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怎样变成“伪革命”的

革命是怎样变成“伪革命”的

一　铁甲之后，必然是剑

一个新社会，一块高标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日月星辰、决意以革命手段去荡涤旧时代一切污泥浊水的新大陆，自当会追求一种精神的纯洁。

比如，人民政府不再像国民党政权那样腐败、无能了，她高效、廉洁，和人民群众如胶似漆，风雨与共。中国人不再是昔日外国人眼中的一盘散沙了，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毛主席巨臂一挥，高山可以搬走，大海能够填平，腾腾热气之中，多少新城拔地而起，多少铁路逶迤而来……

纯洁，还意味着诗意。

比如，清华园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一名叫张自立的同学，朗诵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当他用激昂的声调，念到“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时，全场掌声雷动。再有，北海碧波上，响着风铃的高高白塔下，那留住了一代人童年、以至于传唱到今天的一首如来自天堂的歌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纯洁可能还有着别的含义。

1930年前后，以瑞金为红都的中央苏区和其他的苏区，改制换代之势波急浪涌，甚至有地方打出了“中华苏维埃元年”的苏维埃年号。它们也具有新社会的性质，这些地方社会改造的一个主要目标，集中在政治、经济上全力打击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包括清洗党内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党员。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大规模肃清“AB团”运动里，地富阶级出身的党员更是首当其冲，遭大批处决……所有的这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发动者看来，均有“纯洁”社会的性质。

估计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苏维埃运动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在土地改革中执行政策比较稳妥、没有引起巨大社会动荡的地方，就是地主、富农本人，也不会料到这“纯洁”，日后与自己压根儿有什么联系。

土地改革，当然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世代积累、锱珠必较下来的财产，一个早上丧失殆尽。曾经有过的声望，如今一钱不值，成分，代替了“富人”、“好人”或是“乡绅”一说……但总起来看，地主、富农，还没有被划入政治领域——阶级斗争中的敌人。

1947年，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曾明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地主劳动三年，富农不剥削三年，即可改变为农民成分。虽然这一正确的“摘帽”政策，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实施，但至少说明，在当时党的领导者眼里，地主、富农在经过经济上的扁平化以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危险。合作化后，一般不允许地主、富农入社，仍让他们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能够在社外过自家日子的他们，一段时间里，还让不得不入社的中农们，看得眼红耳热。

张乐天先生通过对浙北的一个普通村庄的调查，发现在六十年代初中期的村民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几乎难以感觉到阶级的存在，“亲戚还是亲戚，谁也不会因阶级而改变亲属称谓；邻里也还是邻里，阶级并没有改变传统的交往方式。在小镇的茶馆里，四类分子与贫下中农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品茶谈天。在传统的节日里，村民们还按传统的方式相互串门，贫农的家里可能会有地主上门，四类分子也照样设宴待客。在婚丧喜事的庆典中，宾客中有远近之别，无阶级之分。同一桌的客人们相互斟酒碰杯，人情融融掩盖了政治等级的差别。”（《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然而，这一政治等级的差别被融融的人情掩盖了的情状，放在更多的地方，则只能发生在五十年代。而且，它并不意味乡村真成了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桃花源。地主、富农们还是能感觉到阶级成分的压力，与干部们有时会在治保和民兵会议上谈起阶级斗争的外部压力比起来，这时，更多的压力来自于内心。

他们当然看不透地主阶级在中国的宿命，只能局部地总结出各自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教训，但归纳起来，很多人其实只是一条，即昔日他们在生态与心态上刺激了别人。现在他们如临渊履薄，讲话轻轻的，走路悄悄的，尽量低着头。在最具家族亲和色彩的宴席上，他们的辈分再高，学识再厚，多半也不会坐到主桌上去。在最偏的桌子边，有一张椅子，他们就知足了……在乡村生活的河里，地主、富农们，是一条小心翼翼、有些不太合群的鱼。

事情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呢？

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工业化，都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而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当社会主义披上了计划经济的铁甲之后，这个巨汉必然要举起一把锋光闪闪的剑——阶级斗争。

如果说，1955年揭露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只是这把剑小试锋芒；那么，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头上，这把剑已经挥舞得银蛇腾挪，周天寒彻。

当时能读点书报的地主，在报上看到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在林林总总的斗争会上被斗得狼狈不堪的消息，大概还不会萌生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他们以为，这只是远离乡村的城市里的事情，而且，是共产党待其本不薄的一伙文化人不知天高地厚、螳臂当车自掘倒霉。他们忽略了这之中的种种迹象——

知识，被视为脑袋里没收不去、“砍挖”不走的无形的私有财产。知识分子，因为这无形的私有财产，被视作享用了多多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判定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钻进了“阳谋”这条大口袋的“右派分子”们，更是在政治上被打成了反动派……一句话，既然城里的文化人，因为文化惹出了这天大的祸事，怎么可能会让乡下那些拥有过有形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仍然关起门来过自家的小日子，像一条鱼，哪怕是一条有重重心事的鱼，在乡村生活的河里游来游去？

将这条鱼抓起来，抛去河滩上晾着，以后，干脆将其剖腹去膛，洒上粗盐，制成一条咸干鱼挂起来，便是早晚的事了……

仅有上面还不够。在感觉时尚、窥探风向上，下面历来有人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敏锐。

下面要提到的一位，是离南昌市六十公里远的奉新县的中学教师，而且，时间还早在1951年。

此人教的是初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朱自清先生写于二十年代的《背影》。此文十几年前就入选国文课本了，可谓久经考验的语文经典教材。这一年，当他又一次翻开这篇课文，却发现这是“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他毫不犹豫地挑灯夜战了，次日，一篇稿子寄去了北京有着教育界最高权威的《人民教育》。稿子里写到——

现在国家面临的三大政治任务，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但我看，《背影》与这三大政治任务之间，总好像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背影》着力描述的父爱，只不过是为人之父出于本能的感情……由于班上学生们的父亲三分之一是地主成分，有的学生的父亲，且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受到了镇压，在这种环境下讲父子情深，恐怕倒恰恰会勾起这部分学生对人民对祖国仇恨的情绪。

退一步说，即使《背影》超阶级的思想情感，与目前的政治任务不相矛盾，但光那三次感情脆弱的林黛玉式的下泪，也会给学生以不健康的感染，因为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青少年的眼泪，只有欢笑的眼泪，胜利的眼泪，以及对万恶敌人愤恨的眼泪……

《人民教育》很快发表了这篇稿子，并就此开展了一场倾向性鲜明的讨论。在最后发出的编辑部的定调文章《对<背影>的意见》中，认定该文，因为“宣扬父子间的私爱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的情绪”，“在历史上已经起了腐蚀青年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是决不能再有它散布‘秋天的调子’的地盘的”……

在下一个学年里，《背影》如一口痰，被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

从1951年，到新世纪初的2000年，世事有代谢，人物成古今。中国人经历了多少大剧痛、大悲喜、大嗟叹？但还有一位叫戴燕的先生，穿过茫茫的烟尘，遍地纷纷的鸡毛与碎屑，找到了并寻味着这件往事。先生说：“只要人们不忘记发生在六十年代的那场流血的‘革命’，不忘记‘革命’当中几乎无处不见的那些违逆亲情、违逆人情的做法，就不妨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下曾经教育和影响过不止一代人的那些教材，《背影》的消失，是否正是‘革命’的一种预兆呢？”（《背影》的消失》《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2月6日）

革命温度日益升高，让人们一下有明显感觉的那一年，是1962年。

国内刚刚从一场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馑中走出来，百姓有恚怨，党内有牢骚。毛泽东不得不在上年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海峡那边，蒋介石不断派出小股武装匪徒来东南沿海骚扰，“反攻大陆”的叫嚣，也蝉雨不绝。周边环境上，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毛泽东已经断定，苏联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利益早生磨擦，意识形态江湖上的一场大反目、大火并，又迫在眉睫……

这一年里，毛泽东在北戴河畔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2年以后，在中国，纯洁，被阶级斗争赋予了新的含义，意味着政治上的清洗了。社会上已经普遍这样叫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被统称为“四类分子”；加上右派分子，为“五类分子”。“四类分子”、“五类分子”的归纳，显示了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这是一个如阴与阳、夜与昼、黑与白一样，必须要被区别、而且，必须要被打入最低层的异类。

在农村，即便是在人伦温情脉脉的面纱没有被撕破的一些地方，阶级斗争的观念，也深入如一挑雪亮的快刃，割及了家族、宗族关系及乡村传统文化的根部。原来以为经过世世代代的生长，它们会很结实，至少像一兜粗壮的禾茬，实际上，却如刀划过洁白的豆腐。

“四类分子”被强制开会

当时的队干部们，常常能听到社员的种种揭发，诸如“昨天，那个地主婆又把鸭子放到田里去吃谷了”，或者“某地主出工不出力，一泡尿拉了一袋烟的功夫”……很可能告状的与被告的，其祖上，几百年前都是由山西洪洞县里那棵著名的老槐树下出发，来此安营扎寨的第一批同舟共济的移民。

两户人家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若其中一户是地主或富农，另一方，让他调门一下软下来的“杀手锏”，必然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地主，抬起一对狗眼瞧一瞧天，早就是咱贫下中农的天下了！”。或者，一声棒喝：“你再不老实，我去找几个人把你捆起来，拖去大队斗！”……这争执的双方间，极有可能在同宗内彼此的关系超不出五服。

地主、富农，与贫下中农们同坐在一张方桌边品茶，喝酒，摆龙门阵，俨然已是脑袋后盘着长辫子的年代的事了。他们形影相吊，如身上爬有麻风病菌，哪怕是在与社员们一起劳动的场合，后者也会和他们隔一块地方。敢和富裕中农抱成一团，打得火热，寻衅生事，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大抵上看，这只属于浩然先生笔下的调遣，在《艳阳天》里，他将马小辫子和“弯弯绕”往一块儿凑。在现实生活里，别说贫下中农，就是中农，也和他们划壑为邻。要生事也各生各的，中农抗拒合作化，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若混进几个地主，一下便成了敌我矛盾！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在这个即将拉开又一台运动帷幕的文件里，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继土改之后，文件重新提出“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及“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从此，一个词组，一个据说是出自于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梦呓里、让许多老一代共产党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词组：“和平演变”，高频率地出现在众多的报刊和文件里。

那段时间，刘少奇也患失眠症，得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倘若晚上无人照料，药劲发作一旦猛烈，可能从床上摔下来。他宁可自己打地铺睡了五年，也要夫人王光美下去搞“四清”试点。后者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了几个月，在认定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的同时，弄出了一个由中央转发给各地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内称：

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阶级斗争是更复杂了……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土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

在桃园蹲点的几个月里，王光美每月回一趟北京，每次都向毛汇报，他很是欣赏《桃园经验》，但也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未能理解这句谶言偈语似的话。为解决农村“四清”与“四不清”矛盾而宵旰忧勤的她，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不到一年之后，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国社会和党内的形形色色的不清楚之中，最大的不清楚，竟是自己的丈夫……

一般来说，在“四清运动”前，农村干部和农民对于地主、富农的看法是，他们是因为历史在赎罪。如今大多风烛残年、年纪再轻也有五十左右的他们，却没有现实的危险性；

一般来说，在“四清运动”之后，农村干部和农民对于地主、富农的看法有了变化，即地主、富农，在为历史而赎罪外，还有着现实的危险性，他们得为现实的危险性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时的宣传机器里，这现实危险性的主要表现是——

私藏旧地契，记变天账，暗中指点土改中被分掉的土地、房屋，向儿女灌输复辟思想；

以小恩小惠，拉拢青少年，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以此为表现内容、乃至题目就叫《争夺》的影剧作品，当年风行一时；

利用修家谱等宗族活动模糊阶级阵营，利用迷信活动毒害劳动人民；

造谣惑众，与蠢蠢欲动进犯大陆的蒋介石遥相呼应。1962年备战时，江西临川县的一个地主四下散布：国民党的飞机已轰炸到了南昌，医院里躺满了伤病员……

破坏集体经济，搞阶级报复。一度被广泛宣传、成了全国著名小英雄的刘文学，是四川农村一个贫农的儿子。报载：当发现村里有地主偷摘了生产队地里的几把海椒，他冲上前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地主见乞告无门，便在海椒地里掐死了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星与火炬》节目里，曾播过歌颂他的朗诵诗：“黄桷树啊根深叶茂，嘉陵江水啊浪滔滔……刘文学，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的好同学……”

诸多的案例、报道和文艺作品，都在大同小异地强调说，对于社队干部来说，在地主、富农的现实危险性里，最要紧的是金钱、美色等方面的腐蚀……

大抵从“四清”开始，“四类分子”没有说话的自由，稍有不慎，就必被斥责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而遭到批判。“四类分子”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有事外出必须报告，在获得批准后，外出的时间、地点均有严格的限制。平时，他们的身上，落满了村民们冰凌般冷冽的视线；节假日里，倘若国际环境有个什么风吹草动，荷枪实弹的民兵就会监视他们，要不干脆集中起来，白天去大山里砍柴，为生产队提供无偿的劳动，晚上则住进哪座旧祠堂或者破庙……

而且，清洗，已经追踪到了城市。

北京，中央机关的一片片千篇一律的宿舍区里，几年之前，为着同一个原因——饥饿，由四面八方来投靠儿女的“四类分子”们，如今又趁似水漫过街头的夜色，或者儿孙上班、上学，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人，踽踽地踏上了返乡的路程。他们中的多数人，儿女虽未挽留，却也没有驱逐。但饱经风霜的老者心如明镜：没有驱逐，就如已拉到了极限的弹簧，是满是裂纹的心，在竭力负荷沉重的亲情；未加挽留，便意味此去即使大浪没顶，做儿女丢过来的，也不会是救生圈，而只能是一个公家人的背影……

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在清查内部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的同时，清理出在机关大院的干部亲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遣送回原籍，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这些人中，大多数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并不愿意接受。更有甚者，在西安的一些中小学校，也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以“树立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导致一些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广州，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夫人，因为“漏网地主”押送回乡。已过古稀之年的容先生，此后，每天一个人拎饭盒到中山大学的食堂里买饭吃。夜里一方孤衾下，挂念体弱多病的老伴若卧床不起，在乡间想求一点药、一口热水不可得时，每每老泪纵横。就是在如此苍凉的心境下，容庚完成了几部整理研究碑帖的著作……

成都，土改中顶了刘文彩的空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五姨太”王玉清，从庄园赶出来后，有过一段婚姻，并且自己找了一份活干，一直在街道办的鞋厂里做胶鞋帮，每月工资十几元钱。1964年，丈夫病故。1965年，社会上有流传：刘文彩的小老婆又混进了革命队伍。街道派出所通知她：你的成都户口已经吊销，必须回乡下去。回大邑后，她住娘家蔡场乡老屋，却经常被叫到安仁镇上，模样清瘦的她，宛如一杆剥去了绿叶的竹子，立在地主庄园陈列馆门口的空地上，作为地主“小老婆”的活标本，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的参观，也接受后者如冰雹沙石一样掷过来的批判……

中国，没有发布任何战争宣言，却实质性地进入了战争状态。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里，地主、富农——这批非种族低劣而是阶级出身低劣的“犹太”，已经成功地被从社会生活中“纯洁”出来，关进了一个无形的却是巨大的集中营。

二　“五类分子”子女们

有低劣的阶级出身，就有低贱的阶级成分。

成分低贱的孩子们，童年、少年时代，和成分高贵的孩子一样唱：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要尽情欢乐。

亲爱的伙伴，请你告诉我，

谁为我们安排幸福生活……

唱着影片《祖国的花朵》里这支像是来自天堂的歌子，前者是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支无忧无虑的花朵，倒可能是花圃里一株要铲除的狗尾巴草?这个时候，肯定早于阶级斗争之剑划动得虎虎生风的1962年。

同年2月初，上年高考成绩出色却落榜了的遇罗克，被分配到京郊的一个公社园艺队的菜园劳动。当时菜园里雇佣了不少临时工和合同工，多数是附近村里的社员。他们中很多人是体格健壮的棒小伙子，干活舍得出力，活也做得漂亮。却没有这类人常见的犟牛脾气，或者居功自傲，与人骂骂咧咧，打打闹闹。派活时，他们随叫随到，百依百顺。评工分时，明显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也低眉顺眼，一声不吭，而周围的人也心安理得……很快，遇罗克了解到，他们都是地富子弟，在村里干活时，与家人一起老受到辱骂、歧视，才到这里来做临时工，想用受累出力，委曲求全，换得日后菜园里的一个“铁饭碗”。

遇罗克，因撰写《出身论》于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执行，年仅27岁

“在出身问题上，受到歧视打击的不仅是我，不仅是和自己这批同来的几十个因‘血统’原因而在高考中被淘汰的城市学生，还有大量的同代人。”——一副白色塑料框的眼镜下，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得出了一个简单的、却如电锯在撕裂他理想与青春的结论。几年后，他如丹柯，托自己的心为火炬，引导了许多青年人，走出了黑暗、愚昧的“山顶洞”。他深邃、忧患而又温婉的目光，穿过最廉价的眼镜，洒在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一片清辉，至今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六十年代里，大规模地实行了“反右运动”后将成分不好的考生打入另册的做法。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都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多少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完全不招收“五类分子”子女，如同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天潢贵胄们的专利。能够有限招收“五类分子”子女的高校、专业，一定不会是学生们趋之若骛的“香饽饽”，但能百里挑一地进去，已经是皇恩浩荡、祖坟冒烟。

在工厂，大抵重要岗位，最好的技术工种，如电工、钳工、机修工，成分不好者均靠边站。每逢节假日安排设备检修时，首先得把参加检修人员的名单报到保卫科，一个个进行档案审查，多少涉及一点问题的都不让参加。有些厂，还规定凡成分不好者，不能带徒工。提拔组长、班长、队长，或是工资改革、级别调整，工会发放生活困难补助……成分，都是一个硬碰硬的先决条件。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亦如此。

出版社、报刊采用作品、文章前，必发一纸公函，或打个电话来单位，了解作者何成分，何种政治表现。在一些城市，街道办事处印制的待业青年求职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来者未必不清楚，出身好的不一定工作就好，情况倒很可能相反。但放着出身好的不用，挑走出身坏的，是什么立场，什么感情？他的想法，仅“客观”了几秒，便成了拿破仑的铁骑，折腿在自己脑海中的滑铁卢。只有在大批去向是农村的时候，出身坏的才会获热烈青睐。就连报考驾驶员执照，成分好坏，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在遇罗克的《鸿沟》一文里，曾引用过一位司机转交给他的一份铅印文件，内有：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1、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文革”前的中国，几乎在涉及到人们进退、升降、荣辱等生存方式的所有方面，出身，均成了一部分人望而却步的幽深绝壁，另一部分人闲庭信步的椰风海滩。成分，已是一部分人的“黑色星期一”，另一部分人的“快乐大本营”。

后者，自然轻松，快乐。前者，当然悲戚，困惑。

如果抹去个人情绪泡沫似地堆涌，忽略个体形形色色看似偶然的命运，至少在几十年后的现在，可以颇为冷静地理解了——

在百年以来不是以和平与建设去累积社会资源，总是以战争与革命屡屡消耗、践踏社会资源、从而日愈减少其总量的中国；当革命取得了成功，不是将这柄长剑放进和平的清水中退火，或者丢进炉里，再铸剑为犁，让满是创造的土地上流布起文明的风景和人性的芬芳，而是从剑鞘里又拔出来，继续着烽火硝烟的岁月里敌我斗争的思维，强化着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旧意识形态格局……

这一背景下，总是紧缩的社会资源与随人口不断旺盛起来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便大大地剧烈起来。为了缓和矛盾，在一切矛盾的所在，诸如升学、招工、提干、提薪、参军上，自当提高标准。它不可能是业务标准，业务标准是平等的、非阶级性的，是人人可以努力的，因而有利于“五类分子”子女。只会是政治标准，政治标准是不平等的、阶级性的，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先天的，它能够确保工农子弟、尤其是干部子弟，在享有诸种资源的权利上，不会遭到有关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任何挑战。

这又不仅是一个“排排坐，吃果果”的简单的经济学问题。

倘若，仅仅为着让“你多我少”、甚至“你有我无”的社会资源分配合理化，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可以内部处理，即使外面人有所察觉，也不过像平头百姓在校门口看那些干部子弟学校一样雾里看花。没有必要已经这样做了多年，还要在1962年以后，形成对一切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弟的普遍政治压力，尤其是对“五类分子”子女的社会性歧视。

这还是一个政治策略问题。

“五类分子”总是要死掉的。他们的平均寿命，肯定要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寿命。此外，也不是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五类分子”。然而，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理论，却必须永远有一个对立面，来保持这一理论的活力。本来“五类分子”子女与对立面是风马牛，有了社会性歧视，“五类分子”子女，便或虚或实、时明时暗地等同了对立面。这就像一张眼袋装满、皱纹布满且有双下巴的脸，与一片乌亮、黑缎似的头发，本是两个年龄段的事，但有了高科技的染发素，今天的马路、电视上，比比可见，它们同处于一个人身上……

可能，这还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打碎不平等，往往是革命举起的第一面旗杆。革命胜利后，保持适度的不平等，则可能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一门技艺。在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人们的消费欲望长期限制在一个很低水平的国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比特权，更让像虎骨一样长年浸泡在平均主义里的人民敏感且反感了！没有制约、监督的权力，必定滋生特权。但人民对于特权的反感，除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牌桌上，无畏地甩了这张牌，让按惯例出牌的各级当政者防不猝防，一时间，纷纷滚下牌桌，在形形色色的嗷嘈小民前，腰弯成了虾米……可在“文革”前，人民对于特权的反感是被严加防范的。

防范之外，又加以疏导。当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对“五类分子”子女的社会性歧视中，发现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自身天然地占据着这部分人之上而沾沾自喜时，他们对于特权的敏感，便会有几分受潮金属般的锈蚀，对于特权的反感，也可能萌生起阿Q式的释然。这般精神上的自我恭喜发财，效益可能是巨大的，却无须像升学、提干、招工一样，国家真得为此付出巨大投资……

对一切非劳动人民子弟的普遍政治压力，尤其是对“五类分子”子女的社会性歧视，六十年代以后，构成了中国社会革命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十年代的人际关系的区分，诸如好人与坏人，先进与落后，亲与疏，乃至左与右……到了六十年代，几乎被出身的好、坏，或是一般的阶级区分完全取代了。“亲不亲，阶级分”，成了社会成员相处的准则。好事、坏事都与出身有关，出身坏的做了坏事，这叫阶级烙印，本性难移。做了好事，这叫脱胎换骨，弃暗投明，反戈一击；出身好的做了坏事，这是“失足”“冒从”“轻信”，归之于不良影响，明珠暗置，上了贼船。因此，社会上被公之于众的好事，都被干部子弟、工农子弟给专业承包；而坏事，统统被“五类分子”子女搬在手里，当做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化氛围中，多少“五类分子”子女，变得谦恭、委琐，变得决绝、冷酷，变成哀莫大于心死，精神上孤苦无依，或者变成满口革命辞藻，笔下动辄思想汇报、检讨揭发……在公开的一面外，他们的内心，还一定深藏着另一面。就是在这令人格分裂、人性扭曲的两重性下，他们度过了无比灰暗的青少年时代。

最为不幸的，当然是农村的“四类分子”子弟。

六七十年代，许多地方，老地主死了，阶级斗争的对象还得保留，儿子便升格成了地主。地主还活着，儿子分家，好似细胞分蘖，分成几户，地主的帽子，也多了几顶。富农嫁女，即使新郎头上带了一顶“贫农”宽大的遮阳帽，也遮不住她的脑袋，随行的嫁妆里，必须有一顶她本人的“富农”帽子……

张乐天先生在浙江海宁县L大队调查时发现，在该大队六十年代的两套户口资料中，一些“四类分子”子弟，有些解放时还在地上玩泥巴，再晚的有解放后出生的，因婚嫁等原因，从外面迁入时，L大队的户口簿上，均直接将他们的本人成分写成了家庭出身，例如——

徐雪英，女，1945年生，1965年由丁桥勤丰大队迁来，本人成分富农。

莫菊英，女，1943年生，1969年由丁桥二塘大队迁来，本人成分富农。

王建树，女，1950年生，1975年由东升新联大队迁来，本人成分地主。

祝桂宝，女，1946年生，1972年由丁桥勤海大队迁来，本人成分富农。

奕绍良，男，1947年生，1971年由本社利民大队迁来，本人成分富农……

——（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财产是不能继承的，帽子却是可以继承的。

这一继承下来，“四类分子”的历史，不但是他们本人永世受罚之源，而且祸及三代。就是帽子未给继承，仍“庇荫”了三代的现象，也大量发生。不管是儿辈、孙辈，不能升学，不能招工，不能入团，不能参军，连扛着根老掉了牙的“三八大盖”的民兵，也不让参加，大抵工分值较高的农活，也与他们无缘……

除非也像父母一样变得麻木起来，否则，几乎每一个白天，他们都遭遇难堪，几乎每一个晚上，他们都枕着伤感。最令他们心碎的是，连最后一点的人生安慰、性灵需求，他们可能也将被剥夺殆尽。政府不会张贴关于“四类分子”子弟禁婚的布告，可现实里，三代人都在耻辱的沼泽里挣扎、总也走不出去的境况，要胜过一百张政府的布告……

在山东，有这样两兄弟。

爷爷在土改批斗时，一棒子下去，当时就死挺了。爹继承了爷爷的地主帽子，被罚扫了十几年村里的大街。隔些日子就要叫去训斥一顿外，每年说是“赎罪”，还得扣掉几百个工分……

眼瞅着两兄弟，都二十好几了，该结婚了。娘每回洗晾儿子的被子，见上面斑斑道道，一片祖国大好河山，就止不住地淌泪。村里不会有哪家的姑娘进门，就是地主的闺女也嫌弃，自己受罪受怕了，生下个孩子，又是第三代地主羔子，不还得接着受罪？托人去外村提亲，但以后男女总得自己相亲，女方会先上男方大队里看户口卡片，了解清楚男方家庭是什么成分再说……

想着要遭此等屈辱，兄弟俩决不找人提亲。原本打算在老家为爹娘养老送终的他们，终于要走了，按山东农民每当无路可走时心里油然萌生的那样，打起个破行李卷，要闯关东。临走前，兄弟俩交代爹娘：

我们走了以后，不往家里写信，死活您们都别惦记！要是写信，叫村里人顺着信上的地址追过去，招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们去找个地方落下脚，只要那地方凑合着能活人，我们就成个家，再回来把您们都接去，咱永远离开这个熊地方……

——（见刘汉鼎《再闯关东》《中国作家》1994年第5期）

三　必有凶年

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也是大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军，浩猛地迈入中国之后，果然是板上钉钉的凶年。

1966年8月，被称为“红八月”，其出处，约是大部分由高干子弟组成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在北京六中后院他们自设的“劳改所”的墙上，用血和红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有“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次日起，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的六天里，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遭满门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有38天。（见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1998年第9期《北京文学》。刘兴华、华章《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1967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广西平南县大安、大新、寺面等公社，先后成立“贫下中农法庭”，武林、新儒、同德、大中、岑风、寺面等地，先后杀死地、富或其家属等12人。次年，4月初至5月上旬，城厢公社分别在罗新、上渡、平田、大成，举行阶级斗争大会，向“阶级敌人”发动总攻，打死6人，重伤30多人，并作为经验向全县传播。8 月11日——13日，附城、西山、甘莲大队，连日把人押到县城西街口，当众打死，尸体丢下西江，无人过问。8月下旬，大新大队实行“群众专政”，确定专政对象名单后，即分片开会斗争，1人当场打死，9人会后押去路边桥上打死……（见《广西平南县志·卷首篇》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1966年，红卫兵任意抄家、查封私宅

“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俨然退回到蒙昧时代以猎取异族的脑袋为最大乐事的原始氏族，光天化日之下，大批的“阶级敌人”被活杀熟食——

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江西省瑞金，有一间小理发店，店里有三个师傅。两个师傅出身于“红五类”，一个师傅出身于“黑五类”。（“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黑五类”即是“文革”前的“五类分子”。又有“黑七类”的说法，即在“黑五类”后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红”“黑”之间的出身，如教师、店员、职员、中农、下中农……一度被叫做“麻五类”。）

两个“红五类”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摇起语录本，向另一个“黑五类”宣布，鉴于你父亲的剥削阶级罪行，多年来你又抗拒改造……我们现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将后者杀了后，郑重其事地在店门口贴了公告，以示公事公办。一个公社，集中起部分“三查对象”，押他们去山上挖树坑，直径多少，洞深多少，均有严格要求。坑挖好后，又拖下山，再叫名字，叫到谁，谁一个人上去，到了洞边，一顿铁锄砸死，埋进坑内了事。叫完一遍名字的结果，所有的洞坑里，不是栽了树，而是栽了人。事后，该公社负责人，将此总结为“三查”运动的一条“活学活用”经验，即毛主席教导说：“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这是叫阶级敌人自掘坟墓……（拙作《中国的眸子》1989年第3期《当代》）

为祸持久、剧烈，蓄意进行“出身灭绝”，已形成大规模风潮并震惊了中央的，是湖南省道县，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六十六天里，杀人风潮遍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受害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风潮的影响，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的其他十个县市，均出现滥杀现象，非正常死亡达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此外，致残致伤者2146人。在死者里，“四类分子”3756人，“四类分子”子弟4057人，两者相加占到了总数的85%。其中，未成年者826人。被杀者里，最大的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有10天。事后经查，对杀人负有直接责任者，达到了一万四千余人！（见 刘兴华、华章《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像此类的个案，是不会收进地方志的。

华东师范大学是国内地方志收藏较多的一个高校，新世纪初，我在该校图书馆里翻阅了几十部省、地、县的地方志，它们大多出版于九十年代的初中期。在涉及到“文革”内容的这一节上，基本上都是蜻蜓点水。有熟悉情况的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些地方志，在正式出版前，都有一个用于征求意见的内部本，在上面能读到一些堪称是史料而不仅仅是数据的东西。但意见征求下来的结果，被要求删去的，多是前者。

于是，正式文本里，有关事件是这样表述的——

1968年4月，全县“造反派”联合组织“大联委”举行游斗大会，500余名化丑装的“三查”对象，和老“牛鬼蛇神”（未摘帽的地富反坏分子），在4000名“造反派”的押解下，边游行边接受批斗……尤以9月12日至10月19日搞大范围的所谓“群众专政”，非法杀害202人，骇人听闻。

——（《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1969年12月，县革委人保组成立“清队”办公室，区、社组织“群众专政大军”，各单位设立专案组，层层举办学习班，清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等“九种人”。

——（四川《达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1968年7月下旬，县革委召开6000人的誓师大会，部署清理“阶级队伍”，两个月时间，共揪斗4993人，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其中，红旗公社揭批“幸福党”，至7月，怀疑对象941人，其中非发关押126人，吊打182人，致死4人，致残6人……

——（河南《新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1968年6月，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层层揪斗“牛鬼蛇神”，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县迫害致死340人，致残130人。

——（辽宁《岫岩县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

“文革”十年，将对“五类分子”作为阶级斗争目标、对其子女实行社会性歧视的畸形政治生态，推到了极其荒蛮、极其悲惨的境地。

后人大概将永远无法知道，“文革”中，有多少“五类分子”死于非命，多少“五类分子”子女，因额头上刻下了无形却深深的“红字”而遭迫害而死。即使熬过了这场浩劫，也不过是严冬的原野上藏身于洞穴的蝼蚁，不见一点希望的光亮，在内心永恒的暗夜中苟延残喘，无声无息……

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弟的命运，肯定更凄凉于他们在城市的同类的命运，这是因为在农村这一畸形的政治生态有着更多的现实利益的支撑——

政治上，虽然在城乡，阶级斗争理论都必须永远有一个对立面，以保持其活力，但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出于想象所必须的想象力，阶级敌人出于塑造所必须的塑造力，乡村的人们永远赶不上城市。

社会生活相对狭小、单调，文化水准普遍低下的乡村，很难收获“叛徒”、“特务”、“走资派”，更罕有反革命的“爬虫”、“黑手”、“游鱼”……乡村的人们，大抵愚公移山般执著地斗争地主、富农，也像愚公一样老的死了，再斗小的，或是小的接着斗，一代代地斗下去，不啻于农民毕生吃牢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不管是“四清”，还是“文革”，“批林”还是“批邓”，只要是以大批判开路，乡村集会的第一个节目，总是一句声震屋瓦：“将地主分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带上来！”

经济上，地主、富农，常常还有他们的后代，对于一个大队来说，就是一批可以无偿占有劳动的对象。当时，一个农民一年不过做三天的义务工，地主、富农至少有半个月的义务工，一般用来修建公路、改造水利等大中型工程。这是“法”定的，还有“法”外的：县里派来工作组，区、社干部下村或是路过，要烧柴、吃菜，十有八九是：某某地主，后天晚饭前，你给大队挑一担柴来！要寅时到，你就不敢卯时来。细声细语，恍如蚊语：柴送来了，放在某处了。还是一只知人晓事的蚊子，不想打扰了主人的清梦……

无偿占有的不仅是劳动。比如，武装部一个副政委，来大队检查民兵工作，偶尔感慨：天气很冷呵，有条狗吃就好……你等着。民兵连长拖起一条半自动步枪就走，走近一户富农家，一只大黄狗，听到这来者不善的脚步声，立时吼得汪汪的。民兵连长瞄准其脖子，就是一枪，狗一下趴在地上。富农赶快从屋里跑出来，要帮忙把狗拖走。无须帮忙，民兵连长用刺刀挑了起来，扛在肩上就走，富农送到门口：你走好……

此外，这一畸形的政治生态，还充分满足了乡村干部的权力快感。

每月至少一次，年节前后几次，不管刮风下雨，“分子”们都要叫来训话。说跪下，就跪下，好像一台打桩机；叫扇耳光，便“叭叭”地打起来，脸皮似乎成了一对鞋掌。有气了，可以叫几个“分子”来，消消气；有了性苦闷，便找几个“分子”的女人们来作性通道。玩弄一个贫下中农的老婆，可能就要坐牢，若强奸了一名地主子女，事发了也就是个作风问题，或许还能将账算在对方的糖衣炮弹上……

在一个物质紧缺、精神生活几近枯竭的年代，能够无偿地占有这批人，不必计较任何后果地调理这批没有价钱可讲、甚至没有语言可讲的对象，对一些乡村干部的身心来说，这该是一碗不无小补的乌鸡枸杞汤。

这些乡村干部不一定都很坏，其实，可能情形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埋头苦干，少有私心，平常通情达理。按照农民的道德标准来说，他们是好人。按照为官的标准来说，他们堪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农村干部。只是在换了一个与“分子”们打交道、他们的权力大抵可以为所欲为的无约束环境下，农民本固有与深藏的小生产者的丑陋，原始文化的蒙昧，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日愈降低人的层次，乃至走火入魔，在半是浓重的痞子气息，半是犹如原始时期对异族、异神的一种仇视性欢乐里，完全无意识地非人化了，并在地下踩出一串串血色兽迹……

很长时期里，国人对革命的追怀与礼赞，在充满了不容质疑的正义性和崇高性外，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在继续革命和永远革命的信念下，革命形而上是全能全指的神，形而下是阳光、空气和水。诚如诗人贺敬之在《雷锋之歌》里唱到的那样：一名二十二岁的年轻士兵/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革命——革命……

历史早已显示，这块土地上的某些革命，或者革命中的某些阶段，不过是一场“伪革命”。

如果说，在革命和改良中，选择了革命，往往是一个无可奈何、由不得人选择的选择，而且，革命揩去血迹、落定尘埃之后，披起银鸽的羽翼，在蓝天上旋出一片历史的晴空，从此当代人或者后代人，将可以在这片晴空下，铺开沸腾的建设，符合人性的生活；那么，“伪革命”有什么呢？

社会能量耗费得几近虚空，民族传统的全面断裂，无根，无家园，精神上的破落户。爱，成了一个遥远且可疑的字眼，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知道仇恨。社会的良知系统如同一座发电厂被炸毁了，一片漆黑之中，一种可怕的嗜假成性、好斗成瘾的心理因子，犹如灰扑扑的蝙蝠一样，密匝匝地挤在民族性格的廊檐下……

对内扼杀一个民族得以高质量繁衍的和睦与建设的氛围，对外瓦解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发展的和平与信赖的空间，“伪革命”，大概能留下来的，只能是历史上一堆如波尔布特之流S—21一类令人发指的罪行，一串如全柬埔寨只录用3个知识分子这样的含泪的笑料……

时下不是仍有人在振振有词地诉说那个年代的平等与道德，如歌行板一样怀念那个年代的朴素与温情，人们啊，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