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迁圆我书房梦

动迁圆我书房梦

我家世代为贫农，上查三代（没有家谱，只能查三代）竟找不出一个小学毕业的人才，而一天没进学堂门的倒大有人在。因此，当我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踏上教育岗位就意识到，自己是祖祖辈辈文化荒漠中长出来的第一片文化绿叶。

有时候细究起来，常会生出一肩担不尽古今愁的感慨。 你看这偌大一个中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数千年里，就是星星点点杂陈的一些封建文化也几乎被封建的大小主儿们垄断尽了。对于广大的劳苦大众来说，其实也就是一片无与伦比的文化荒漠。然而，也就在这个大得令人可怕的文化荒漠中，饥寒交迫的民众们竟也会时不时地接触到一些像胡杨一样千年不掉色的清新可意的文化绿意。如“黃金未为贵，有书真富贵”，如“积金千两，不如一解经书”，如“有田不耕仓廩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如“仓廩虚兮岁月荒，子孙愚兮礼义疏”，如“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如“读书三代雅人多，积德百年元气厚”，如“学问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正是这样一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文化绿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失却了文化学习权利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心灵，使他们从来不曾放弃对文化的希冀。到如今，这千年积淀而成的文化绿意又成了新时代民族文化振新的不竭的动力源。于是，我常常想，文化这东西如今被称为“软实力”，实在是人类智慧最充分的体现。思而又想，人们把图书馆视作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所学校文化底蕴是否深厚的标志之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图书馆，或是阅览室，说白了，就是一部分人的公用书房。我作为农家文化荒漠中的第一片文化绿叶有幸绽放在中学的讲台上，就在于我求学时代的课余时光大多扔在了那里，花在了翻书的忙碌中。而我想有间书房的情结竟缘起于小学的启蒙阶段，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

我自小由外公外婆抚养长大。外公家就在柘林镇正北约一公里处的王家宅，村宅东南方200米处有个小山丘般的土坟，曰“要离墓”。自然，我最早听说的历史故事便是“要离刺庆忌”。所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要离的故事实是很悲壮，也很感人，为了刺杀害国害民的庆忌，他不惜捐躯献头颅。据说，人民为之铸了一颗金头厚葬了这位英雄。为防不逞之徒盗墓，殓埋那夜在全国各地共修葺成72座一模一样的大墓。据传，毗邻王家宅的这座大墓就是72座要离墓中的一座，这与曹操的72疑冢说何其相似乃尔，只是曹操墓的真伪如今被炒得沸沸扬扬，真不知是否有人会跟风去炒作要离墓的真伪，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我所就读过的“要离墓初级小学校”正是为纪念这位古代英雄而命名的，也因此英雄那为国为民无所畏惧的伟大精神陪伴我一路走到今天。因而我幼时最爱看的连环画就数《要离刺庆忌》，那是32开本蓝封面线装书，书很普通，来历却颇不寻常。解放初分地主的浮财，斗大的字认不满一筐的贫雇农们对书自是少有兴趣，外公捡回《要离刺庆忌》，本想用其书页搓成纸卷抽水烟用，没想我一见如获至宝，成了我幼时的最爱。

至今记得《要离刺庆忌》那逢双的书页上都印有“孤芳斋”的章。小时候我上过那书斋，就在王姓地主家的小阁楼上。上书斋必经一架轻巧而能移动的小木梯，上得书斋若将木梯顺手提上，便可独自安心读书，不用担心别人打搅你的雅兴。长大后，我常常想，书斋的主人之所以以“孤芳斋”命其书房，无非是为了寄托“孤心寡意”求学问，“学而优则仕以流芳百世”的远大志向。这无疑与要离的故事一样，都是最早注入我血液的精神营养。

年少时自然没能想得这么深远，只是那时压根儿没有家庭作业，放字后的时光全成了游戏的童年。我便常常独自在家里读要离的故事，尽管有些字还念不出来，但对照图文经反复揣摩，常会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而乐此不疲。也每每在此时，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来邀我而使兴味中断，为此曾不止一次地萌生过“假如我也有一间‘孤芳斋’一样的书房有多好”的念头。

没想一个无意间形成的书房梦日后会像生命力旺盛的种子一样在心田里潜滋暗长。上初中时，杨淼老师的短篇小说《十二朝酒》在《萌芽》刊发。高中时，钟明德老师张大文老师合作的独幕话剧剧本《第一堂课》在文汇笔会以整版刊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杨淼老师的杂文随笔更是频频见诸文汇报解放日报……由亲其师到敬吾师，从信其道到继其笔，我的书房梦里，除了阅读，摘抄，整理等课业外，斗胆添加了写作的梦呓。

也是梦想容易圆梦难！结婚成家时才16平米二间房，80年代初翻造过60平米一套平房，可儿女们也都长大了。直到新世纪初，适逢村里动迁，倾力置换了一栋200平米的别墅，梦寐以求的书房梦才得以梦想成真。只因退休金有限，新居的装修一切都从简，却舍得花5500元购置一套橡木书柜。由是小孙子评价似地说：“爷爷乡下的屋子，只有书房是象样的。”2005年退休恰逢乔迁精神爽，又多了点闲暇，跃跃欲试间30多万字的长篇拙作脱稿于书房中，10万多字的随感集也即将完稿，其间还有数篇随笔刊登在《奉贤报》上，也算是初步圆了书房梦。

清人朱锡绶在《幽梦续影》中说过：“笔苍者学为古，笔隽者学为词，笔丽者学为赋，笔肆者学为文。”我笔无才，既不苍不隽，又不丽不肆，充其量只是个底层文学的写手，然而，“作为一个作者，对时代境况以及历史的清醒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艺术上的抱负更加重要，因为这不仅决定着作者的立场，还决定着我们对时代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刘继明语）。”吾辈虽不才，诚如斯言，却也郑重立下了“一生低微，但求言不轻”的誓言。尽管花甲白首渐知秋，仍以宋梅尧臣的“老树著花无丑枝”自勉：人生本该有情痴，在夕照的时光里，此“情”此“痴”就关文与字。

朝花夕拾时节才略知清人张潮关于著文立说乃千秋业的教义，也深知我的梦也就是世世代代农家人的梦。如今，农家子弟在其做文化主人的路上能走多远，自然取决于他肩持何等的使命感，而幼时有个好梦是多么幸运！感于此，笔触不免要厚“古”薄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