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风暴雨！粗风暴雨来啦！”

“粗风暴雨！粗风暴雨来啦！”

题记：在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里，1947年春夏之季的沂蒙山区的天牛庙村，因早年父亲当了土匪被杀而逃去外地十九年的腻味，土改前夕回到村里，在当上了村农会筹委会新主任后，他整天吆喝的词儿就是：“粗风暴雨！粗风暴雨来啦！”

一

1946年夏天，中国各个解放区里地主富农大面积地不安、惊恐，或者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均源自于这年3、4月间，几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次赴延安的工作汇报。

他们是来自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薄一波，来自华中解放区的邓子恢和山东解放区的黎玉等。他们向党中央汇报的中心意思是，如果还在农村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广大的农民是不会满意的。

黎玉(1906－1986) ，原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人

1944年11月，在晋察冀边区的一次报告中，彭真已经透露出边区的“减租减息”开始走样：当减租减息斗争已被充分发动之后，左倾现象往往就会立马抬头。他所列举的主要表现是，干部们对地主能否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日本侵略者多持怀疑态度；每当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边区部分地主产生动摇，即有部分干部担心他们将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主张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许多干部认为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温和条文是错误的，他们在行动上拒绝接受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这一政策，或者还按苏维埃时期的做法，没收地主财产，允许农民不遵守佃租和抵押合同上的规定，不交租缴息，甚至一笔勾销旧债，或是抵金未能归还便索回押地……（参见［美］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1945至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显然，彭真是将此视为必须加以制止与纠正的左倾错误。他似乎不像做了山东省解放区主席的黎玉那样，善于理解与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

在山东，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明白，在向地主的清算中，要他们偿还的债，与他们欠下的债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必然联系，山东的许多村庄，都实行了一种所谓“七折八翻”的赔偿方法：“七”，指过去七年中地主多收了的租费或少付了的工钱，算出总数后再乘以“八”，即日本鬼子打进中国的年数。如此算下来，有地主因多收20元租费而遭罚8000元，有农民因某年少给4元工钱而获赔偿1000元，甚至被打过一个耳光，也折换成了赔偿100元……

在农民拨得风生水起的算盘声里，地主们要守住自己的地不那么容易。较典型的，在莒南县涝坡区，经过一番清算后，全区63户地主，在退出1221701斤粮食、7头牲畜和537267元钱外，还交出4197亩地。不过几天的工夫，黄世仁变成了杨白劳，杨白劳则做了黄世仁，“杨白劳”们若还钱不上，便只能靠卖地凑数了。到减租减息斗争结束后，莒南县许多村庄里已不再有地主，全县至少有六千户农民分到了土地。

山东境内，让地主眉悸心惊的还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批斗，雇工要价狮子大开口，经营式地主和用工的富农生产难以维继。八路军军属中的地主和富农家庭，并没有享有经济上的优惠待遇，更少政治上的安全感……由于害怕斗争进一步升级，1944年——1945年间，沿海地区有二千多名地主、富农，取道海上逃离山东，另外有些人投奔了日本人或国民党政权及其武装团伙。多数地主虽留了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

黎玉同志曾概括这些地主的破坏活动：

利用部分农民认为国民党不久就会卷土重来的心理，散布谣言；夺回以前卖出或分出的土地；对于农民施以小恩小惠（如借点钱、种子、肥料等），以小利骗取农民的同情，暗中与农民商定不减租或少减租，表面上却说按政府的规定减了；让自己的儿子参军，谋求军属的优惠待遇；贿赂村干部，给共产党员施以“糖衣炮弹”……

对于地主富农们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离山东，黎玉并不以为这是农民的过火行为所致。他将“过火行为”分为干部发动的与群众要求的两类，前一类，则要注意避免，后一类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他肯定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以为后者的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揭穿了人世间地主与农民关系中的一切把戏。在一次声色俱厉的报告里，他的蝎虎子一般的目光，在对农民的过火行为感到忧心忡忡的干部中滑来滑去——

如果群众缺乏这种意识，他们怎么能够翻身呢？他们怎么能够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呢？群众将把任何企图阻止或改变他们革命行动的人视为斗争目标。如果你害怕群众的左倾，想要控制他们，不敢发动群众或给群众的行动泼冷水，那你就是在向右倾机会主义靠拢。

——（转引自［美］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

人性这玩意大抵如此——剥了几只基围虾，沾着香醋，舌蕾略吮鲜味后，便想着去海边，大口、大口地喝鲍鱼汤。减租减息可谓手到擒来的成功，引发了包括山东在内的一些解放区农民的变更土地所有关系的普遍要求。

以华北的晋冀鲁豫区为例，据太行山8个县29个村的调查，在减租减息之外，村民总数50%的农民，还分得了18696亩土地。据太岳区长子县6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斗争结束后，主要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赤贫由189户减少到7户，贫农由638户减少到389户。该区的一些地方，已开始普遍没收地主土地，“在那些地方提出三亩推平口号（即每人3亩平均分配），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到“重重地打击了中农，他们主张中农不分斗争果实，只能亦在被推平之列。”（《晋冀鲁豫局关于五个月来发动群众的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6年3月26日）

减租减息大会

1946年3、4月间，薄一波、邓子恢和黎玉等人向中央汇报后，由刘少奇执笔起草一个文件，中央又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正式文件。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以此作为党内指示下达各解放区，这便是著名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学者们常简称为《五四指示》。

指示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虽然在指示的任何一条里，都未出现“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或“无偿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等字眼，指示却要求各解放区在一场可以预见的大风暴来临时，不能心口发虚、脚板作软——

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予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予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看着这“五不怕”、“三应当”几近泄洪一样排挞而下的文字，大概党内没有人会将这份指示束之以高阁，因为谁都从中读出了中共土地政策发生大转捩的信号，即由抗战时期及胜利初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转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或者说，由削弱、限制地主制经济的政策，变为消灭地主制经济的政策。

二

这一转捩，即便是在党内，也有一部分同志始料不及，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的同盟者们，更被蒙在鼓里。不过一年以前，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里，毛泽东的话，还言犹在耳：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论联合政府》

半年过后，周恩来在重庆公开重申了中共的这一态度，他说：减租减息仍将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留待将来解决。（见《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5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占到了绝对的优势——在军事上，国民党有430万兵力，其中200万是正规军，这些军队接受了11万侵华日军的装备，又有美国提供的大批先进武器；共产党只有兵力127万，其中野战军61万，没有海军、空军，装备落后，大抵上可以概括为“小米加步枪”。

在经济上，国民党统治区，约占全国面积的76%，有近三点四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全国绝大部分铁路，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而且有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全面援助；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约占全国面积的24%，人口只有一点三六亿，近代工业几近空白，基本上一个屁股都坐在了社会发展全面落后的农村，而且没有外援。

双方力量至为悬殊外，更重要的还有，饱受了战争涂炭的中国，在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战中，付出了极其惨烈、惨重的代价，共伤亡二千一百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三百八十多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二，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一千亿美金以上。

寻求和平，维护和平——对休养山河抚慰苍生有利，对壮大共产党的力量有利，对赢得国统区里广大的百姓和知识分子的人心有利。

毛泽东在蒋介石邀他赴渝谈判的第三封电报后，复电称：“……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1945年8月底，毛泽东应带着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愿望，登上了赴重庆谈判的飞机。在重庆冠盖如云、酬酢纷纶的那些日子里，他通过记者告诉世界，未来的中国将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外，还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他还在张治中为他举行的盛大欢送宴会上，发表告别词，内称：“中国还要三五十年的努力，要全国人民、各党派，共同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行三民主义。大家要一条心，长期合作，不能作别的打算。”

在场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注意到，重庆的气候使他不如来时那样容光焕发，但“他告别词的声音由缓而昂，最后使用了浑身力量在高喊”，大约传达了他眺望中国未来前景的坚定之力。宴会在一片“新中国万岁！”“蒋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山城昨夜绮筵开，毛泽东辞别重庆》《新民报》1945年10月9日）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右一）结束了对重庆的访问返回延安，张治中（右二）等到机场送行。

这一些，都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位卓越的谋略大师，在一生较少的不讲韬晦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纯净，一种一眼看上去就像一支红玫瑰静静地插在刚换过清水的玻璃花瓶中的纯净，而这支红玫瑰从丝丝花芯，到每一花瓣，都在殷殷地呼唤着和平……

毕生忠实于毛泽东的周恩来，因为也一定忠实于他的这一纯净，才可能在半年之后，仍在重庆信誓旦旦，“孙中山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必须顺序而进，非可倒置者。”“中国目前为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要保护私有财产，十年二十年内绝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因此，共产党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不会改变。

1945年冬天，蒋介石开始践踏《双十协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正在向各解放区集结的国民党军队，达到了八十万人。一进入1946年，从1月到6月，国民党军队对各解放区发动了四千多次挑衅，挑衅规模最大的是在东北，形成了关内小冲突、关外大冲突的局面。至6月，国民党的正规军已经有80%，站到了内战前线。那支红玫瑰尚未吐露出片刻的芬芳，转眼间，就要在铅块般厚重的硝烟气息里凋落……

1946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已经明白，蒋介石是他——当然也是中国革命终生的敌人。和平只是一纸空文，虽“英雄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首先将和平投入到血泊中去的是蒋介石。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对中共土地政策的突然转捩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炮火如闷雷一样已经隐隐响起在地平线上的内战本身。“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美］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

其实，早在1945年底，毛泽东本人已经在一篇文章中，道破了这一因果关系——

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五四指示》是这一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果。共产党却不想广而布之，公告天下。在这一指示作为党内指示下达各解放区后的第九天，一份《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便下达了，该指示规定：

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

地主的命运，仿佛成了风向之标。

地主本身，则似乎是某种祭刀之牲，一旦战火重开，就得让它刀口舔血。

而眼下，虽然地平线上有闷雷声隐隐响起，但和平这只洁白的鸽子，还在人民的心空上飞旋。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双方谁都愿早点离开这张充当道具的桌子，谁又不想第一个离开它。此时谈判的这一形式，远比其内容重要……

三

按照经典说法，内战全面爆发的日子是1946年6月26日。以这一天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随后从7月到9月止，国民党军队先后进攻了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这即是说，常在蒋介石手里玩的那只鸽子，已被他扼断了脖子，那张作障眼法使的桌子业已搬走。对于被迫却坚定地走上这你死我活、最后一场大仗恶仗的共产党来说，已经无所谓“刺激”或者不“刺激”国民党反动派了。但内战打响之后，在土地政策上，毛泽东仍不打算“实话实说”。

同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其大意是“向他们说明我党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不久，中共中央制定出了一种拟予公布的土地政策，这便是一份《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提议为草案稿，供各解放区讨论提出意见。草案稿里，与地主直接有关的政策非常具体，比如有：

凡属地主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额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以法令征购之；

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购之土地之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之，大概以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上下为适宜……并应注意地主保留之土地的质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坏地；

凡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二年以上，及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之地主，应保留等于中农四倍以下之土地免于征购；

凡不在地主（即逃亡地主）之土地，在该地主未返回前由政府征收之，但在该地主返回后，即按地主土地征购之；

凡因实行土地改革而使生活困难之地主家庭，有适宜作公教人员者，政府应酌情录用之……

今天，将这份拟公布的土地政策，与已经下达党内的《五四指示》对照起来看，后人大约会有的印象是：一边是在“五不怕”、“三应当”几近泻洪一样排挞而下的文字里，将很快听到地主阶级陷于灭顶之灾时的惊呼与哀号；一边是克制、客观、宽容、平和，人们很容易想起七十年代之末，来自中南海的一个决定，让多年来不过是软体动物的地主富农，在无边的泪花里抖抖索索，一下还了人形。

一边是以斗争为猛药，攻农村之沉疴；一边是以疏导为文火，消社会之积弊。一边真要做的，深文周纳，决不掉以轻心；一边是给外人看的，也详而备之，不走过场……

如此霄壤之别，十一年后还有一次，它众所周知地发生在1957年五、六月的所谓“大鸣大放”里——

中国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统战部门，一边以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热情，召开着消耗了千万吨茶水、千万吨纸张的整风座谈会；一边又频繁地接受着来自北京的雪花般绵延不绝的秘密指示。好似一幕大戏即将首演的后台，化妆师、灯光师、美工师们怀着半是紧张、半是兴奋的心情，在各自的行当里精益求精，纵横捭阖，以便开场铃声一响，即往台上隆重推出各个品种齐全、打扮齐全的“右派分子”……

——（拙著《禅机：1957》）

后一次显然为的是“引蛇出洞”，这“蛇”当然是知识分子。

前一次为的是什么呢？打算向些什么人，一时掩盖起中共土地政策的这一重大转捩呢？

从中共中央为了如何向民盟人士说明党的土地政策，专门给尚在南京任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的周恩来、董必武下达指示来看，这些暂时还不想让其知道的人，主要仍是知识分子，准确点说，他们是在时空上或心空上，投奔了国民党的右派知识分子与投奔了共产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中间派，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则可谓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满并敢于公开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与黑箱政治。从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章乃器、张东荪、储安平、王造时等民盟代表人物身上，后人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既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国忧民情怀，身后又多有西方人文主义与民主宪政的学养背景。正是两者的交汇激荡，使得在中国无数个死气沉沉的日子里，“五·四”这一天脱颖而出，在他们这代人的打磨下，有了“民主”的灵动造型，有了“科学”的釉亮光泽。由于他们对“五四”价值的守护，对“五四”精神的弘扬，必然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一个战场上，他被枪林弹雨愈来愈掏空了体力；另一个战场上，他被越来越沉雄的舆论拖垮了心力……

但这并不意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可圈可点，或心存狐疑，甚至深怀惕惧——

1947年3月8日的《观察》上，发表了该刊总编辑储安平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他像是个政治上的风水先生，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盟在未来的“风水”，均不看好：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呼应了。

抗战胜利后的这一年来，在国统区关于解放区里斗争、清算地主阶级，和乱打乱杀的绘声绘色的报道，令人汗毛陡耸的传言，广为流布，其势日渐汹汹。不少人在思虑，它们到底是少数所谓“贫苦农民”实为痞子、懒汉在趁火打劫，还是一批急于要将“共产主义”提前到今日的地方干部走火入魔?

1946年上半年，数千名地主，其中多是中小地主携妇将雏，灰头垢面，从苏北解放区惶惶逃离，逃到了上海、南京，一时间被各媒体称之为“难民潮”，使得沪宁两地的许多知识分子日愈相信，在这两者之中，恐怕情形是属于后者。

似乎打的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却痛在了城里的知识分子身上。一下令人联想起当年北伐军由粤入湘后，多数人家里是地主的军官们的心，一片动荡起来，乡下不断有家里被斗、被抄的消息传来，军营里不断有各地躲避来的亲属们作劫后余生的诉说……作为导火索之一，正导致了“马日事变”的爆发。

孝子贤孙、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等成语，却并不适应于一切知识分子。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一些著名的活跃人物，家里并不是地主。如罗隆基，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王造时，父亲先是放排工人，以后做起了竹木生意。梁漱溟，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皆中举而入仕途，可谓“世宦之家”，但曾祖卸任时，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父亲四十岁方入仕途，在此之前在乡间“义学”教书为生，饱尝了市井琐碎、民间疾苦……

他们惕惧不安，并作了强烈反应，恐怕主要是——时下解放区的农村情形只是庞大冰山之一角，中共若决心以激烈手段改造农村，便意味日后中共坐了江山亦会以革命去重塑社会——而这显然不合他们理想的政治理念。

1946年8月1日，以自由知识分子为智库的《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它强调：现在全国人民想要两样东西，一是想让共产党保证履行其于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二是想要国民党政府贯彻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民生原则。

此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产党大体上恭而敬之。这固然因为两党对垒中，在共产党的一个日益壮大的精神后方，由周恩来联系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始终是一支独步风云的方面军。此外，一个彰显的事实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尚未被收归“国有”，知识分子的人格，亦未被吸附进“单位”的“公共人格”之前，又尤在英雄未立、天下失序时期，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说：

在百万大军作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

——（《国史新论》）

如祝勇先生所说：

战乱与动荡，几乎可以使文人与政治家平起平坐，他们身处体制之外，可凭个人意气干预政治，亦可蔑视政治权力，却不必受制于体制内的运作。

——（《英雄何为气短》）

在烽烟乍起、共产党前途未卜的1946年，似乎毛泽东还没有精力，更缺少实力，来向那些习惯于穿西装、打领带，常常说英文与讲汉语同样流利的人们证明：东方的这块古老而又罪恶的大地上，倘若没有一回回火焰与血水的荡涤，中国决不会有新生的圣洁与明丽！

大概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脆弱的神经，和他们往往良好的自我感觉呈现了强烈的反差，而现在，还不到打破这批人良好感觉的时候……

同年12月，在《五四指示》在党内下达大半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公布了《政府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依据该条例，地主家庭可拥有的人均土地是中农家庭人均土地的1.5倍，超过这一数量的土地都要卖给政府。那些在抗战期间有贡献的地主，可以保留两倍于一般中农人均土地的土地。富农的土地不属于征购的范围。由乡政府、乡农会与地主共同商定土地征购价格。一般情况下，这一价格不得超过该土地两年收获的总价值，也不得少于一年收获的总价值。政府购得土地后，按半价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者可在十年内付清地价款。若农民穷得实在无法偿付，可向边区政府提出免除付款的申请。贫农购买的土地，加上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中农平均拥有的土地。贫雇农和贫穷的军属，在购买此类土地时拥有优先权。

12月24日，新华社延安电讯：在延安以北约160公里处的绥德县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实行了和平土改。从11月25日开始的九天时间里，政府不但结束了征购土地，全村61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还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7200斤粮食，买到了近1500亩土地。平均一亩地还不到5斤粮食，这远低于边区政府自己规定的土地价格的买，等于白送，那么先前地主卖给政府的，也就等于白送。两轮白送的土改，自然是和平土改。

过了两天，在新华社的北平电讯里，又将这条消息发布了一遍。

充溢着和平空气的，并不仅仅是贺家川村，据有关资料，在《五四指示》下达初期，各解放区的地主献田达到了33200余亩（见《大众日报》1946年8月24日）。献田的地主中，大抵是三种情况：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军人、干部，以力促家里人向农民献田，表明自己固若金汤的革命立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开明绅士，如走进了《毛泽东选集》的李鼎铭先生；一些地主说蠢也蠢，大浪滔滔已经卷去了裤衩，他还站在水里捉上衣的虱子。他们只献出少部分土地，其中多是差地、远地，保留大部分土地，又以好地、近地居多；或者献田给关系不错的个人，期待风头过后再将地收回来……

新华社电讯里不会再提到的是，这种几近于两头白送的和平土改，大约只开展了两个月，便在许多地方被批判为一种右的倾向，而在1946年10月后偃旗息鼓了。

四

拙著《禅机：1957》里，康生给我的印象如下——

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者吟风弄月；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结实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

他又像是一只颇得主人赏识的狮毛狗：主人不用它，它无声无息，偏于一隅，悲哀与凄凉，只拌着华贵的狗食咽进自己肚里；然而，只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来了，总能够让主人在颇为孤单的时候平添几分温暖，或是让主人在某种世相未脱浑沌之时，就变得异常地“清醒”……

这次，康生是在1946年12月中旬结束他自延安整风后的沉寂。

按毛泽东的指示，他带着七个人，去了离延安以西约160公里的陇东，毛要他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怎样。在陇东呆了五个星期后，他回到延安，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中央党校。他发表了一篇措辞激昂的演讲，批判在整个陇东弥漫着一股对地主妥协与温和的气氛，主张唤起民众，无须划定任何框框，一切由着农民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次年3月，康生奉命考察山西土改。

康生在晋西北的临县一个叫郝家坡的村子住了下来。这一住，住了近四个月。他带来的土改新标准是：第一看历史，不但要看一个人现在有多少土地、财产，而且要查他家历史上，起码是三代以内的土地、财产及有无剥削的情况；第二看政治，作为农民的政治表现，集中反映在群众对其的态度里；第三看生活，即要看一个人的家中生活状况怎样。

这不是什么新的标准，而是一条肚皮隆起、游移显得有些笨拙的大鱼，在终于可以撒籽的时候，畅快地在水中一路泻下天文数字的鱼籽——

郝家坡村原有地主3户，富农6户，现划地主6户，富农8户，占全村总户数由原先的4.8%,增加到11.3%。大概考虑到住着一位领导同志的村子里，不能弄得环境漆黑，便手中有所敛制。而在临县121个行政村、58400的总户数中，地富已划到9557户，占总户数的16.3%；在晋绥分局所在地的兴县，有一个蔡家崖行政村，在552户人家中，被划为地富的有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日后被证明确实划错了的有50多户，人口300人左右。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在康生的精心指导下，侥幸没有被拔高为“地主”、“富农”成分的中农，其地契拿在手里，也随时可能变成一只飞掉的鸟儿。在晋绥老区，据河曲、保德、兴县三个县的统计，在土改没收征收的总土地中，抽动中农的土地一般要占到45%以上，在河曲、保德的部分村子，甚至达到了80%以上。在属于半老区的五寨、神池、方山、中阳、崞县、静乐、朔县、山阴等8个县，这个数字平均统计下来，是36.1%。（见《土改整党中几个基本数字的估计》晋绥分局秘书处1948年）

工商业者也受到严重侵犯。康生有一个提法是，在向地主作斗争的同时，决不能放过了“化形地主”。在他的眼里，如同地主穿破衣服装穷，地主亦会披挂起一副商人打扮，而企图金蝉脱壳。据晋绥五个分区十个城镇的事后统计，在原有2603家商号中，“因土改、征收营业税、惩治经济反革命扩大了范围而停业者756家，占总户数29%。”“最严重者，如朔县农民进城大闹三天，全市被没收的500多家中，有240家是正当的工商业。”（《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1949年1月30日由晋绥党代表会议通过）

康生的规则转变成乡村内无数复仇行动。康生不仅没收地主的房子和财产，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且煽动农民对地主和他们随从的仇恨。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鼓励农民通过杀死地主和富农，来结清宿怨。康生丰富的经历从未抑制他对土地改革的严厉措施的热情……党内执行土改政策的小分队，被派到最遥远的乡村，组织当地的农民，组成土改小组，他们发动贫农和雇农去反对富农。当仇恨达到极点时，农民被鼓励在“诉苦大会”的讲坛上诉说在“土豪”手里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些大会经常以土改小组带领群众高呼“枪毙他！枪毙他！”或“杀！杀！杀！”而告结束。负责这个过程的干部会裁决地主犯了严重罪行，判处他们死刑，并且下令拉出去就地处决。

处决过程与判决过程一样没有丝毫怜悯。许多地主被枪决、吊死、杀头、殴打致死，被钉在建筑物的墙上，或者被活埋。一些令人恐惧的行话，说明了康生所发明的奇特处死方法：在冬天里让人穿上薄棉衣，将水浇在他身上，直到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将他冻死，这叫“穿玻璃衣”；把人活埋在雪中，这叫“冷冻”；将他埋在坑里，埋到颈部露出脑子，再弄碎他的头盖骨，这叫“开花”……

——（［美］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

康生那对闪烁着蜥蜴般幽光的眼睛，终于大面积地收获着跳蚤醉血式的欢愉。

大约两个月里，在山西这台古老的电视机上，男人打地主、富农，女人打地主婆、富农婆，孩子打“小地主”、“小富农”，成了全频道的节目。“节目”上演得最生猛的地方，是林县，这里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由于乱打乱杀的风潮，是和拔高阶级成分、扩大打击面的错误同时发生的，“节目”里被施暴者的角色，不一定就是地主富农。据兴县当时的统计，在8个区290个村庄中，有1051人被打死，其中，中农和贫雇农占到了三分之一强。（赵晋刘树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党史文汇》1987年第5期）

凡涉及到人斗人的群众运动，当群众几乎被当成上帝一样给顶礼膜拜时，大抵他们离从这宝座上被踢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广大的升斗百姓，在一回回的人斗人的群众运动中，除了收获彼此经年不息的纠葛，一代人甚至两代人都冰释不了的恚怨，还有大量的苦难与血泪外，难道还能再得到些什么吗？

眼下，历史尚不清楚这藏在中国政治黑匣子里的秘密。大抵，在山西这台电视机的所有频道上，群众还在快乐地做着上帝……

五

中共中央原计划于《五四指示》发布一周年时，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总结各解放区经验，制定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毛泽东派出康生率领的中央考察团，到山西考察并指导当地土改，便是为此作准备的。1947年春，胡宗南部进犯陕北，使这一计划搁浅。

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并分为两摊。一摊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率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驻陕甘宁边区，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摊，由刘少奇、朱德两位书记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7月初抵达西柏坡。

同月17日，即受中央委托，在此召开了土地会议，后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及康生、陈伯达等，东北、冀热辽、晋察冀、晋绥、冀鲁豫、山东、陕甘宁等解放区的领导人彭真、聂荣臻、胡锡奎、刘秀峰、薄一波、李雪峰、张稼夫、李卓然等。此外，华北地区大多数地委、晋察冀野战军每个旅，均派出一名代表，总计107人。在其时日趋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召开的这次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讨论土地问题的会议，最突出地显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共十六条又十项，其中较能体现其特征的内容有——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一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二条）

即无论大、中、小地主，一般地主与恶霸地主，顽固地主与开明地主……一律没收其私有土地。

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第八条）

所谓“其他财产”，即是指一般来自“砍挖”运动中的地主、富农的浮财和底财。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第四条）

一风吹了的，不仅有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放出去的贷款，还有农民之间的债务，农民与工商业者之间的债务。一般地说，总是贫雇农向中农借贷的多。

……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第三条）

虽然中农的土地，与“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无关，但按人头平均分地的结果，必然“抽多”、“抽肥”的是中农，而“补少”、“补瘦”的是贫雇农。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第五条）

因为贫农团是农会的核心，“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既是土改斗争的权力拥有者，又是这一斗争的巨大受益者。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第十三条）

在土改运动中，贫雇农不但拥有行政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握有司法权。

蒋介石王朝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个机会，仔细想想，是被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给哗哗地冲进了马桶的。

这次会议后，随着平分土地在各解放区的迅速展开，农民的心里，都成了一片散发出浓烈麦香的晒场，而晒场上像石磙一样忙碌滚动的，是两条响彻了大江南北的口号——

“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

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少有260万以上分到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了解放军，保证了我军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此外，协助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作战的民兵，也达到了220多万人次。

我军高级指挥员们的脸上红里带紫，阳光般粲然，一个个由衷地赞叹：

我军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军士气日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他们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刘伯承）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不想再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他料定在革命车轮排山倒海呼啸而过的铿锵节律前，他们很快就会失去“自由”的本钱，岂管他们是什么大学教授、报纸主笔、杂志总编、社会贤达，大抵只能学生般俯下身来凝神静听。这次会议在9月13日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便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公布于世。

这次会议闭幕前，刘少奇作了结论报告。其中一个非同小可的意见是，在分析以往土地革命未能彻底的诸种原因中，他将“党内不纯”视为首要的、“带基本性质的原因”。在这之前，即8月4日，他已经就自己经晋绥到晋察冀一路考察，及此次会议所反映出来的有关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在刘少奇眼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成分不纯、立场暧昧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令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宁的地步。报告称——

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

区村干部及支部委员里，中农是主要成分；

中农、贫农出身的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党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

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

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对地主有些包庇……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大多同情地主……

——（见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47年8月4日）

“出身”，这是该报告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犹如看女人是否年轻，你就看她的脖子。要看干部是否可靠，你就看他的出身。似乎在刘少奇眼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干部们无法用政治脂粉、红色奶霜去遮掩的“脖子”。此说却大可商榷。

1953年，高岗在他写的一份被认为是具有诋毁性的材料里，透露刘少奇出身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但在1951年土改时，后者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小土地出租。刘少奇即使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相信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也决不会怀疑，宛如一架剔去了浮土的大山，他历来坚定捍卫革命的原则性与纯洁性的立场，会因此而退后几分……

他身边坐着的康生同志也如活泼泼的阳光，在松软着他那一颗紧结得似老棉絮的忧心。

原本叫张少卿的康生，也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叫张发祥，有土地一千余亩，横跨山东省南部的胶县和诸城县。作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张发祥及其家人从不参加田间劳动，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给了佃农，收入足以保证其过上富裕而又舒适的生活。在胶县一个叫大台庄的村子，在一座有32间房子的平房群，康生度过了他最初的十六年。除了他的亲妈，父亲还讨了一名小妾。张家设了一名帐房管收租事宜，一名仆人跑腿，一名长工种蔬菜，此外，还雇了五名妇女烹调洗晒，以及照料服侍康生和他的三个哥哥……

——（参见［美］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

正是从这座平房群里走出来的、饱受溺爱娇惯的张家幼子，日后在延安许多人眼里，成为了党内的红色恐怖之父！1946年至1947年间，在山西、山东，让一切听说了他名字的地主、富农，甚至中农，肝胆欲裂，丧魂失魄，天可怜见！若想在康生的所作所为里，发现他对“敌人”的动摇彷徨，恻隐之心，乃至里应外合，大约便像在今日大量情挑、惊悚、搞笑的电视剧里，要找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样荒唐……

就下面的各解放区而言，如果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在各级政权班子中的确占有很大百分比，那么在山西、山东等地普遍反映出的倒是，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干部们，不但常常眼睁睁地或者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己的家庭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被烤成渐渐干缩、冒烟的馒头片，而且掉过头来，他们把更多的地主、富农，乃至中农，扔上这块铁板时，绝不会有半点的心慈手软，只可能将馒头片再变成一团碳黑……

于是，1947年春夏之交，各解放区的土改复查中已经出现的左倾思潮，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得以继续蔓延，并在这一年的十一、十二月间，达到了顶点——

虽然在《中国土地法大纲》里清楚写明，乡村中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但各解放区在分配土地财产时，无一将地主、富农与农民同等对待。前者分到手的土地，不是比后者少，就是土地质量贫瘠，位置偏远。在许多地方，土地的占有形态变成了“倒宝塔形”，即贫雇农占地最多，最好。中农一般。地主、富农最少、最次。

然而，有地可分、还能够靠劳动吃饭，吃不了干饭能喝上一碗粥的地方，便是地主、富农的香格里拉了。在另外一些地方，“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甚至在驱赶时，不让其带走任何财产，叫做‘净身出走’。”或者，“让地主给原来的雇农（也有给贫农的）当长工，说是‘叫老财也尝尝咱们过去的苦，”……（参见张永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更严重的是，因为对地主、富农断其生路，引起了一些地方人心的普遍恐慌，“不仅地主、富农逃亡，而且连中农、甚至贫农也逃亡。例如在晋绥的怀仁三区，全家逃亡和个人逃亡的有128户，其中，中农就有86户；左云三区逃亡234户，其中，中农就有92户，贫农17户。”（《晋绥五分区代表团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0月）

在陕北的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下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有的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情况的报告》1948年1月19日）

“康生”，在这块惊魂绵延、人祸不绝的土地上，并不仅代表着一个已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的名字，一个最终凋零了的红色恐怖神话，而意味着一种曾流布国中的民族自虐现象，一种在野草般疯漫的外表下却极为必然、冷静的内在机理。

此种混乱局面，大约一直延续到了1948年1月。本月里，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定左倾思潮，已经成为当前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危险。

据此精神，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它阐述了六个问题：

一、根据什么来划分农村阶级；

二、应该坚定地团结全体中农；

三、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

四、对工商业政策；

五、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

六、打人杀人问题。

该讲话全面阐明了正确的政策，颇为尖锐地批判了各种左倾错误。此后，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土地改革的正式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在任弼时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1994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综观建国以来，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欲罢未罢之际，毛泽东的睿智，似乎还表现在，当他对于酿成某种错误倾向负有主要责任，并已导致了他在党内外的巨大信任危机时，总是他首先拨开层云，站出来反对这一倾向，俨然这一段他是住在深山古刹里的方丈，吟哦秦皇岛外打渔船的诗人，对尘世间的激荡与喧嚣全然不知，从而渐渐化解了那步步逼近的危机。

倘若此论大抵成立，那么，在眼下，便可见端倪了——

毛泽东派遣康生率考察团赴山西考察并指导土改，本就是为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作准备的。而且，“现有的许多资料，都告诉我们，有关土地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会前的准备和会议的开法，会议前期所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整编党和群众队伍，开展民主运动的问题），会议后期决定讨论如何平分土地和制定土地法大纲等等，刘少奇都事先向党中央报告并取得同意。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提议，几乎都是表示赞成的。”

——（张永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其中，对于刘少奇关于解放区农村中基层政权的分析，相信毛泽东也并不陌生。尚在江西苏区“反AB团”斗争时，他便将“AB团”断言为大批钻进党内军内的地富分子。比起刘，毛干脆省略了中间环节——出身。

此外，在1947年10月末，康生又率中央土改工作团来到他的家乡山东。一行人中除了他的老婆曹轶鸥、当年还是青年经济学家的于光远，还有一位代名杨永福的瘦高青年，他对外的身份为康生的机要秘书，此人正是自苏联归国不是太久的毛岸英。这期间，毛岸英告诉师哲：

（我）差不多两周就给父亲一封信，报告我在工作中学习、又在学习中工作的经验和心得，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康生的教导和指示下进行和获得的。康生有极其丰富的土改工作经验，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康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是很多的，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

——（转引自景玉川著《饶漱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版）

然而，在这次会议所酿成的遍布各解放区的左倾错误走到顶点之后，又是毛泽东先知先觉，英明伟大，为党把舵，为民立极，第一个拨乱反正。

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的春节来到了。

这一年，胜利者还只有55岁，诚如日后去莫斯科为斯大林七十岁生日祝寿时，斯大林当面告诉他：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毛泽东的脸上，天庭饱满，神爽气迈，宛若一轮高悬的新月。

此刻，他大约不会想起韶山冲自家老屋的大门上，每到春节，父亲就要贴上去的一副大红对联。在中国南方、北方的农村中都流行的几副对联里，有一副最为地老天荒——

土生万物由来远

地载群伦自古尊

这是太久远的往事了……

但在胜利的桅杆已经清晰地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之时，睬在西柏坡松软的新雪上，毛泽东一定会开始谋划——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已贴上或将要贴上各种阶级标签的人们，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家后，将要面临着怎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