人家也一夜之间成了家徒四壁。不断有亲属如丧家之犬，凄惶地由各地躲避来军营，亲属们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诉说，让曾经以为是别有用心分子的离间的怀疑，一下雾散雪崩。

即便是熟稔并服膺三民主义的军官，一个有巨大穿透力的纳闷，如子弹般打得脸上满是悲戚，满是凝重，满是山雨欲来：国民革命的神圣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以先总理的遗志去统一中国，怎么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这农民运动却改弦易辙，刨到自家的祖坟地上来了呢？倘若家里有人像李立三的父亲一样在乡下遭处决了，他们决不会如李立三同志一样，掩埋好父亲的尸首，擦拭去心中的泪水，仍站到革命的旗帜下，继续前进，而是一个个血红了眼睛，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带一彪人马，回老家去杀个落花流水……

中共一级湖南区委的组织，竟没有能够保住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父亲的生命，这已经使他们看到了党对农民运动控制力的式微。

促使区委决意对其进行必要改造的缘由，还不仅仅是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引起了北伐军的哗然与动荡；而且，农民运动在诸多事情上乱了方寸，诸如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禁止男人穿长衫，坐轿子，强令妇女剪发，逼迫寡妇改嫁……又以防止地主将粮食外运为由，实行“谷米阻禁”，即在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粮食一概不能出境。以奢靡系剥削阶级恶习为由，禁止农民榨糖酿酒喂鸡，即便是在正月里也不准请戏班演戏……

可谓农运一开，商人、小手工业者、民间艺人纷纷失业，一个个拢着手站在南墙下晒太阳。那些世世代代循规蹈矩的农民，也突然感到自己成了瓜子仁，被“叭”地一声，给嗑出了传统生活的瓜子壳。整个湖南，则似乎被当做了一只五月的大石榴，欲将其经济流通、世俗生活的汁水，统统给挤个干净……

农运给了污蔑农运为“欺神灭道”、“共产共妻”的人，以诸多的免费口实。这与半个多世纪前，曾国藩以破坏中国道统来攻击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法门不二，如出一辙。

此时，并没有林彪、“四人帮”，也没有那一套套诸如“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每时每刻都在生长”的理论。由七十多年前的风走云奔、山河变色的湘界，你会感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爆发，其实并不太难……

中共湖南区委在10月、11月给中央的两次报告中，汇报了将要采取的政策。其中，有促使国民党左派加入农运，在农运中与他们充分合作。对国民党内不太反动的右派作必要的让步，以减少农村革命的阻力。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农运的领导，矫正左倾幼稚病……鉴于农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本身角度检查，主要为成分不纯，混进不良分子所致，故各地农协有必要进行“洗会”运动。

省农协为此发出布告，规定“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的农民，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加以淘汰。”“区农协的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充当，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须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在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地痞性质的人严厉制止，以免扰乱农民的组织。”（湖南《通俗日报》1927年1月21日）

在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1月16日发出的一份通告中，已就非如此将要面临的前景，拉响了炸耳惊心的警报——

这个运动如果不急谋救济的办法,在农村中要变成“广东的三月二十日”，在农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的空气，使农民运动发生绝大的危险。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1927年1月，这个月里，毛泽东对湖南进行了考察。

二月中旬，他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大纲，又将大纲扩充成一篇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长文，发表在3月5日出版的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

这篇报告，历来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经典性作品。因为它指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革命是挖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统治墙角的基本力量。肯定了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论述了农民武装问题的重要，强调了共产党必须站在前面满怀激情地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发展成为建立工农联盟、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成为日后逐渐形成的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历来少被人们注意与深思的是——

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一、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做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二、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联合战线的时期；三、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

当时正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是在半个多世纪后，他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出以上文字的。看得出来，面朝已驾鹤西去、站在九天之上的毛泽东的岸伟英灵，他下笔是端恭谨慎的，用辞也较温婉。但历史，是岁月已凝固成各色事件的建筑物的广场，拒绝一束束的灵光。如果能简单称其为“某些不足”的话，这些“不足”，却为日后中国革命的曲折艰辛、中国建设所要经历的巨大阵痛，埋下了一行行危险的伏笔……

1983年春，李维汉带病撰写回忆录

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前，曾在湖南区委作了一个相同内容的报告。报告完后，他问李维汉有什么意见。李以为，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大量对“痞子运动”的攻击，就只强调流氓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也有破坏性的一面。毛泽东当即表示接受这一意见，日后此文在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将“踏烂鞋皮的……”整个一段删去。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有一句专利属于他的话，即“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亦未收入他的选集里。但这一明确无误的指认，当时成了宝典，从墙头标语，手中纸旗，到审问、游乡时老妪童子都会喊的口号，“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回到武汉，毛泽东见到了张国焘——

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什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期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中共代表谭平山，也回到了武汉。会上，斯大林雷霆般威严的声音在支持毛泽东：“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中共湖南区委像是视自己为一个淘气的孩子，关在家里闷得无聊时，乱打了一个110电话报警，在赶紧写出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顿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

一些国民党左派也天真得可爱，以为农运这把火烧得越旺，早就有分裂之心的蒋介石，越不可能到火中去取那颗栗子。孙科跑到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地分配。”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一起，也是委员之一的邓演达先生提出：“要解决农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即由减租减息，马上转入没收并分配地主土地阶段”……

此时的毛泽东还在武汉国民政府上班。在土地委员会里，设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他是组长，主持起草一个土地问题的决议。

“这一文件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这个标准本身尽管不很明确，但还是比较温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组通过的一个《土地调查》，其内容则要激进得多。它规定：‘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13%（笔者注：意指以上诸种成分占农村总户数的13%），均是反革命的。’大家还记得，毛自己的父亲占有22亩地，因此，他为反革命所订的标准实在是非常低的。”（［美］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1987年12月第一版。单引号内，系施拉姆引自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

毛贻昌（1870年10 月15日－1920年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字顺生，号良弼，湖南湘潭人。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不够反革命的标准；但够这一标准、将被无偿剥夺土地的“反革命”，在三湘大地上，将多似仲春时节满目金黄的油菜花上那翩翩起舞的蜜蜂、蝴蝶。

谁都知道油菜能够榨油，谁都盼着早点榨油。中共湖南区委的同志们，觉得坐在油菜地里等候武汉国民政府颁布正式土地法令，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情。他们和毛泽东同一个想法：不要去等正式法令颁布了，在湖南可以立即实行自下而上的插标分田！毛泽东还预言：只要有四个或五个像湖南这样的省，那就有可能立即彻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三

一边是乡下群情如炽，一边是城里传言如织：

有人说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在乡间的亲属被农协杀害了。

有人说，也归唐生智所辖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已遭农协关押……

一双眼睛，发光，凶暴，还有几分因压抑太久而终于通畅的快意，就像一条大蜥蜴逮到了猎物时的眼睛。

5月21日晚，该军第三十四团团长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一到零点，该团兵分三路，分别包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单位，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转移及时、得以逃生，共牺牲二十余人，伤亡近十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均被洗劫一空。许克祥没有忘记审判处置了大量“土豪劣绅”的省特别法庭，将其捣毁封闭后，又打开监狱，所羁押人员全部释放。

次日上午，许克祥即派员取道广东，向一个多月前刚在沪上制造了“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蒋即在许有两颗星的校官肩章上多添了一颗星，以示褒扬。又在许的压力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为此事变辩称为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又有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马日事变”死难烈士、中共党员、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及妻子陈昌甫。

因为5月21日这天的电报代号是“马”，史称“马日事变”。

一个至少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也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一半以上、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时间惊天地，泣鬼神，驱虎逐罴，呼卢喝雉，怎么被驻守长沙的许克祥团那一千余杆枪一捅就破了呢？即使那十万支以上的梭镖队不算武装的话，湖南各级农协要拿出一千支以上的枪来，并不比吃几家大户、一次杀百十头猪更困难。

各家自有各家的看法。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看法，自然是“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城，干净之土，蒙此秽污”……人神共愤。失道寡助。

需要说的是共产党内的看法，在“马日事变”后两个多月举行的武汉“八七”紧急会议上，会议一致认为：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及中央特派员指导自溃的结果。他们在可以调集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之前，却以进攻长沙——唐生智必与武汉国民政府翻脸为由，取消了这一计划。区委自行解散，头等人物每人发二百元，次要人物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

自然，这是会议主持者的描述，按照这一描述，李维汉当然执行了陈独秀所谓在反动潮流面前放弃农民运动而去迁就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这一批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李虽在各种情况下做过检讨，却心有不平：它“所依据的一些重要情节，基本上不符合事实，可是却成为几十年来论述党史和写文艺作品的根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一个在岁月里淘洗不去的细节，倒是“马日事变”中李维汉之所以有惊无险，日后还能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真多亏了在长沙近郊一个与徐特立友好的黎姓地主，他在该地主家里躲了七天……

在二十世纪常常将人血当成胭脂、人头视为蒜头的中国，发生在长沙的这桩血案，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却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即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如补丁一样，再也不能维持中国这只裂纹条条的碗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以枪杆子对话的日子业已结束。

“八七”紧急会议上，缺席的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又以特派员的身份派到湖南，纠正湖南同志们出现的错误倾向，并策划和领导一场新的起义。

参加“八七会议”的部分人员

毛泽东回到湖南，在十天之内，即8月20日这一天，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内称：

某同志来湘，道及共产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现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

——（《中央通讯》，转引自斯图加特·施拉姆《毛泽东》）

他的革命日程表上，一下提前了十二年。

按照这新的日程，刚刚在上海和长沙的血泊里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已经伫立在攻打冬宫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