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动态发展理论是中国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创建动态发展理论是中国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启示我们，要使“发展”永远居于第一要务的地位，发展则必须保持足够的“硬”度；换句话说，如若没有足够的“硬”度，发展也就难保其“第一”的位置。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要卓具成效地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必须从理论到实践解决好诸如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一系列有关发展的硬道理。发展是人类无时限无止境的创造活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记得1975年10月5日，胡耀邦同志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曾强调指出：“科研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说，有关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愚以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发展理论实在是我们科技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回顾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初近三十年的里程，教益和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共和国诞生之初，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新中国初期的发展不可能有满意的硬度。党的八大描绘出了崭新的发展蓝图，可惜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大跃进带来的发展，虽不是银样镴枪头，但也远非金刚钻。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已使中国的发展陷于十分疲软的状态；紧接着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使我们的各项事业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究其根本原因，除了自然的和外部因素的干挠破坏，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决策严重脱离科学的理论依托，致使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三十年的成绩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已经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远需要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科学的先进的发展理论来指导。

当今世界，不管是谁，如要实施战略发展大计，就必须以担纲时代重任的科学理论为先导。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坚持把在推进理论创新上有没有取得新的突破作为检验我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效的标尺之一。”这无疑为我们的理论创新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理论先行的共识让国外的科技理论界在理论创新方面不乏成功的先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当推“耗散结构论”。

耗散结构又称非平衡结构，原本是在非平衡力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专门研究非平衡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规律的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的广泛适用性，后来就成了研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等一切社会问题的“序”的理论。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盛赞这一理论是“当今科学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因此荣获一九七七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非平衡结构论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大至宇宙天体，小到原子分子，无不都存在于各自特定的序中，而于我们最有价值的应该是一种活的、不断变化运动着的有序结构。这种动态的有序结构的次序性与外界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具体来说，这一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有序结构是依靠同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等的交换来维持和发展的。外界如果一旦停止了能量、物质、信息等方面的输入补充，其原本动态的有序结构就会僵死，也就无从谈发展变化了。因而现代科学越来越强调动态的有序性原则，并将其视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新的理论支柱。我们认为，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助于诸如此类的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

与非平衡结构相反的就是平衡结构，这是一种静止的僵死的有序结构，它始终处于封闭的状态，绝不与外界发生关系。它越是不同外界发生关联，自然便愈加孤立，其序也就愈加稳固，然而也就失去了变化、发展和进步的可能。如自然界中钻石等的内部结构就属于这类平衡结构，再如改革开放前我们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大体上也就属于这一类僵死的结构。

动态发展的有序性好比是流动的江河，而封闭凝固的序无异于一潭死水。相对于活泼发展的序来说，凝固不变的序其本质是消极有害的，甚至是腐朽反动的。民主革命时期因为死守“城市中心论”而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和平建设年代，邓小平同志断然否定“两个凡是”，体现了伟人非凡的睿智风采。这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真可谓千金难换。非平衡结构论丰富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我们观察认识事物提供了全新的见解和方法，成为指导全人类谋求新发展的不可多得的硬道理。

以此来观照“三个代表”的论述，它们中的每一项都具有自身所特有的动态发展之序的，因而，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必定是一项无限发展的系统工程。众所周知，一切称得上先进的东西总是相对的，今天属于先进的，明天可能会落伍，后天还会有更加先进的东西诞生。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有可能在历史的潮流前站稳脚跟而不断地作出新贡献。江泽民同志的“三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和胡锦涛同志的三个“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以殷殷之心，言辞恳切地阐明了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正是动态的永远向前发展的深邃内涵给了“三个代表”思想以永久的魅力。

凡世上之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木有所养，则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水有所养，则原源壮而流派长，灌溉之利溥；人有所养，则志气大而识见明，忠义之志出。”不单人与物是这样，其实，于理也一样，就以动态的有序性结构来说，自然需要能量、物质和信息等等“营养”的不断供给补充才能得以生存发展，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说的便是这等道理。推而论之，自然科学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乃至各项规章、制度、法令等等，同样需要不间断的吐故纳新，才能与时俱进，永葆其青春。

举例来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凝固不变的僵死的序。直到今天，我们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不破计划经济这个僵死的旧序，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序；不改造而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就无法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序；如果满足于已经建立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序而拒绝外界的能量、物质、信息等的不断地输入补给，也就无法建立起活泼发展能不断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的新序。

其它诸如各类法令、规章、模式、理念、设计，乃至一项委任、一种办法、一条措施、一册教材、一个念头等等等等，尽管时移势异却仍是几年几十年不变的事例就无法一一举来。更有甚者，那种长期来形成的因循守旧的思维惯性今天仍可见其在大行其道，如不做彻底地否定革除，则遗害无穷。古往今来，于人于物于理，大凡“能变则全，全变则强，大变则大益”。“不知权变，乃危亡之道，凡事不变则亡，小变仍亡”，而无识不足料变！科学的理论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中国理论界理应义不容辞地站在理论阵地的前沿，“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肩负起铁笔担道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与时倶进的本质就在于谋求动态的发展进步。发展是硬道理，谋求突破性的发展是更硬的道理。从春秋时代管仲的“与时变，与俗化”到汉朝杨雄的“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我们的先祖早已认准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事物发展之理，脉准了事物须在不停的运动变革之后才能长久发展的规律。据此而论，炎黄先哲们创建的领先于时世的充满唯物辩证观点的思想文化，其价值与历史地位毫不逊色于举世闻名的古代四大发明，其于人类社会的功绩无论怎样评说，都不会过分。

据美国哈佛大学普垃特、森哈斯和多伊奇三位学者1971年的统计，上个世纪前65年中，全世界在社会科学方面共获得包括方法论在内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远胜于同期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可惜这中间没有一项是新中国的，这当然不排除西方学者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之使然。我们之所以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首先是因为有引领历史潮流的辉煌的古代思想文化。综观历史，无论在中国或在西方，科学思想与理论的集大成之成果，无不都领先于重大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变革进步的风帆。

要确保发展成为第一要务，就更须理论先行。“天下事变，不特无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学说的指引下，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借鉴国外的动态发展理论学说，继承祖先们的合理思想精髓，创建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动态发展的崭新理论体系，用以指导自己的发展实践。就如《共产党宣言》不可能穷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一样，耗散结构理论等等也远未穷尽动态发展的科学原理，而且，理论只有形成系统而成为组合拳后才能凝聚成为无比强大的指导推进力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为培养数以万计的创造型人才，就曾以“应用想象论”、“创新思维论”、“智力三维结构论”、“创造力多因素论”等等系列创造论学说为先导。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前曕性的创造教育理论的组合及其物化，就决没有美国教育的今天乃至美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从这种意义上去说，中国的科技理论界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此，我们衷心希望理论界多一点开拓性的研究，少一点应景跟风之作。

面对知识爆炸、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变革迅猛发展的当今现实，有识之士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科学发展，首先要用科学发展的理论武装自己。以创建动态管理体制之急需来说，诸如市场经济动态发展机制，动态立法机制，动态监督机制，人才流动动态机制，干部任免动态机制，课程改革动态机制等等，所有这一切的优化实施，当以创建动态管理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动态发展理论应该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上文提及的动态管理科学理论只是它的一个分支。中囯现今的战略大发展决定需要深厚的理论底蕴及其相应的智商资源高度积累的支撑，舍此，战略大发展势必会事倍而功半。矫枉须过正，纠迟补漏更需全力以赴，为长远计，窃以为，国家应有动态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应设动态发展研究机构，大学应开设动态发展的专门课程，这样才能较快较好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拥有深厚的古文化底蕴，又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为什么在重大的科学理论建树方面少有振聋发聩的大手笔？这不能不说是中囯理论界的失职！然而，倘若我们进一步实事求是寻根求源地剖析一番，又有谁能否认，这一现实与我们长时期来轻视社会科学工作的思想行为无关呢？

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武官工作会议代表时曾谆谆告诫我们，要不断解决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的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吗？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创设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专利权的申报确认制度，以之给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以更透明的定位，以求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良好氛围。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在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战略目标之后要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容置疑，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机制和创新成果则必先优于资本主义，已是任重而道不远了。

古人云：“行天下而后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以自恃，行天下而后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自馁。”如若我们能“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的话，那么，暂时落后的我们的理论界，为何不能发愤居上后再风风光光地领跑一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