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文化及“士改”

痞子文化及“士改”

一

建国初起的土改运动中，有两类人，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第一类人，有着种种的称谓：勇敢分子，痞子，流氓，二流子，鸡鸣狗盗之徒，或者往庄严上说——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Lumpenproletaviat，是随《共产党宣言》流传进中国的。

参加了西北土改参观团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随工作组来到了陕西省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的东大村。村农会主任靖生富，马上主持开了个欢迎会，会上由村干部们介绍村里各方面的情况。当时，还看不出靖生富此人有什么问题。

住下来后，工作组即分开家访，访问对象多是贫雇农，着重了解他们对于划分本村地主和乡村干部的看法。跟了几家，朱光潜发现，群众对于地主剥削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还比较敢说；当问及干部的意见，多数人都说：很好，没有什么。偶尔口气里有流露不满的，也只含糊其辞，不得要领……最后，工作组发现了几个被靖生富开除出农会的农民，逐渐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此人的一些劣迹。为了搞准材料，工作组派了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与那几个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又通过他们串联扎根，终于弄清楚了靖生富的真面目。

靖生富本是一个贫农，可好逸恶劳，去终南山里落草当过土匪。解放后，东大村原农会主任去了乡农会当主任，职务一时空缺，他站出来说：这个苦差事，既然没有人干，就让我来干，我不怕吃苦！见他满脸匪气，村干部没有一个敢说“不”字。他当上村农会主任后，即起用了几个亲信当农会委员和村民兵队长。

1950年征公粮，靖生富在村里多征了306石，没有缴入国家粮库，也没有在村财务进账。一户农民在征公粮单上漏列了名字，靖生富私下向他索要白米二斗，便让对方免缴了公粮。村里邀戏班唱秦腔，他决定每户依年收每石粮出米五合，东大村是个有三百多户的大村，聚拢来可是个大数目，其中少数给了戏班，多数进了他家的粮圈……几个农民看在眼里，背着他，算了一次村里的财务账，这一算，他露馅了。表面上态度老实了些，但很快他热络好乡领导，又找来种种须有、莫须有的岔子，将他们开除出了村农会。

此后，靖生富在村里更是一味独断专行，不准群众提意见，谁提意见，他就给谁扣上“反动派”、“地富走卒”、“捣乱农会”的帽子。殴打群众，也是他的家常便饭。一次，邻家一个妇女，鼓着胆子，进了他家院子寻他说理，正睡在床上化胀消食的他，光着个黑乎乎的大腚跳下床，摸起根劈柴，将那妇女痛打了一顿。更严重的是，土改前夕，他常在地主家吃肉喝酒，帮助地主设法收回租佃出去的土地，又赶快卖掉。他的亲信之一张福堂，一边在村农会里当调解委员，一边走乡串村贩卖白面，据说资本还是他出的……

对靖生富，东大村的群众都恨得牙关痒痒的，多数人却敢怒而不敢言。工作组进村的前夜，他仍在威胁村民：“土改工作组不会跟你们过一辈子。他们走后，凡说了我老靖坏话的，我一刀子一个，叫他的脑袋成落地的西瓜！”

——（见朱光潜《检讨靖生富——西北土改所见之一》）

此类人物，在南方把持了基层农会的也不少。

在赣南南康县田田乡，村乡干部背景不纯是一个普遍现象。乡长干过旧政权的保安警察。副乡长中农成分，却是全乡妇孺皆知的鸦片烟鬼，直到组建乡政府前才说是戒了。第三村的村主任，以前在墟上专吃赌博饭，赢了钱，便花天酒地，呼朋引类，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副主任，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二年多兵，也是个赌儿……

在第一期土改中，田田乡最为热衷的事情是没收地主的财产。大轰大翻一番的结果，是很多的财物都落入了干部们的腰包。此外，搞没收的那几天，凡是参加了没收的人，都到农会的大屋里吃公饭，每餐排开六桌，一尺多高的酒壶六把。后院里杀猪宰鸡，水滚刀飞，血漫尸横，常常是没收回来，即现宰现烧现吃……也许，真是有着普天同庆的好意，要不，却是出于将水搞个大浑大浊的心机，乡里儿童团到村子里扭了几圈秧歌，也叫到农会来享用公饭……

二期土改的工作组到后，仅在第一村初步清点，光谷子就吃掉了四千多斤。贫雇农私下纷纷向工作组反映：干部们经济上一下就翻了身，肚皮里也长起了板油，而咱们只分到一点破烂和不合用的物件……

之所以称这类人为“勇敢分子”，他们信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或者说，他们让这句出自于革命经典上的话变得气味不正：失去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获得的是整个世界。犹如蟑螂总是在潮热的夏夜大量繁殖，他们极善于利用突变、动荡和失序的政治气候，当大多数人尚浑然、茫然、愕然、惶然而无以应对之时，他们像美洲豹一样跃上了权力的峰巅，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抛弃了昔日恶劣的生存条件。

太平日子里他们起不来，他们只能是乱世的副产品。他们代表了一条权力向下层人开放的黑道。卖过狗肉的刘邦如此，原先落草在终南山为寇的靖生富亦如此，在宋代之前，黑道却屡屡变成了皇道。

之所以称这类人为“痞子”，他们没有良知，没有尊严，无论对现世、还是对来世，没有一丝一毫的敬畏之心。他们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不少人歇斯底里，表现有偏执狂、自欺狂，或许还有如义和团一样在神教、道统名义下的拯救狂……

他们热衷于破坏，不但砸烂贵族，有可能的话，也要摧毁一切有恒心恒产的劳动者。在破坏中一泻对贵族意淫的呻吟，享受着往日对他们嗤之以鼻的劳动者今日被其玩弄于股掌间的快意。他们拒绝建设，因为建设联系着普通人平凡的脚踏实地的劳动生活，浸染着生活的全部美学原则。而多无一技之长、又憎恶普通人的生活，从不知美为何物的他们，一旦涉入了建设，便似一头野牛闯进了瓷器店……

其实，建国之前，这类人就已经让日后的研究者们为之“惊艳”了！

1947年冬，至次年春，在中原解放区和其他新区，土改中，“……无论是开仓散粮，分发浮财，还是分配土地，基本群众（特别是老实的贫雇农）都有顾虑，不大敢去要。得利最多的只是少数勇敢分子，而这些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又是流氓分子、投机分子、游手好闲分子等。”（张永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比这早些的，是东北土改。不会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也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张富英，外号张二坏，原先家里有二十来垧地，爹妈去世后，他又喝大酒，又逛道儿，家当都踢腾光了。完了他找三老四少，五亲六眷，拉扯些饥荒，开个煎饼铺。仗着他能说会唠，能写会算，结交的又多是一些打鱼摸虾的人物，在屯子里倒也自成一派。头年劈地的时候，杜善人找上他的门，送他五万块钱，两棒子烧酒，请他帮忙。他满口答应，往后就和杨老疙疸泡在一块堆，合计假分地。后来叫萧队长识破。打那回起，张二坏对萧队长又是怕，又是恨，又奈何不得。到煮夹生饭（原注：对土改不成熟的地方加强工作，叫做夹生饭）的时候，萧队长走了，张富英慢慢露脸，关了煎饼铺，参加斗争会，他能打能骂，敢作敢为。屯子里就有人说：“张二坏如今也不算坏了。”往后因他斗争积极，当了主任，人们也就不提他先前的事了……

张富英当上村农会主任后，他干得最像是主任干的活，就是在那几天灯喝油如龙喝水的日子，领着村民，大搞了一回“砍挖”运动。但运动一完，他做主将斗争果实都卖了，卖出的钱，在公路边开了个合作社，专卖妇女用的袜子、香水和肥皂，生意还颇为红火。他想起来，便下场毛毛雨，给每个村民发一点钱，想不起来，几个月“大旱”。他本人住在农会里，和几个往日一道打鱼摸虾、如今都是农会委员的弟兄，喝酒，唱戏，听戏匣子，嗑葵花子……村妇女会主任是“小糜子”，也不时到农会来“办公”。她老公跑到这里来吵闹，反对她和张富英两人联合“办公”，被一个弟兄一巴掌打去二里地。此后，张主任即在门口贴了张“闲人免进”的告示。村民们当然是“闲人”，乡上、县上来人却是官人。为此，他在村口道边设了一个岗，五个民兵轮流上岗，还兼着为他看门、做饭，每人每月发饷二万五千元……

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中，在很多农村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前期总有一些靖生富、张富英式的人物很活跃，很快篡夺了农会的权力。得过一个时期，犹如大浪淘沙，尘埃落定，才会有一批品质相对纯净的农民被工作组发现、看中，并逐渐清除前者，以后者组成新的权力机构，这大约是个普遍的过程。

大概痞子们在土改的后期被淘汰出局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前期，痞子们的破门而出，沐猴而冠，是否也是必然的？

痞子们本没有多少群众基础。

1951年11月，作为复旦大学土改工作队的成员，谭其骧教授参加了安徽省五河县乔集村的土改。这是他第一次投身于政治运动，饱含政治热情的他，内心里却很快有些泄气。他发现群众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仇恨地主，许是当地地瘠民贫，实在难找出什么像样的地主，就是有基本符合划地主条件的人，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群众最痛恨的，是二流子和在当保甲长时做过坏事、被称作“顽干”的人。几乎一诉苦，就集中到他们身上，穷追猛打，一揪不放。这可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谭先生和其他队员，日以继夜，深入茅舍柴门，访贫问苦，启发阶级觉悟，期待一簇簇火苗汇成一片蓬蓬的大火，但斗争的矛头还是集中不到地主的身上。相反，那一双双几乎瞪得有酒盅大的眼睛，仍是落在自己队伍里。在初步审查农会会员资格时，被群众指为富农、二流子、狗腿子、“顽干”的人员有不少。村农会开整顿组织会时，原有130余名会员中，就有31人，因受到群众的诘问而需要交代问题……（参见《谭其骧日记》）·

痞子们，在无产阶级的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领到出身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这部分人的定性是大致准确的——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主要是农村的变革中，痞子们却获得一张做伪技术精良、逼真的出身证。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做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乃至干脆将那时扫荡三湘大地的农民运动，谓之曰“痞子运动”，颂之曰“好得很”……

我想，痞子们总能在农村变革中有一段如鱼得水，呼卢喝雉，莫非是一个策略，一个被认为必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施加的策略。

在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里，有一句话掷地有声，烨烁古今：“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意思是说，你孟尝君搜罗、提携、依靠“鸡鸣狗盗”之徒，必然会对“士”怠慢、轻视乃至排斥、侮辱，后者怎么可能会归附并效力于你呢？

九百多年前的荆公，尚知一个“团结谁、拒绝谁”的问题；九百年后，作为从五四运动里诞生的一位政治人物，怎么会不明此道呢？

理性与现实斗争的需要是两码事。如同谁会不明白孩子们应该呆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唱歌，该升中学时升中学，该上大学了上大学。但结果，他们却被称作大闹天宫的天兵天将，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打起头阵。他们疯狂的热情，被煽发为头顶上的九个太阳，在焦枯了这个国家的同时，也深深灼伤了自己的少年和青春……

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策略，而是一份真诚的礼赞。

没有民粹主义与乌托邦思想背景的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流氓无产阶级是雨后的丛林里一朵最有毒性的蘑菇。有着民粹主义与乌托邦思想背景的人们，则可能以为，痞子倒是雨后的丛林里一片色彩最艳丽的花丛。

它的艳丽可能在于：能以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迅速地发动起一场运动或斗争来。能以不顾及传统社会伦理和传统社会规范的一切手段，达到激荡社会、震慑敌人的目的。而且，在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类似“文革”初期天安门广场上八次检阅红卫兵的那般壮观场面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和对造反的强烈的精神图腾一起莅临的。而领袖们往往在骨子里并不讨厌崇拜，毛泽东就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你们当做家的，希望自己的书有更多的读者，这不也是个人崇拜吗？

它的毒性，则远远几倍、几十倍地甚于它的艳丽——

对革命威权的主动靠拢和借助，使得痞子们的贪欲之膨胀、掠取，比起过去来，有了不可阻挡的理由和诸多冠冕堂皇的便利，从而获得了政治、经济上巨大的利益。在痞子们不断向全社会成员施加罪恶的同时，这一巨大的利益，也在向全社会成员播撒、诱导一种人生的示范方式。于是，带有明显的反社会、反文化、反传统、反智性的特点，本来受到社会多数成员反感、憎恶的“痞子文化”，却有可能摇身一变，一边以“穷人翻身”文化的身份，潜入社会的主流话语系统中，将其自私、愚昧、野蛮、冷酷的来历，予以革命化和合法化；另一边，如无影无踪的尘埃，悄悄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

……我们的国民性日益深刻地受到它的畸形塑造，比如“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黑心人倒有马儿骑”，“神鬼怕恶人”，“私酒家家有，不犯（指不犯到衙门里，即不被捉住）是高手”，“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大量民谚俗语中体现的流氓文化的观念，反倒成了越来越多百姓实际生活中最经常发生作用的价值尺度和人生哲学，从而使整个国民心理受到严重的扭曲，而这种普遍的扭曲又为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埋下了极大的隐性障碍。

——（王毅《警惕恶性程度极高的反社会方式》）

痞子，也在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升格。大半个世纪以前，混得好的，不过是些农会主任、副主任，村长，乡长……到了今天，看看我们的周围，在不乏人民的好公仆外，已经有了一批身居高位的官痞。这些人，行事做派黑白两道统吃，正道歪道俱来。地方变样人民满意自己享乐情人发财儿女出国都要。“三讲”时“不尽长江滚滚来”，受贿时“大珠小珠落玉盘”。逢迎上级及对付下头，几乎羚羊挂角炉火纯青。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闲庭信步，于最无耻与最讲政治两端信马由缰……

其中的“佼佼”者，胡长清，成克杰，刘方仁，刘志华，陈良宇……职务不断被新的纪录打破。

胡长清一案的主要行贿者周雪华，本是乡间一个精通痞术却年纪不大的小痞子。案发后，他向专案组坦露了长期藏在心底的对这位前江西省副省长的看法。可谓是知痞莫若痞了——

胡长清有强烈的钱财占有欲，对女色同样有强烈的追求。他生活腐化堕落，贪得无厌，说他以权谋私都太文雅，其实他就是个政治流氓。

“痞子文化”，仍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硕大毒瘤。

二

让我有考察的浓厚兴趣的第二类人，是知识分子。

看起来，不拥有土地的知识分子与土地无关，更与土改运动的斗争目标无涉，实际上并非如此。

1951年元月，毛泽东在一封给江西省委的关于发动群众作好土改工作的电报里提到：“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此后，北京各大学组织了华东、西北两个土改参观团，在苏南、陕西长安县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观。

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今冬要动员驻城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各民主党派各大学人员下乡参加土改。北京首先做出表率，至10月上旬，先后派出二千多人来到中南地区农村。指示里明确指出，参加土改是“使队伍中许多新成员获得最有效最捷近的改造机会，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跟党走的决心，克服许多工作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原先，知识分子常常有武装人员保护在侧的“参观”土改，由此，都变成了一口锅里吃饭、一间房里睡觉的“参加”土改。

工作组里，一般总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身份的新干部。在后者眼里，前者的生活行状一定是这样的——

红高粱似的脸膛。火辣辣的语言，爽朗的笑声。钉是钉、铆是铆的工作作风。个人间虽有性格的差异，可总体上是一致的，无论出现在哪一种场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如在斗争地主、富农的群众大会上，他们看地富阶级，无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所有的地富都是靠喝穷人的血汗为生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他们与地富阶级势不两立、并令其不寒而栗的气概，充分显示了工农干部的共同特征，即是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老干部看新干部，或者新干部间彼此打量起来，其生活行状多半又是这样——弱不禁风的身躯。不是无精打采，就是焦眉愁眼的神情，仿佛心头压着二百年的心事。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像刚进门的小媳妇低声下气。或者，目光像一只发情了的蚂蚱，在工农干部的脸上扑来腾去。他们也想在公开场合说出一些激烈的话来，可因为没有底气而显得像在演小品。背地里，他们又对那个正泥牛入海的阶级，表现得藕断丝连，川上仲尼……

四川省某地在土改中斗地主

在一户大地主家，地主一家人被赶到后院破屋里住，前面正院被工作组占用了。一天半夜下起了大雪，天尚未大亮，只有一片毛绒绒的雪光映在窗上，便听见外面响起一阵阵有节律的“沙沙”、“沙沙”的轻微声响。一个新干部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平生从来未做过粗活的老地主，手里划拉着一把长长的竹扫帚，在扫院子里的 雪，动作认真而又笨拙。他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最后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

一个村子分配斗争果实时，一户地主家的牲口，除了留下一条驴子，其他的全被没收了。地主就带着家里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和其他女人、孩子，一起来工作组驻地跪求。一片号啕之中，老老少少、黑黑白白的脑袋，捣得像碾药末。结果，适得其反，连那头驴子也决定没收了。在场的大学生们虽然嘴上都不说什么，脸上也尽量摆出一副大坝般的峻峭，生怕会透出一些些的异样。但一个念头，在头脑里挥之不去：对于老弱妇孺们乞求活路的号啕，工农干部怎会有此等无动于衷的铁打心肠呢？

参加土改的实践，终于使知识分子们有了很多的变化。他们先是知道该怎样严防死守了，杜绝那些异样的、危险的情绪，在心中再度滋生。大概这一思路，即叫人学会仇恨敌人、震慑自己的思路，是当时最为流行又最管用的思路——

我们不曾想到两千多年来地主怎样欺压农民，不曾想到假如地主有能力反抗，或者有机会反抗，他们会用怎样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清算了他们的农民。我们只看到眼前雪地上这个服服帖帖的老头子，可农民看到的却是当年作威作福一方的土皇帝。倘若我们是当年被地主霸占了土地、强奸了女人的农民，我们还会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吗？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仿佛地主扫雪便是可怜的，而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天经地义。我们只知道，地主一家没有驴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世世代代多少农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这种糊涂的超阶级的思想，甚至于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在土改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会完全暴露，也只有经过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才能有效地克服。

诚如斯言——

土地改革尤其是锻炼阶级立场的分金炉。参加完一场土地改革，我才明白是到了一趟反封建的前线，打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仗。真正身临战场，才明白“凌空观战”的不可能，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容许一个不辨敌我、枪口掉来掉去的兵混在队伍里。才明白为什么善与恶，正如爱与恨，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1951年3月1日《人民日报》）

知识分子们由衷地对农民顶礼膜拜起来，在当时报载、出版的大量参加土改的汇报、心得一类的文字里，屡屡可见他们对于农民阶级的新认识——

农民们是最聪明的，不过在长期的受压迫中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机会，没有好好发扬起来。但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已经表现了太多的本领：分田不用测量，只须凭眼睛看，其准确性与测量结果相差无几。称猪不用秤，肩上掂出来的尽可放心。他们记忆力极强，地方野史、民间珍奇、百姓俚语娓娓道来，田亩物产的诸多数字，亦能脱口而出，随要随有。他们悟性很高，只要稍稍思索，便能叫问题迎刃而解。

在选举农会委员时，由于大多数农民不识字，票选不适合，他们提议由投豆代替票选。即若干候选人依次列坐于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空碗。投票人手持相当于应选人数的豆子，在其要选举的候选人背后的碗内，分别投入豆子。碗里豆子多者，即当选。实在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像这方法一样，既简单又秘密，充分发挥了民主的精神。对此，在场的知识分子，无不啧啧称奇……

农民们不像封建阶级对本阶级虚文伪礼，对劳苦大众刻薄无情。在分配土地时，常能听到农民们说：从前我们想佃几亩田，都要办酒席，送人情，求人介绍。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平分了地，连饭都不要办一餐，还争什么你分的地好，我分的地次。农民兄弟本是一家人，好点次点有什么要紧？

农民亦能够把握好政策。一次斗争会上，斗争的对象，是一个地主老婆——女地主。她的丈夫是个白痴，她自己找了一个姘头，两人住在楼上，将白痴放在楼下，处处虐待他。斗争会前，农民们商量好，只斗争掌握了这户财政大权的女地主，而不斗那个白痴。斗争会上，一个知识分子新干部，却要挖这女人“偷汉”的事，一再追问“你们怎么勾搭上的？”会后，大部分农民对此表示不满，以为斗争应集中于对方的反动立场与经济剥削上，而不该分散到其男女私情上去……

知识分子们更是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感佩不已。尽管过去了大半个世纪，那份情真意挚的感动和激奋，仍在已经变得暗黄如土的报纸上水银珠般活泼泼地流动……

以下这两段文字，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

这次我们在下乡之前，先在长安县参加了该县土地改革干部总结会议，听过县委们所作六次大报告，每个报告都是立场坚定，内容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而从来未曾故意提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如果把这种大报告搬到学校作为大课演讲，一定非常成功。这使我们体验到，只有从丰富的具体事实抽象出来的理论，才会生动和细腻，不沦为教条。至于这些报告人之学校文化程度，则只有一人上过高中，其余都只有初中或小学程度。负责领导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位副区书，年仅二十五，已有七年革命经验，其办理事情之老练，思虑之周密，立场之坚定，我们这批在大学中教书的都自愧不如……

干部们的才略，确是一层比一层高明。区级干部已使我们钦佩不已，县级干部又高一层，省级干部更高一层，完全合乎依成绩升迁的这个原则。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了不起。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安县干部会议结束，工作地区派定以后，各干部整装待发时情形。每个干部背上背很少一些行李，围在一处，听本区负责人作最后一次讲话。其情其景，恰如军队中的一排一连，在接到战斗任务以后，实际作战以前，听排长或连长讲话一样。讲话完毕以后，每个战士都愉快地大踏步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相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一个县份内，集中着这么多人才，这么多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以这种干部来替国家办事，哪会有办不通办不好的事情？！

——（徐毓丹《参观土地改革的一些体验》1951年4月3日《人民日报》）

身在土改洪流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是多在细枝末节上求变化——

诸如来之前，从箱子里特地找出一套旧衣服，男同志平时穿皮鞋的换上胶鞋、布鞋，女同志绞去长辫，弄平烫发。在农民家里吃派饭，对窝窝头、咸菜，绝对不能露出吃不惯的神色，目睹苍蝇掉进了汤里，更不能心惊肉跳，恍若在杀人现场，相反，要安之若素，要嚼得像涪陵榨菜一样津津有味。对于农家拖鼻涕、瞪着一双滴溜溜眼珠的小孩，要乐于接近，学学政治家们在一片闪光灯前总慈祥可掬地牵起一个宛如花骨朵的孩子，农家的孩子肯定不像花骨朵，但一样可以抱抱他们，或是两人一起蹲下来，用柴火棍在地上划几个字，教他认：毛—主—席—万—岁……

后来，知识分子们便努力在方法、行动、立场上求变化了。

刚进村，一进老乡家门就问：你们家里几口人？有几亩地？有没有劳力……宛如法官办案，问了几句便无话可说，只好抱憾而归。现在进门，先问：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今年白菜收成怎样……扶起倒了的凳子，水渍也不揩去，往上一坐，再摸摸一边孩子鸡窝似的头发，与主人家的关系一下就热乎乎了。

看见地主富农，虽然一般家里井然有序，身上衣履整洁，却总觉得这是一个肮脏的东西。不是有限的几个人，而是相当多的人，都萌生了一股强烈的道义冲动——诉苦会上，看到地主在满场的声讨中拒不认罪，他们恨不能自己的拳脚，长去农民们的身上，以冲上台去再狠狠揍他几下；在分配斗争果实时，按照土改法得给地主留一份，他们执行起来，却总想给地主少分些，分坏些……

先后在安徽五河、灵壁两县参加土改的谭其骧先生，“他对党的阶级路线和土改政策深信不疑，痛恨地主阶级，在两期土改中，坚决按上级的部署斗地主，划成分，分土地。他认为农民觉悟太低，对地主的罪行认识不够；将农民不愿揭发地主的问题或揭发内容太少视为‘包庇’，对包庇行为深痛恶绝，主张给予打击。所以，尽管他对上级的指示并不完全理解，执行起来却是毫不含糊的。非党非团的他，在第二期土改中被提升为副组长，单独负责一个联防村的工作，说明领导上对他第一期的表现是满意的……”（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

还有一位可以提到的先生是冯友兰。

1950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新理学”的自我检讨，内称：“在我们习惯于旧哲学的人，社会的转变，是我们的幸运……这等于以全社会的转变，为我们作了一个科学的试验。我们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实验场面，岂非千载一时的机会。”

这里所称的“一个伟大的实验场面”，当然也包括了这年初，他在丰台张仪村及芦沟桥参加的京郊土改试点。

他发现，在土改工作中，唱歌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大多数的群众大会，在开会前后都要唱歌，尤其是青年，当听说会上有歌唱，他们来的早，也到的齐。于是，一位哲学教授，跃然地当起了音乐老师——若工作组对农民有什么道理讲不通，他及时找来相关的歌，一唱往往气氛就松弛了；若斗争会上空气沉闷，农民们有些瞻前顾后，彼此观望，他打起拍子领歌，一双挥舞的手臂，一下便掀起了全场高亢的斗志……

其中，如干柴烈火让农民一触就发，胜过多少剩余价值理论宣讲的一首歌是《谁养活谁》，这是冯先生领着农民唱得最多的歌——

谁养活谁呀，

大家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

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粒汗。

地主不劳动，

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了谁呀，

大家想一想。

创造了世界，

全是咱们的力量。

吃穿用着，生活不能少一样。

不是咱送上粮，

地主早已饿断肠。

到底谁养活谁，

不用仔细想……

大概，知识分子人性的两重性，由此开始。

在向农民阶级靠拢、向地主富农阶级斗争的公开场合里，不管他们是怎样地积极、坚决或者还有欢乐，但对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内心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惶恐、痛楚与尴尬。

三

建国之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来对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持批评态度。

1946年8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它认为，时下全国人民最想要的东西有两样，其中第一样“是让共产党保证履行其于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然而，这只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在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轮波澜壮阔的战争中，毛泽东已经无视于这声音。但多呆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远离新老解放区的土改，一般听说有“梨子”，却不知道这“梨子”到底是啥滋味……

建国后的土改不同了，未下去之前，关于乡间的种种情况，已在城里传开了。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胡世华，因参加北京高校华东土地改革参观团赴苏南，途经上海，他去看了几个朋友，后者告诉他：“现在乡下乱得很，地主被吊打！甚至在斗争的时候，大冷天把地主脱得精光，让他穿上冰冷的湿衣服，还有灌地主牛粪的……”亦有朋友喟叹：“土地改革，改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斗呢？”（胡世华《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中生了根》1951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即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先生，家乡也会有信来，乃至亲友躲进城里来，告之家乡林林总总令人困惑或令人担忧的事情。现在，又组织知识分子下了乡，亲历土改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局面，而且，在这看似与自己无关的局面中，却又牢牢地套着自己的阶级出身——

在向农民说明地主为什么该被打倒，那是因为他们从不参加劳动时，不是几个青年学子，下意识地将自己一双从未起过茧子、白皙而又光滑的手隐去身后，他们触到了农民们射来的目光中那逼人的烧灼感。这时，若有好心的工农干部在场，便会站出来解释：别看这些同学家里是地主，但他们已经背叛了本阶级，投靠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了。他们虽然不拔麦子不种地，但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既需要体力劳动者，也需要脑力劳动者……

在有地主被斗得天旋地转、七荤八素，满场激愤，几乎恨不能将其剁成肉馅做成包子给卖了时，也不是少数教授，一边跟着呼喊口号，一边却在心里“走私”：我的家里有这么坏吗？倘若有这么坏，每次回故乡，怎么见家人和乡亲们的关系处得和和睦睦，泰泰然然呢？倘若按地主必干坏事的逻辑，那么家里也难逃眼前的这一幕了，而真到了这一天，老迈的父亲，已经佝偻起腰背的大哥，他们能吃得消吗……

就这么想着，他那紧捏着对别一个地主仇恨的掌心里，却有着为自家的地主命运而惊恐的大把冷汗。

知识分子的手里，都握着一把无形的刀子，顺应潮流者，那凛然的刀锋，便向自己的阶级出身戳去，向不但抚养自己成人，而且还在茹辛嚼苦的日子里为自己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兄妹们戳去；若是敢逆潮流而为，公开表示某种质疑，或者批评其负面的东西，那刀子便会跳起来，狂犬一般转头，狠狠地咬自己一口……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第一坎，无论怎样做，对于他们都是剧痛的。

但后一种可能性，在中国几乎等于零。

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朽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的目标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是完全一致的。否则，就不会在国统区里长期存在一条主要由前者冲锋陷阵的、让蒋介石坐卧不宁、更使他日渐臭名昭著的“第二战线”。他们背地里质疑，或是说有些“不合时宜”的想法，只是针对在土改中愈演愈烈的极左倾向。这便有些像“革命的海燕”——高尔基了，在要不要革命这个问题上，他与布尔什维克们毫无歧见，但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上，两者间却大相径庭。

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那些天崩地坼的日子里，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大量不合时宜的文字。他说得最为直接的一番话是——

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没有战胜任何东西，没有战胜任何人。正像过去，当警察牢牢地卡住无产阶级的脖子时，它没有战胜一样；现在，当无产阶级卡住了资产阶级的脖子时，资产阶级也没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胜利者通常是宽宏大量的……无产阶级并不宽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然而革命是本应在国内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

这显然是在公开斥责布尔什维克——除了以血洗血，以牙还牙，不知道在大地上构建其他的风景，来欢呼工农阶级的翻身解放，标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高尔基并对此断言：

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这说明在俄国只实现了物质力量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没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长。

——（以上均见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中国却不会有高尔基出现，其原因，不仅仅是中国少了列宁这样的领袖人物。

高尔基毫不遮遮掩掩地公开称列宁为“具有‘领袖’的所有品质”，并“具有这一角色所必须的无道德和对待人民群众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度”。列宁待高尔基，却是既珍重他，如冬宫里流光闪闪的银餐具；又对他的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如总吵着家里的饭菜不好吃要上馆子去吃的孩子。

中国的知识界，极少公开的“不合时宜”的声音，在1957年以后的媒体里，更是一律娴熟地跳着国标舞。如同咱们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最宽厚、最容易遗忘不幸与苦难，最容易满足小小进步与快乐的老百姓，咱们的知识分子亦是世界上最能与领导保持一致，最好地把握上级意图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当今，无意于主旋律的高亢合唱，至少不会荒腔走板地去揭露矛盾，抨击时弊，与官府为难。在两者间有虚蹈文化，戏说历史，修养心灵，还有多少情挑、惊悚、搞笑的东西，足以展露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土改时期的报纸、杂志上，后人看到的，在知识分子们的笔下，都是一片必要、积极的正面景象，倒是那几年官方的档案和毛泽东的文稿里，有披露这正面景象下众多的负面真实。在有了大半个世纪的距离，使得现在我们可能有了长程的大历史眼光之后，再看这些多如牛毛的文字，我们便会察觉——

正是在对地主、富农作为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阶级被打倒在地的一片赞同声里，绝大多数出身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开始萌生政治上的原罪感，像是钟鸣鼎食之家里，老爷与丫头生出来的一个私生子，或是已经没了家园，薄暮时分揣着十二分的小心，一一敲人家门，乞求借宿的破落户；

也正是在对工农干部、农民阶级的一片无条件颂扬声中，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某种文化背景，开始摇摇晃晃，恰如大风中的一扇破门；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亦似总充满投机气息的中国股市，在大户常常突袭般地出货、散户一片深寒套牢、叫天不应中，成交量急剧地萎缩……

在湖南岳阳参加土改的萧乾先生，回到京城，写下了《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内有这样的话：

我向上爬，爬了三十几年，由北京东北城角一间地毯房，一直爬到剑桥一座贵族学院，愈爬人愈空虚，庸俗，愈爬离现实愈远，愈爬包袱愈重。这番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向下爬……我从来没有同农民如这次这样亲热过。如今想来，那个距离倒不是因为我是念书人，他们是农民，而主要是因为我的来路不明……

这篇文章发表在1951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过了一天，毛泽东就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纸便函：“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李俊龙，时为政务院参事，他在同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有关土改内容的文章，题为《战斗中的湖南农民》。毛泽东自然很高兴，知识分子已经明白自己——

来路不明，来路不明，来路不明……

在革命车轮排山倒海呼啸而过的铿锵节律前，他相信，他们不会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喜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背上压着原罪感的十字架的他们，只能俯下身来凝神静听……

毛泽东也为知识分子的进步而高兴。历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在新时代里已经懂得了如何自我批评。在随土改结束而开始的下一个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类自我批评，将一下没皮没脸、如火如荼起来……

《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一书中，提供了当时来自复旦大学的一些自我批评的文本，不妨删节后录几件如下——

祖父是富农兼商人，发展到工商地主……幼年时，打铜板赌博。凭着“军人受牒”坐车船不买票。做大头（胡注：指银圆）、黄金。偷生活书店的书。解放前劝家里卖地。想偷沙发，电线。考试作弊。自己管菜，菜就分得特别多……

地主家庭出身，家里有田六十亩。父亲在劳动改造，受管制……读高中时偷自己家里的稻子，相当五斗米。把自己的耳环卖掉。抽烟已有十多年，赌钱。借了系工会四万元（胡注：旧币一万元折新币一元。以下均为旧币），一年多不上帐，想不还。借了《日日夜夜》丢了，还没有赔。在广肇小学兼过一星期课，兼德庄（教师宿舍）的供应社发行员有十五万收入……

工商业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在镇江中学当膳食委员，就没有缴膳费。初中时参加三青团。小时候赌钱，输了就拿家里钱偷偷还掉。考试作弊。贪污政治学习资料四册，X光透视费四千元没有交，欠金陵大学学费，使用地主家庭的镜子……祖父是地主工商家……问题：1、用公家的试题纸。2、买大头。3、胡愈之的书存在我家，未还。4、《解放日报》的书未还。5、用中法庚款2000元、浙大700元去巴黎开会……

最后一件，出自于一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老教授。

你不会让自己干净，你也不敢说自己干净。即便是刚刚走出澡堂，也得努力在身上搓出几条油泥来。你只有挖空心思地说明自己不干净，才能说明自己想干净。你只有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不干净，一定与自己的出身有关，才能证明你开始有反戈一击、弃暗投明之心。

我们应由衷地为自己在八十年代始溷迹于知识分子圈里而满脸阳光灿烂。若按照此类自我批评，今日的知识分子们“罪责”之重，“贼心”不死，大概十个人里，就有五个人必送去劳动教养，三个人可以关进大狱……

土改的“土”字，将下面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土改，也就变成了“士改”。

可以说，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土改运动，即是他们的第一轮思想改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