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长城未必成好汉
有道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可我到了长城却依然成不了好汉。原因很简单,那次去八达岭,导游以“安全”、“统一行动”为由,主要靠缆车上下,自己仅登了二百米好汉坡,所以,足迹虽留在了八达岭的制高点上,但我自忖不能算好汉。
不是我不想做好汉。游北京,亲登长城,确是心羡已久的事。我等非神非仙,自然不敢信口千年等一回,可我这个千里之外的游子为此已足足等了半个世纪,数十元缆车票买了个轻轻松松,却好端端失去了一次全程亲登长城的机会,不免要生出些许“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来。
叹只叹人事还真的多有两难全。不适当地强求“安全”“统一”而无视个性自由所带给人的又岂止是一时的失望!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因片面强调安全、舒适、愉快、健康等等因素而无视方法手段的价值的人和事,又何曾少见?因此,努力倡导科学的方法论,自觉注重方法手段的价值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要。好汉之所以能成为好汉,往往在这一点上也常胜人一筹。
广义地说,好汉与否,理应体现于人的每一次行进中。而在我们周围,常有“做女人难”的忧思,少有做好汉难的警醒。一支《好汉歌》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而,就在哥儿爷们戏说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候,男子汉们每每无奈地落伍了。即便是令男子汉们引为自豪并为之如痴如狂的足球,也还是妹子踢得出色。
做好汉不易当是无疑,而且古今同理。唐吕洞宾在其《绝句》中早有过“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的叹息,宋刘克庄的《贺新郎》中的诗句相对要委婉些:“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韩五者即抗金名将韩世忠,因其排行第五,故有此谓。看来刘克庄自己也并非降低了对好汉的要求,若以他的眼光来论取,历朝历代究竟能有几条好汉?而今我们论好汉,当推既光明磊落又能“取法乎上”的强者。他们或者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该出脚时能出脚,抑或该出口时敢出口。当然,光唱唱《好汉歌》是决计成不了好汉的,除非你用蒙汗药。
这并非危言耸听。海登造神之实被揭穿后,就是佛门圣地的光环一夜间也失色了许多,更难怪人们警醒着再生出些疑窦来:莫非好汉者的队伍也须打假了?
中国人的习惯通常是将好汉与英雄并论的,刘克庄心目中的好汉韩世忠其实就是一位抗金民族英雄。想当年曹操刘备豪情满怀煮酒论英雄,曹孟德怕是不会料到千百年来自己竟以奸雄的面目贻笑于后世。当然,如今要论三国英雄,人们钦佩曹操是甚于刘备的,历史才是最公正的评论家。
行文至此,忽然想:人生何处不在登长城!
(刊发于《奉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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