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顺：您在微博上谈到您为小孙子准备生日礼物时的感想，其中说：“人无论大小，自主最重要。《弟子规》不必读，更不能照着做！”有人认为言之有理，有人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我的问题是，在教育儿孙这件事情上，您是否主张儿孙“自主”？
袁伟时：独立自主的自由公民是现代社会的支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就要体现自主、自由精神。一岁多乃至四五岁了，仍以父母喂食为主，在中国司空见惯。而美国家庭则把幼儿放在餐椅上，这种椅子座位前有餐盘，把食物放上去，让孩子自己吃，从用手抓开始。用餐与玩耍融为一体，好玩，开心，自主习惯从这里起步，何乐而不为？这样的餐椅中国的超市也开始卖了，好事一桩。
“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这是《弟子规》的奴性训条之一。用这样的思想熏陶孩子，最好的效果是左耳入，右耳出，仅是浪费了时间，挫折了学习兴趣。如果记住了，并且身体力行，那就惨了！或是成为谨小慎微的顺民，或是表里不一的两面派！这个康熙年间编成的蒙学课本，适合培养宗法专制体系下的臣子，与现代公民需要的敢作敢为而又信守法治的性格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陈腐观念去摧残少儿的心灵呢？
吴亚顺：在传承文化这个话题上，人与土地的关系相当重要。我有次采访，一个城市的孩子告诉我，稻米是从超市里来的。他不知道稻米怎样抽穗、怎样被收割，这让我有点吃惊。现实的情况确实如此，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失去很多常识，不知道节气，不知道当令的食物，更别提耕读传家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袁伟时：人与土地的关系当然重要，产权、环保乃至诗情画意都由此而生，如何处理，关乎国计民生。农村的社会冲突，就与土地产权没有还给农民息息相关。
但就文化传承来说，不能以偏概全。地域确实对人类的认知带来局限，在交通不便、信息传播速度很慢的自然经济时代尤其明显。生活在水草丰美的江南童子，很难想象“大漠孤烟直”的景象。
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电子传媒普及，孩子们的知识来源丰富，地域限制微不足道了。有些孩子不知稻米怎样生长，这是科普缺失，稍加注意，花一个小时就能补足。我的小孙子是在DiscoveryChannel（探索频道）、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电子视频和《十万个为什么》、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等读物伴随下长大的。从他读初中开始，好些方面就是我的老师了。譬如，电脑、手机、埃及考古有什么新成就、好玩的化学实验、机械模型、瑞士军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参数，固然如数家珍；就是野外求生怎样找食物、附近有哪些药用植物，他的知识恐怕也不比农村孩子差。
“耕读传家”是农业经济时代的老概念，向现代社会转型，城市才是历史舞台的中心。我的家乡——兴宁是广东东北部的山乡，先祖父述初公（1850—1926）是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士绅。他留下一副作为家训的对联：“世界大英雄是从孝悌忠信中出，家庭长事业必须耕读勤俭外求”。没有舍弃传统的他已感知时代正在变化，必须冲破耕读传家的窠臼了。事实也证实了先祖父告诫的高明。他的固守耕读传统的子孙，全都默默无闻；而敢于闯荡四方在城市中求发展的，大都有大小不一的业绩。百年过去，我们更没有必要为消逝的时代感伤。
当务之急是改善农村孩子的教育条件，让他们与城市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是迷恋耕读传家。
吴亚顺：有评论者认为，在传承这件事情上，与人关系最直接的问题可能不是传统被破坏，而是如今的人们沉溺于消费、娱乐、网络，与传统文化之美比如戏剧、手工等有隔阂，对美的感受也变得迟钝。对这一看法，您如何评价？
袁伟时：观察社会现象最忌片面或信口开河。例如，说“对美的感受也变得迟钝”，有没有数据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教育普及了，审美观应该提高才是。
以传统文化来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无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在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艺品已经成为规模很大的产业，精品也不少见。传统戏曲也在恢复和得到保护。有些戏曲节奏太慢，年轻人不喜欢，有待艺术家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轻易责怪观众。至于醉生梦死之徒，历代都有，是不是当今尤烈，要作认真的社会学调查研究。
总之，市场经济是双刃剑，它带来人的自由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文化的繁荣，也导致部分人唯利是图、沉溺声色。不要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
吴亚顺：与传家相关，学校也是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据点”。您是大学退休教授，觉得高校在传统文化的教育方面做得如何？是否需要在熟悉现代公民的特点后再对传统文化加以重新认识、熟悉？
袁伟时：当下的高校正在改革，各校情况千差万别。各校普遍开设必修的“大学语文”课，还有不少关于传统文化的选修课。如果教和学都认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会有太大的缺失。值得忧虑的倒是“过敏症”蔓延，一些应当开设的课程没有开设，当代大学生往往没有现代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常识，历史课则灌满虚假信息，对他们健康成长和社会发展非常不利。
吴亚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余英时先生提出反省与重建，其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传统如何与现代衔接。中国传统应如何与现代衔接，以使其中优秀的部分能得以传承下来，仍然能发挥积极作用？请您简略回答一下。
袁伟时：余英时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我没有看过他这方面的论述，不敢妄加评论。
就当下吵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传统与现代关系而言，我认为是一个不值得过分关注的假问题。
多年来，人们热心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挖掘自由、民主思想并有所收获。不过，这些吉光片羽虽有激励正气之功，却无法改变前现代中国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的严峻现实。作为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无疑是舶来品。
其实，只要不受到强制，公民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没有被剥夺，文化——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或哪一国家的，必然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自然融合、自由发展，从而出现多元并存、百家竞秀的繁荣景象。许多书斋中想象出来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因此，与其花费精力去争论这些书生式的繁琐哲学，毋宁尽力推动兼容并包、自由表达的现代文化制度的建设和确立。
吴亚顺：对于子孙后代，有哪些事物您认为值得承续下去？又如何去传承？
袁伟时：传承，应该适应中国明天的需要。企盼明天能自由自在生活，不是过于奢侈的愿望吧？最低标准是生活富裕，福利制度健全；治安好，政府清廉勤奋而又规规矩矩，不敢肆意监控和侵害公民；环境优美，食品安全；老百姓过得舒心，不用提心吊胆。稍高一点的期望：自由公民的创造力勃发，中国不但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中心，而且是学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艺术和各种时尚潮流的引领者。
这样美好的前景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只能经过几代人含辛茹苦奋斗才有望化为现实。但愿人类文化史辟专章记下：
21世纪，中国上升为世界文化继往开来的大中心之一。
它的经验是：
一、治愈狭隘民族主义痼疾，不再死盯四书五经，死背陈腐的蒙学课本，各国优秀经典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二、教育思想和方法大改革，自由灵魂，法治习惯，怀疑精神，探索方法，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三、社会生活自由自在，不虞匮乏，恐惧消逝，鼓励创新，自主研究者可以得到应有的资助。
四、勤奋和注重教育的传统没变。
原载《都市时报》2012年6月25日。标题为《袁伟时：不要迷恋耕读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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