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

一　从农家乐到统购统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般农民心目中，毛主席是具象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可感可触的生活化的政治。

土地改革后，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坊间印行的毛主席画像，销路真是好极了。翻身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许多农家的堂屋里，挂上了毛主席像,两侧贴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牢记毛主席”的对联。孩子们在像下欢歌笑语，老人们因看到了画像上一片金色的祥云而喃喃自语。男主人公出工之前，会向它投去深情的一瞥，而后，他们就像一柄投向砚池浸透了墨汁的狼毫，去天地间抒写人生中崭新的饱满……

农民在一起谈天，一提到毛主席，像一只火把挥向了幽暗的山涧，人们的脸上一下亮堂起来。一听说哪位干部或记者是从北京来，农民们马上围个水泄不通：“毛主席可好？”“您看见毛主席没有？”……他们对毛主席身边的人，即使是在京城里清除垃圾的环卫工，也一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毛泽东在将土地给了农民的同时，也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精神方式，给了中国的农村——

北京市郊的六郎庄，是优质的京西大米的出产地。从海淀西至颐和园外，都有这个庄的土地。一眼望去，处处可见谷穗甸甸的稻浪，旋着微波，恍如一个愉快的小伙子在打着呼哨，间杂着一块块碧绿的藕塘和荸荠田，早熟的小稻正在收割，大片的红芒稻就要登场。场上地里，人们忙着割、晒、打稻子、捆草把，落稻机的击打声应和着人们发自肺腑的笑语。供销社紧急调运来十几架落稻机，一架得650斤小米，当然不便宜，但是为了不耽误这少有的好年成，供销社院子里挤满了来贷款购买的农民……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黄河两岸的农民，也在为眼前的好年成而欢欣鼓舞。从冀中平川到晋东南山地，在广阔的田野或层层的梯田里，高粱深红，玉茭金黄，在蓝得几乎透明的天穹下，像是一束束竞相追逐的火苗，在放肆地生长……

几乎能与农民的欢乐一起婆娑起舞的土地，其苏醒的性灵，源自于农民的精耕细作，加工加肥。六郎庄里，谁家地里的大粪、豆饼都比往年上得足。尚不到清明，老早就有人下地抹稻埂了。捉地（即稻田插秧前，将去年的禾兜用手翻过，使其烂在地里）、插秧、蓐草也干得特别起劲。在晋东南石厚土薄的山地，农民们犁、锄、耙各三遍，施肥由过去的每亩三十担，猛增到八十担，才把荒地变成了熟地。

被无数的大小河流交织的苏南，河底里不断淤积起来的河泥，成了农田里最好的乌金。在土改结束后的1951年春天，触目皆是罱河泥的小船。常常是一对夫妇，女的站在后梢把橹，男的站在船头罱泥，手下立着两根交叉的长竹竿，仿佛一把长柄的剪刀，剪刀头上装着两只相对的麻线织的网，或篾编的箩，向河底使力一夹，就把河泥罱起来了。夕阳西沉的时候，每个村子的周围都是三三两两满装河泥的归船……没有船或一时借不到船的农户，便多多收垃圾或粪便。人们都在感叹：今年早起拣狗屎的人比狗屎还多！

在各地蓬蓬勃勃的生产热潮中，二流子、懒汉、和尚，大部分也像离开厕所一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昔日的生活。京郊的槐房村里有16个二流子，过去因为没有土地，没有职业，过着坑蒙拐骗、吃喝赌嫖的日子。土改后，除一人外，都参加了劳动。改邪归正的二流子高玉禄说：以前我连个地渣儿也没有，不偷没有办法，现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种了。

满怀新生活憧憬的农民，必然会对文化有热烈的要求与渴望。

常熟县，1950年冬有6万多农民参加冬学，该县的县委书记告诉记者说：现在农村的小学教室都快被挤破了。师资缺乏是急需克服及解决的严重问题。在东北农村，农民们在冬学中如此地用心，以至于你到处可以看见歪歪扭扭的粉笔字迹，他们把所有可以写字的东西：雪地、门板、柜门、灶台、墙壁等等都当成了黑板。平时过日子是很节俭的，甚至舍不得点豆油灯，只用自家种的麻籽榨点油，放在灯碗里，让它发出一些些昏昏的光亮就可以了。在冬学中农民们却点起了煤油灯，两盏、三盏，把灯心捻得大大的，让满屋子亮堂堂的。就在这温暖了一个冬天的橘黄色光芒里，从前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已经学到能够记简单的帐和写简单的字了……

老家湖北省浠水、土改时正值少年、日后做了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先生回忆到：

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亲身享受到了“农家乐”：交完了公粮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饱了饭的农民，唱着歌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我们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长长的送公粮的队伍旁边奔跑、雀跃，分享着大人们的快乐。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毛泽东成了一个庇佑天下农人发家致富的神。

神龛，则是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文章、讲话里屡屡提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名言：可以在俄国烤出社会主义大饼的面粉，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来。进城之前，开国之初，毛泽东也认为，能够在中国煮出喷香的社会主义大米饭的稻谷，中国的历史还没有收割。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开始全线进攻，也许要到共产党人坐了天下的十五年之后，在这十五年里，得有一个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的过渡阶段。

刘少奇似乎特别热衷诠释这一阶段，有勇气不避这一阶段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风险。他去天津，对资本家们发表了要将他们从冰封的疑虑中拖出来的著名讲话，内有“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言辞，他保证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资本家，“消灭了以后，你还是要把他请来的。”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在城市里如此，在乡村里亦如此。

1948年9月，他在西柏坡便说过：“单是给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51年7月，他又在中南海春耦斋里讲：“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农民们在这来自北京、带有浓重湘音的承诺里，酥酥地荡漾着自己的发家致富之梦。又伴着滚落的串串汗水，将它们撒播进脚下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

农民的堂屋里，高挂的毛主席像有着观世音般大慈大悲、丰耳隆鼻的面相，一家人天天沐浴在他祖父般慈祥的目光下；可他们又离他很远，无法触及到他那“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心弦——总是在变，难得不变，愈是强调长久不变，愈是朝不保夕在变……

1945年，毛泽东曾向西方记者介绍，未来的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到了1948年9月，眼看蒋介石王朝已成强弩之末，即将灰飞烟灭，他便决定新生政权的性质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日程表上，早在1952年9月24日的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当周恩来汇报完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问题与苏联商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就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刘少奇当然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产党又将“资产阶级”给请了回来，决心和他们“搭伙”走很长一段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农村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农民们发家致富的欲望以及各级干部勃发这欲望的欲望，恰如板结的土壤里蚯蚓在执著地蠕动，缺水的田垅中泥鳅在叭叭地蹦达……已经证明他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情有独钟，的确是有着某种历史预见性的。

刘少奇又显得不够成熟。

为着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垂青，以及在那几年里他讲的诸如“剥削有功”、“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类让毛泽东听起来颇为可疑的话，渐渐地在他与毛的关系上打下了个冰冷的榫子，直至“文革”，被视为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遭到全面清算。

同样出身农家的刘少奇，当然不会忽略乡下的情况：

1952年里，五亿多从未吃过饱饭的乡下人，敞开胃袋，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175亿公斤粮食，一些地方开始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啼饿，老人不再叹饥。男人的脸上血色在渐渐地驱赶菜色，下体也趁机在女人的肚皮上作乱起来，1951、1952两年里，全国农村共生下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

——（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但刘少奇，显然不像毛泽东一样抡圆了双眼，充分注意起土地改革后农村新一轮分化的现象。

在北方，河北省中共沧县地委在一份报告中称：

经过几年来生产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恢复，有的农民已开始添置调整土地，生产逐渐上升。但也有因贫困出卖土地，生产也就随着下降，农村的阶级关系亦随着开始了新的分化，主要表现在买卖土地上。肃宁、河间、任邱、建国等县，1949年、1950年出卖土地的有138户，占总户数的10.7%,共卖出土地383.95亩，占总亩数的2.19%。从出卖土地的原因上看，河间、任邱两个典型县调查，计出卖地户62户，用于盖房子的5户，远地换近地的12户，买牲口的6户，共23户（这些因调整生产卖地是正常现象）；因生产生活困难及丧失劳动力而卖土地者39户，占总户数5.4%。

——（见《中国农报》第二卷第四期，1951年2月）

在南方，1953年，浙江省海宁县政府对仲乐乡东王村106户农民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

在土改以后，由于劳动互助运动的发展，74.1%的贫农上升为中农，但因遭受天灾人祸而出卖土地的贫农也有几户，借债的16户（其中，中农4户，贫农12户），卖工的30户（中农3户，贫农27户）。少数中农却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有5户放债，10户开始雇工，买进土地的有8户。个别中农如该乡九龙村的中农朱荣堂，随着经济的上升，打起六条木船，放租经商，趋向新富农。

——（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1月版）

这次调查有多大的典型性虽不得而知，但在海宁县作了多年实证调查的张先生可以肯定，此次调查中发现的土地买卖、高利贷、雇工等现象，当时在海宁县其他乡也有发生，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当然，在部分农民眼里，正因为现在土地可以买卖，这日子才会有奔头。河南作家周同宾先生，他父亲在土改之前用十石粮食买了别人一些地而成了中农，比起那些在土改中家徒四壁的贫农无偿地得到了土地，他并不后悔：“拿粮食买来的地，种着心里踏实；一个钱不花，人家的地就成了自己的，天下哪有这事！”土改后——

……父亲最满意的是，新社会，没土匪，天下太平，没捐税，只交公粮，公粮也不多。家中的粮囤又大了。碰巧，又有人卖地，卖四亩。那是个贫农，刚从地主那里分来的地，地名“百石仓”，是因为那人好吃懒做，庄稼没种成，没钱买酒，不能度春荒，才卖的。当时，允许土地买卖。父亲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又借一笔钱，买下了。父亲领我去“百石仓”，他以主人的姿态，骄傲地站在地当中，久久地端详脚下的地，一再说：“好地！好地！”我看见，他是那么强健有力，那么心高气壮，仿佛即使再有一顷地，他也能种好……

——（周同宾《土地梦》《中华文学选刊》1999年第5期）

土地私有，家庭经营，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生产工具与传统的农家作物，巴掌大的土地规模，鸡嗉般逼仄的自然资源，男耕女织型的家庭经济，几乎一挑货郎担就可以挑起来的乡村市场，这一切必然导致家庭之间的竞争。而且，土地有好坏，劳动力有强弱，经营是否得法，再加上若逢婚丧疾病……竞争和后者间所形成的差距，必然会产生农村中新一轮的贫富分化和土地的重新兼并。这便是历史的逻辑。

此外，“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作为一面争取平等的旗帜，具有强有力的动员、鼓舞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就是在这面猎猎飞扬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平等一旦成为制度了，制度内部的平等者们争取不平等的争斗，就在一片无形无味的硝烟中展开了。当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的教训，在打倒了地主、富农的喜悦中，渐渐淡去了脑后，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们便要百分之二百地表现出超越他人、让自己多一些经济优势的倾向，这大抵在人性上亦有根源。

毛泽东是位哲学家。如同他的心弦变是长久的，不变是暂时的，他洞见农村中平等是暂时的，不平等是长久的。列宁称这种新的不平等，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则常常将此称为“阶级斗争”，并且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下，为维持中国社会制度化的平等，为挑战那总像蝉虫一样要攀上高枝去承接更多风露的人性，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愈近暮年，愈是如此。最终，“文革”使民族蒙上一场千古未见的浩劫外，也使他颇有几分像希腊神话里那个要推巨石上山顶的大力神西绪弗斯，获得了悲怆的失败……

但是，早有论者注意到，土改之后，毛泽东日益为农村中新一轮的分化而忧虑重重，并非仅仅因为他不懈地追求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或是他对于在分化中一部分再度被抛向了窘困境地的农民满怀着同情。

尤让毛泽东阢陧不安的是，在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也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3000亿斤的9.3%、堪称是一个大丰收年的1952年之后，中国的不少城市却为缺粮所困扰，到了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各级政府声嘶力竭号召厉行节约，但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虽然还有田间小麦尚可指望，但这个夏季，长江流域洪水肆虐为百年罕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粮食部于6月2日呈报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巨头齐集北京会商对策。对策没有拿出，拿出的只是一个“形势严峻，难以为继”的结论……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郑州黄河岸边

毛泽东的案头上，告急的报告还在纷至沓来。

从1953年7月1日开始的一个新的粮食年度里，京、津二市原本需要15亿斤小麦，可是收上来的只有10亿斤，而且从7月1日开始，三个月里已卖掉5亿多斤，尚剩下的4亿多斤，却要维持此后九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在探得政府的焦头烂额之后，麇集一处火上加油，在两个小时内，把除去仓库里的粮食统统买去。他们还想断后，又蜂拥至徐州，抢购刚刚收上来的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家伙，一个人便买去50万斤……

堂堂一国之都，那开国隆隆的礼炮声，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还回荡在耳边，现在却有可能站不起来了，不是被明火执仗的敌人，却是被一场粮荒所打倒。北京急电东北，需调42亿斤粮食火速进关，素有“粮仓”之誉的东北三省，因为也局部受灾，答复是只能调集14亿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情势如箭在弦上，城门失火！

造成粮食匮缺的局面，有着诸多的原因。

如农民放开了肚皮吃，1953年秋天，薄一波在华北作了十几天调查，他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能吃上约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到四、五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还有，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城镇人口大量增加，除自然增长的以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昔日他们是粮食的生产者，现在他们是粮食的消费者。此外，还有天灾的影响，以及私商们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与国家明中暗里斗法……

最重要的，仍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对的一个老问题：

一方面，农民总想将更多的粮食存在自己的粮囤里，如同地主总想把更多的土地集中在自己的名下。在他们眼里，这是一条载着他们渡过各种危机、并驶向发家致富彼岸的方舟。过去没有这条方舟的农民，一旦有了它，他们对于粮食的呵护更为精心，必要时，他们会在一番坚壁清野后，装出一副灶冷锅凉、可怜巴巴的模样……

另一方面，昔日乡村社会的结构性阶级——地主，日益变成抽去了骨头的软体动物，国家尚没有一个有效且强力的组织，对农民的生产活动进行全程的督促、监管，并让他们将所收获的粮食，按照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老老实实地交出或卖出足够的数量。眼下，与农民打交道的，只是蝗虫一样密密麻麻活动于集镇与乡村之间的上百万粮贩子，后者又像蝗虫一样在疯狂吞噬共和国幼小的身架。农民却乐意把粮食卖给他们，因为他们给出的价格，高于国家征收的商品粮的价格。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全国农民共卖出粮食348亿斤，其中，国家和供销社只收购到近70%，私商则收购到了30%。

眼看一座座正在大出血的城市，毛泽东显然对列宁当年派出由武装的工人组成的粮食征集队下乡，多了一层理解。仅仅在土地改革结束一年之后，对当年用血肉之躯，还用独轮车和扁担，将中国革命推进了城市的农民，毛泽东的看法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当年10月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对八个应对方案的可行性逐个作了说明。他说：

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方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陈云文选》1949——1956年）

陈云是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台柱人物

毛泽东深深地为陈云的话所震动，在会议最后，他讲到：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

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

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以上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在陈云拟出的八个方案里，中央政治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其中最为严厉的一个方案——统购统销。

所谓统购，即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收购的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粮种和价格由中央统一规定。价格的规定，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并须长期固定，以打消农民囤粮待涨的心理。

所谓统销，即城市居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当时城镇居民大约组成了五千万户家庭，每户均有一个购粮本，凭本方能取得粮票。

粮票，此后又传宗接代，牵蔓扯藤，扯出了更多的票证：油票、布票、肉票、饼票、豆干票、糖票、烟票、酒票、煤球票、火柴票、肥皂票、工业券……头上纷扬着五颜六色票证的大雪，每一个城里人都举步维艰，动辄掏票。无票，你就要饿死冻死，回到穴居时代；有票，你也不可能欢蹦乱跳，活色生香。这场将老百姓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准的大雪，一直下了22年之久，大雪之中，则是政府高度膨胀了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所不服的权力。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图为沈阳市郊农民把大批余粮卖给国营粮食公司

二　“大海的怒涛”

政府是强大的，当时乡下多达一亿一千万农户也是强大的。

农民如果不强大，便不会在1953年那华灯齐放、焰火飞升的国庆之夜，逼得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放弃了与民同乐——天安门城楼下是一片浩瀚的歌涛舞潮，城楼上紧关上门的一个会客厅里，他们面容凝重，神情峻切，讨论如何渡过眼下的粮食危机……

倘若不能将农民的强大关进笼子里，政府的强大就成了空中楼阁。

合作化在中国的问世，便是必然的了。

不管数以亿计的农民分布如何分散，自然条件各有不同，有着怎样的地域文化传统，统统都可以装进合作化这个笼子里。喜欢藏藏掖掖、颇有几分狡黠的农民，无论是他们的生产过程，还是每一户收成的多寡欠丰，一切都将变得透明起来。合作化只有一个出口，国家只需拎些麻袋来，靠着这出口，等着倾泄出金跃玉溅的瀑布。这笼子随时局更迁，不断变化着名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每变一回，笼子就收缩几分，笼子的出口，则阔大了几分……

没有合作化，就无法实施统购统销。

为了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政府发放大量合作基金贷款，解决贫苦农民入社股金困难问题。图为农民踊跃申请入社

1953年12月，是统购统销政策正式执行的日子，随即，中共中央通过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一年以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日程表，提前为由即时开始的十年到十五年。一年之后，他又一脚将油门踩到底，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便宣称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动全线进攻！

那像传家宝一样压进箱底的土地证，顷刻间成了一张废纸。刚分到手的那会儿，常常夜半醒来也跑去抓回一把热土才觉睡觉踏实的土地，不过两、三年后又收了回去……

随着新民主主义阶段成了苍天下一痕渐行渐远的鸢影，农民们发家致富那鱼鳍般活泼泼在梦中划游的憧憬，却可能成为一具黑洞洞的被剖开的鱼腹。但是，从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级报刊，到作家李准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都在向农民庄严保证：共产党并不反对富裕，但少数人的富裕，只会建立在多数人的贫困上。

对于“共同富裕”，这美妙得听了几乎石头也会唱歌的保证，有些农民不信。为此，在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现象，在不少农村均有发生。据当时官方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江西新余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89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对一名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广东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在合作化运动中，像周同宾父亲这样的农民，也决不在少数——

……他不愿入社，坚决不入社。不光是他，那么多贫农也不愿入社，只有那些缺劳力、没耕牛、少农具的人家，才积极入社。不入不行，不得不入。父亲是最后一个被强拉进社里的。交出了土地证，牵走了牛驴，拉去了铁轮车，父亲一下子没了魂，也没了劲，怔怔地蹲在院里的捶布石上，两眼茫然看着好似顷刻间空虚了的家，久久无言，久久站不起来。他眼泪正向肚里流……

——（《土地梦》）

自然，毛主席的威望，尚像午后的太阳一样，在人们心头散发着余热。而且，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能冒出陈永贵这样有着社会主义很高觉悟的带头人。除了极少数不识时务者，绝大多数的农民，对于那个庄严的保证，不管是真信，还是假信，口服还是心服了，统统给卷进了社会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

1955年，中南海里，毛主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难成寐，眼看全国各地合作化的速度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比他期盼的还要快，他远比编自己的选集更有兴趣、热情，一气编好了即将下发全党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对自己的秘书说：家英呵，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比起1949年建国，还要高兴。

“大海的怒涛”里却悄悄地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

当国家收购农产品时，其价格总是低于价值，国家向农民出售工业品时，其价格总是高于价值。在公开的农业税率，即交公粮外，农民那点有限的收入，还得在暗中接受“剪刀”这两翼的锋利剪切。

国家通过“剪刀差”，到底从农村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二十年后，经济学家道破了“大海的怒涛”中这股真正滚滚的潜流，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计算，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剪刀差”的相对量1952年为12%，1957年为28%，1978年为28.1%。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农业通过“剪刀差”，向国家提供了6000亿元的资本积累，相当于1982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原值。

又一种说法是，从1952年到1989年的27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和农业税（扣除同期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从农村拿走了7000多亿元，这超过了1987年国营工业固定资产的原值。（以上转引自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如此拿法，对于一个其主要成分来自农村、并且主要依靠农民打下了江山的党来说，不可能理直似竹，气壮如牛。“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反对合作化的，更是大有人在。毛泽东在他热情洋溢编好的那本书的一纸按语里写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

但一边，又必须理直似竹，气壮如牛。

打由农村进城市后，成了全国的执政党，茅坪八角楼和杨家岭的窑洞里，再也装不下共产党的目光。在人类文明的最高表达——城市里，她必须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去思索中国日后的命运：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地的方式，转移掉国内的矛盾，又掠夺他国的资源推进本国的工业化。没有赶上早市的德国、日本，失去了这个机会，却又想瓜分前者的市场，便必然要挑起世界大战了。泥泞泥水里蹒跚步履、连晚市也没能赶上的中国，现在要靠外部的因素启动自己的工业化，更没有可能，只能靠内部挖掘、内部积累。在这个历来以农业为本、国民中农民亦占绝大多数的东方古国，若不去农业那里挖掘，若不多由农民积累，工业化便只能是纸上谈兵、画梅止渴……

没有合作化，就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麻烦是，一边是不可能理直似竹，气壮如牛，一边又必须理直似竹，气壮如牛，心理上便不免磕磕碰碰起来，或者说心口有些发虚，给人的感觉是过于敏感，过于惕惧，乃至表现得有点歇斯底里……

1955年，毛泽东接见河北著名的“穷棒子社”社长王国藩，这个社只有三条半驴腿

在中国，大概没有什么人比毛泽东更清楚，只要把亿万农民在某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口号下调动起来，就足以办成任何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来自视为农民的最高利益代表者的毛泽东，最为警怵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人也口口声声以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哪怕这只是一个朦胧的影子般的幻觉，也足以让他的神经勃然陡立如黑暗中的刀锋……

最为著名的，便是1953年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训斥为农民鸣冤的梁漱溟是“笔杆子杀人”；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称为农民叫苦的彭德怀是“王八蛋”。

或是刘少奇在政治悬崖边悄然退却，或是对毛提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决策，他也渐渐口服心服：早点见到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搞上二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非等到第一代的共产党人，都鸡皮鹤发、齿动牙摇，或者魂归马克思那里，再去搞社会主义吗？

一个可资参考的例证是——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公社的热情，看来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火车一到郑州车站，他便要吴芝圃回去实验。

据后来薄一波的考证，这一次火车上的海阔天空，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来取代合作社，时为1958年4月底。当时，这一列火车恰恰是开往广州去与毛泽东会合，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将把这个激动人心的设想向毛泽东转达……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一个颇值得后人玩味的词：吹

三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那些看到了毛主席的画像，眼前便浮现出一朵朵金色祥云的农民呢？

那些一提起毛泽东的名字，黧黑、粗糙的脸膛上，犹如火把投向了幽暗的山涧，一下呼啦啦地亮堂起来的农民呢？

那些农民可能死在了河南。

至今没有见到吴芝圃的传记，比起时下书店、地摊上，那些用麻袋装也装不完的传记，这倒的确是一位值得作传、倘若现今没有人作传将来必定会有人大传特传的人物。

吴芝圃敢斗。身为河南省长的他，在“反右”运动中，斗倒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当时毛泽东召集的各种会议上的常客。

吴芝卿（左二）陪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

吴芝圃更敢斗基层干部与普通农民。1958年，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他咬定为702亿斤，由此，导致了全省范围的高征购。次年，借着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触天之怒，他再度搞高征购，“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会像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被斗得落花流水；而哪个农民胆敢不交足粮食，便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信阳地区，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为追逼粮食，经专政机关逮捕的，就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667人。在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为“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吴芝圃敢唱。虽然什么“三面红旗”光芒万丈，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成了当时官场的主旋律，但是在省一级领导人里，还是他唱得最为五音辉煌，声震屋瓦，即使不是在怀仁堂，面对着毛主席的一片如林高腔如锦花腔里，而是坐在异常务实的陈云同志面前。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后者，1960年10月间，来河南调查了一个星期。像是一位老师，教一个冥顽的学生算术，他一一扳着手指头说道：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吴芝圃仍坚持唱道：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然而，就是陈云在河南的那几天，在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将一份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交了中央。

材料里披露，在信阳地区，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的10%，在有的队竟达到了30%。各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吴芝圃却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他盼望毛主席常来中原大地上走走，在郑州思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大事。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吴芝圃还盼望党中央能在郑州开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他已经从硬件上作了精心准备，在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兴建了一片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别墅群内，除了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有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副主席、主席，面积与舒适性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岂料落成后随之信阳事发，吴芝圃下台，尚未开张就打入了冷宫，而且像忌讳什么，此后，中央再也没有来过郑州开会。（参见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那些农民可能死在了山东。

能想到“忆苦饭”成了“打牙祭”吗？

人民公社时吃“大锅饭”场面

不过是红薯秧子掐去叶，切段洗净，撒上几粒黄豆，几只干辣椒，再加上一把盐，在生产队煮牛食的大锅里煮出来的糊状物。不会有什么口感，更谈不上什么蛋白质、维生素，不过就是混个甸甸的肚皮圆。在不遭灾逢难的年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这种被称之为“渣稃”的东西，就是人们的家常饭；而到了“困难时期”，它就成了“打牙祭”了，除了成分不好的不敢来，全村的男女老少，一手持木筷，一手持海碗，宛如两件什么新式微型武器，其黑压压涌过来的阵势，颇像是当年协助我解放军打孟良崮。

一位有过这惊心动魄经历的记者，日后回忆道：

平时见面，总是按辈分“叔叔”“大爷”相称、彬彬有礼的村民们，这时候六亲不认，真跟饿急了的牲口一样！年迈的老人被挤倒，妇女和孩子被挤得哇哇乱叫。村干部在旁边也真像吆喝牲口一样吆喝他们：“抢什么？抢什么？跟猪拱食似的，成何体统？都排起队，慢慢盛！”但照例没有人听他这一套，锅前仍然乱成一团。过一会儿，每人盛出了冒尖的一大碗渣稃，各自蹲在地上，碗几乎扣在脸上，不换气地往肚里吞。烫着嘴，卡着喉咙，都不管不顾，仿佛有人拿鞭子抽着，催他们“快吃！快吃！”。

哪个如果吃得特别快的话，还能再抢到第二大碗，第二碗是细嚼慢咽下肚的。一开始人们的争闹，就是为了这第二碗。中午抢到两海碗“忆苦饭”的人，晚上回家就不吃饭了，集体忆苦一顿，省下家里两顿……

今天的山东兵，站起来像棵松，坐下来像堵墙，精血丰茂，有大器之仪。无论是给首长挑保镖，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卫队要征兵，山东肯定是视线中的热点之一。

要知道“文革”时期招来的山东兵吗？前几年，一位“文革”中是连长、现今可能已是将军，见了早年吃过渣稃的那位记者的瘦瘦身条，一听对方是齐鲁口音，他旋即笑了：“我想起了我连队带过的山东农村兵。他们一个个就好像前世是饿死鬼托生的，头一回吃部队的大锅米饭，疯抢！一个人肚子里，能填上五、六大碗！吃完了饭，你看看吧，什么事也不能干了，都七仰八叉躺在铺上反刍呢！至少得过个三天五日，你才能教会他们吃饭排队”……

“忆苦思甜”常常成了“忆甜思苦”。

当农民能吃上两海碗渣稃也成了最大的奢望时，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失去的了；当政府对农民十几年眼花缭乱的诸多承诺，都化为了残花败柳，最终，连吃上一口饱饭的最低要求也无法承诺时，政府就拿不出什么办法，在他们的嘴巴上贴上胶布。

至今，山东，还流传不少当年“忆苦思甜”的经典段子。

有一则是，领导领着一位老贫农上了台，先介绍道：“他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旧社会在地主家扛活时，他遭过什么罪，怎样吃的猪狗食，出着牛马力……”对着台下的几千听众，老贫农当即更正：“您快别瞎说，在地主家咱出力归出力，吃的可是比现在强，特别是到了割麦子这样的忙季，出去打短工，地主他要是不白面馒头管饱，俺们不会给他干！”台下一片哗然。领导急于要把他带下台去，他还一副悻悻然的样子：“你说咱在旧社会吃的是猪狗食，可现在这渣稃，连猪狗食都不如……”

1960年，山东全省，因饥饿直接或间接致死的，约六十万人，其人口死亡率，为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值，达到2.36%，比五十年代初期高出了一倍。有人估计，整个大饥荒时期，山东饿死的人不下百万，他们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农民……（见刘汉鼎《再闯关东》《中国作家》1994年第5期）

而在全国，民间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饿死3600万人，是整个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

那些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中，连二流子、懒汉与和尚也改弦易辙、不甘人后的日子呢？

那些系着红领巾的农家孩子，在宛若游龙的送公粮的队伍边奔跑、雀跃，分享大人们丰收喜悦的日子呢？

那些好日子，成了一间储满沉重记忆的暗室里的点点碎金散玉，它们粲然而又温馨，却又是如此稀罕，少得要将它们拣起来，串成一条项链，或打造一枚钻戒，以烘托历史某一段成熟而又动人的曲线，都不太可能，只能让它们保留在记忆里。与此相反，沉重，倒是可以争先恐后涌出暗室的，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都给沉重戴上更沉重的脚镣，决不让它们出来。即使偶尔给它们放放风，也倍加小心。

1976年，卢跃刚先生第一次回到川西北的雅安老家，一个秋雨绵绵、天与地都融于一片蒙蒙灰色的傍晚，他和本县文化馆的馆长老耿围着火盆，聊着老家的过去和今天。有一阵子——

他谨慎地站起身，去察看一下楼道的动静，然后轻轻地关上门。他告诉我，“六一、六二年”，四川发生了所谓的“荥经事件”，“我当时在荥经，惨哪！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人在屋里饿死，瘦成了一把骨头，活着的人也抬不动。找人抬死人，先要给米煮饭才能抬。一些人家，人死了，挪到门前，揭开香石板，草草挖个坑埋了。路上，看着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了，倒了再也起不来。路边看见红了眼的野狗撕吃无名的尸体，都不算是稀罕的事情。”

“你亲眼所见？”我问。

“不亲眼所见，敢跟你说！”

他被我的话惹恼了，正色说道。在炭火的映照下，他白天铁青色的络腮胡，此时已是一片黑色，完全遮盖了皮肤，只能看见他颧骨两团鲜红的愤怒……

——（卢跃刚《乡村八记》《中国作家》1994年第5期）

有一些回忆文章里提到，毛泽东曾为农民的苦难黯然垂泪。但与农民的身家性命比起来，毛却更要捍卫由他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而织就这“三面红旗”的经经纬纬，其实，就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国家的工业化与砸烂私有制的美妙理想。

凡美妙的理想，都能变成美妙的现实吗？

东方有一句谚语：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换成西方一位哲人的话来说，便是“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柏拉图《理想国》）

四　农民并没有站起来

在中国农村，打倒了地主、富农的剥削阶级之后，是不是就实现了人际关系的平等，铲除了一切性质的剥削与压迫呢？

不妨先将视线投向六十年代。

在张乐天先生的调查中有几个例子：1960年海宁的一个大队闹饥荒，农民们除了能去还在硬撑着的食堂打碗薄粥，主要得靠树皮、草根充饥，熬不过去的老人们，便一个个猝然倒下了。一天，食堂的伙夫，发现有个大队干部躲在灶头后吃白米饭。伙夫将此事告诉了老婆，他老婆又传播给了其他人。次日，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背后诅咒这干部……

两年后，某一秋日的中午，一个大队干部，经过一户贫农家门口，后者五、六口人正吃饭，餐桌上只有一碗咸菜、几根酱瓜。前者随口说道：你们也吃得太差了，我家的猪，比这吃得还要好一点。那贫农半是忿然、半是无奈：你们这些当大队干部的，有吃有喝，就是畜生投胎到你家里，也有好福气。我们是穷人家，没办法……

前一件事大约只是偶然性的，针对个别干部；

后一件事却表明，干部与农民之间，开始有了一条界限。

它反映在经济待遇上，便是大队干部视职务不同，每年每人都会给上相应的工分补贴。在L大队，一个叫冯洪明的，各年所补贴的工分是，1961年3400分，1962年3600分，1963年2820分，1964年2800分……此人补贴最多，看来不是大队书记，就是大队长。给他的工分补贴，放到一个强劳动力身上，则不管刮风下雨，婚丧节假，天天都要出工，且要干满一个劳动日，才能拿到3600分，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获中等补贴水平的，每年也在2500分左右。

对此，农民已经有了强烈反应。有的说：干部们今天开会，明天又开会，一开就是半天一天的，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谈，无非是想出点花头来拿“安耽工”。有的抱怨：干部们屋里坐坐，不吹风，不遭雨，张张嘴巴就拿十分工。我们累死累活地干，一天最多也不过是十分工，这事情说到天边也是不合理的……

于是，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劳动效率与“公出”干部的多少，大致构成一个反比关系：“公出”的干部越多，劳动效率越低，倘若某一天生产队的干部，统统去哪里开会了，这一天的劳动便成了群体“放羊”。

这一反比关系，已经在默默地演绎着农村现实生活的逻辑——如果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剥削因素，农民们不会这样干活；

农民们习惯于如此干活，又表明——如果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压迫因素，这剥削因素便连一天也维持不了。

土地改革，毁灭了乡绅阶级在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作用。农业集体化又尤其是人民公社，缔造出一支庞大的干部队伍，以填补乡绅消亡之后出现的空白。两者间，有不同的是——

乡绅是自掏腰包吃饭的，干部则是要吃大锅饭的，一般来说，还得吃上最香最软的一层；

乡绅里，多数人还是属于民间社会，少数人是告老还乡的前官员，可能身上有些半官方色彩，但总起来说，他们都注重代表本土本村的利益。干部中分两层，乡、社干部，是当然的国家在编干部，大队、生产队干部，身份上仍是农民，却拥有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能。两者都奉国家的政令和原则为圭臬，负责将各级政府的生产计划和关于农村的各项经济指标，分解、落实到基层；

乡绅的传统作用，大抵是通过宗族与血缘联系，还有教化活动来实现的，它介于管与不管、实管与虚管之间。干部们仰仗着国家赋予的权力，事无巨细，悉揽无遗，诸如生产计划、分配原则、粮税征收、劳务派遣，以后又有自留地、宅基地、生儿育女，乃至邻里纠纷、分家析产、每户人家可以养几只鸡、种几棵树……大约除不能做出男女来，上帝要管的事，他们都要管，他们是准上帝。

乡绅们人数有限，乡绅之所以也称乡望，得在家族内、地方上享有一定的声望，还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家学渊源。干部们是无须这些条件的，国家一般不是根据素质来决定其是否任用，而是因维持一个面对亿万农民的庞大的管束机制的需要，而将其逐级派发的。只有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学者有条件做出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后，人们才能从数字上把握这一庞大：

按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每个公社约有干部三十人以上，生产大队为十人左右，生产队为五人左右。于是，在全国527881个人民公社、690000个生产大队和4810000个生产队当中，大大小小的干部，达到了六千万以上，占到了农村全部人口的7%。

数量上约与当时河南或山东等一个人口大省不相上下的农村干部们，坚决地守卫住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上甘岭”，让大寨红旗高高地飘扬在社会主义的“虎头山”上。而且，以一方方温情脉脉的面纱，诸如“爱社如家”、“社员之家”、“民兵之家”、“青年之家”……麻醉了家庭功能几乎被冲击成一颗光光的鹅卵石的农民，也掩饰着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日愈紧张得令人不安的气氛……

与此同时，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从农民身上，或者说是嘴边，拿走了多少东西呢？这当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也肯定是一个永远打捞不出来的数字。

但有两件个案。一件在一个叫陈集的公社，在该公社解体前，全公社27169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须上交自己收入的10.83%，作为公社内1766名各级干部的补助，其中，一个大队76名干部获得的补助，达到了农民总收入的19.1%。这个纪录还不是最高的，甘肃省的渭源县刷新为，1977年该县粮食的总产量中，有30%为干部们“提留”走了，计19535913公斤。此外，尚有848069公斤，在账目上列入“其他”一项，实则被干部们吃喝掉了。

这些个案，虽然不一定能够代表全部。但却能够证明，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的公社官员，实际占有着大约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收入。如此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成为常例，也就诱使愈来愈多的人进入可获“补助”的行列。直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公社里面，拥有干部身份的人，可以多达二千多人，已超过旧时乡村保长保丁数量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在人民公社社员中间，会流传着一句尖刻的话：“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但是，这仍然不是农民所要供养的全部，另有民兵干部、妇女干部、共青团干部、会计、计划生育员、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兽医、广播员、护路员、护林员、代销员、电工、农机员、供销员等等。这样，乡下劳动力中需由农户“补贴”的人就占到十之三、四。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

倘若说农民养活了地主，地主却也付出了生产资料——土地，有时还有畜力、工具；那么，这主要靠农民“补贴”养活的衮衮干部们，也不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付出。

在上级面前，他们可能付出的清单有：八面圆通，胁肩谄笑，心心念念，赤胆忠心，捱风缉缝……在农民面前，他们可能付出的目录有：唇焦舌敝，涎皮赖脸，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恶紫夺朱……

在上级与农民之间，一些人如果还讲点传统伦理道德，就像钻进了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他们显然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传统伦理道德在他们身上，已经成了酒桌上被酒水打湿的烟卷，或者，当上层结构对下面农民的提取日益苛刻，随之对他们的压力也日益加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便会呈现出一种“痞子化”的倾向。

刘邦便是一个典型的痞子。在未出道前，他在老家沛县当亭长，大概相当于大队里管治安的民兵连长，倘若没有在亭长任上练出一身无毒不丈夫的气概，日后他就拥揽不了汉朝的江山……

地主、富农作为“剥削阶级”被打倒了，背负着巨大的“剪刀差”与种种“补贴”、摊派的农民，却没有从土地上站起来——

农业生产上有一个指标，最能说明某一时间段生产力的水平，那就是单位面积上某种作物的产量。在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里，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稻、麦……由于一两千年来它们的遗传基因型未得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小麦的产量一直保持在每亩100-200斤，水稻在每亩200-400斤（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年度之间的产量差异，则由当年的气候、人为因素、其他自然因素决定。抗战前夕有人做过调查：“籼梗稻平均亩产308斤……小麦平均亩产123斤”。（叶谦吉《粮食统制声中中国稻麦改进之途径》民国二十五年8月16日《东方杂志》33卷16号）。

再往后看，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49年-2001年的《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等资料综合出的统计数字是：1938年—1947年里，稻平均亩产396斤，麦平均亩产165斤。1949年猛降至稻252斤，麦86斤。此后慢慢爬升，1957年升至稻359斤，麦114斤；到了1961年，又跌至稻272斤，麦74斤。画成平面坐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低谷完全是由于战乱和“大跃进”而造成……真正的恢复，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先是“分田到户”、“大包干”之功，后来是因为引进了高产的“矮杆基因”，大幅度改良了稻、麦品种的遗传基因型，才使得产量潜力节节攀升，直到今天十几亿亩耕地居然让十几亿人口粮食基本自给的水平。

1978年，全国八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300斤毛粮。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平均6分钱，可以买三盒火柴。

这一年，离兰州不过40公里的榆中县上庄公社，生产队的人均口粮才40——100斤。全公社七千多人，有四千多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不过是一堆扯烂了的破棉絮。此地位于海拔二千多米的高寒阴湿地区，天空难得地放晴了，草堆、田埂上，满是孩子们的一片小屁股……

直到这年冬天，曾经驻过八路军总部的五台山的黎民百姓，吃的还是一种外表黑乎乎、由十分之七八的野菜、草类与一点点粮食揉制的团子。由五台山向东延伸，是河北省的武安县，这里的许多农民，已靠出卖鲜血为生，在一个叫刘庄的公社里，六千多个社员中，常年卖血的有一千六百多人。

这一年，在南方，北京来的官员们，在珠江三角洲搞调查，这里本该是中国经济的触处生花之地，一个劳作了一辈子、行将就木的老农，却拿不出一个好碗、一件不露肉的衣裤。

官员们问他：解放后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

老人说：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饭，二是不让我们讲真话。

又问他什么时候日子最好过，他的回答是陈济棠时代。此人是三十年代因拥兵自重而当上的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官员们没有料到，快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的一个军阀，居然还在农民眼里德厚流芳……

最后，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拿出来的数据，是令人震惊的：

至1978年，全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三十年代。

这使得忧心如焚、已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在会上不至于孤掌难鸣，被沦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李富春也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引自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

二十世纪，地主、富农，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无论是当上了地主、富农的，还是梦想着要当地主、富农的，都没有能够赶上好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出曾名噪京都的话剧《狗儿爷涅槃》，主人公狗儿爷，克勤克俭，终成了地主，其结局却是在发家梦想终化为了泡沫的一片凄凉中死去……

倘若说，这大约象征着地主、富农的悲剧；

那么，农民，中国的亿万农民，二十几年里，始终匍匐在土地上，颠踬在艰窘间，佝偻在卑微里，趔趄在悲凉中，他们的悲剧又是什么呢？

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富农，铲除了从头到脚、据说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流出污浊血液的私有制，对脑海里瞬间而过的私有观念，也冰河铁马，大动干戈。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要害部门，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位，都统统抓在了革命阶级及其阶级子弟手里。一次次运动、斗争，九蒸九晒，恨不能将每个人都嚼成药渣子，再吐出来。比夏草还要多的报纸、电台，比长城还要长的政工队伍，以语言的飓风，热情的暴雨，改造的鞭子，几乎没有间歇地叩击千家万户的窗棂，造访芸芸众生的灵魂……

中国，却依然落后、贫困，这造成落后、贫困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于是，在举国欢腾、被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的两年之后，一场“革命”来临了。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场对自身命运有转折意义的“革命”，并不是发生在1949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

附：

就在本文杀青之后，收到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魏燮中的一封来信。信里的两段文字，恰能给本文的意旨以科学数据的参证。借本文发表之机，向年事已高却“位卑不忘忧国”的魏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