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电视系列片的播出，在中国评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批判和肯定之声皆十分响亮。应如何解读“大国崛起”的真正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启示，以及《大国崛起》背后官方的史观呈现，《亚洲周刊》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
“我没有看电视，只看了解说词，总的印象比较好”，这是袁伟时对这部片子综合的评价，“《大国崛起》可以定义为一部政论片，它提供了很多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经验分析，对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来讲，这部电视片是有益的，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但是，大国崛起的许多关键因素，仍然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回避了。”袁伟时讲得很慢，用词很斟酌：“从片子的整个调子来看，还是尽量和主流的官方话语接轨，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对俄罗斯（苏联）的解说上。其实苏联很明显走了一个大弯路，但是片子对苏联基本只有歌颂。1920年，罗素曾应邀去苏俄考察。罗素是个和平主义者，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认同社会主义，也反对专制、独裁。参观了苏俄后，他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是批评饥饿或贫穷，而是批评专制、剥夺个人自由，警告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很危险。他不幸言中，苏联垮台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批评，解读历史不能回避这类批评，但片子故意回避了。”
袁伟时认为《大国崛起》最大的弱点，是对大国发展中制度因素分析很不到位。“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盛衰的因素不是领袖，是制度选择。历史大潮澎湃中会涌现出各色领袖人物，时势造英雄。可是，如果国家的制度选择路径错了，问题就大了。比如俄罗斯，没有选择民主自治制度，从根上就错了。日本也是一样。《大国崛起》里面表现日本从各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但是恰恰最关键的一点，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没有现代化，没有真正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军部直属天皇领导，元老干政，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天皇御前会议决定。专制制度成了通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础。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片子却回避了。”“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这部片子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了。我认为这是这部片子最严重的弱点。”
对于《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背后是否是官方史观的变化，袁伟时坚持认为，不应该做“过度解读”。“它能在中央台播出，只能说，官方认为这片子不算离经叛道，可以接受。但它不是一部官方的宣传片。”相反，袁伟时觉得，片子真正表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进步。“历史脚本的撰写者是研究世界史的教授，所采访的中国学者里面，也大多是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这些教授几乎都是80年代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的史学家，他们的学术背景和上一代有很大不同，特别一些学者从西方留学回来，眼界宽了，知识结构变了，更加重视学术规范，突破了原有的偏见。现在一些城市进行历史教科书改革，起作用的也是‘文革’后培养起来的这一代学者。”“作为一个政治转型的国家，重视客观的历史，让学者自由探讨学术没有什么坏处。不应该按照官员的水平来限制学者探讨历史和其他学术问题。”
回到中国发展的问题，袁伟时认为，中国崛起的根本因素要落在政治制度上。“现在国内国外的共识，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抽象的，而是要具体化地一个一个制度去改。比如实现民主宪政，应该从地方民主自治开始，从确立言论自由制度开始，从维护司法独立开始。这对共产党只有好处，而不是什么威胁。但是从现实来看，进展很慢。毛主席说：让大家讲话，天不会掉下来。领导阶层的观念还需要提高。”
尽管中国官方在国际上比较回避“崛起”这个词，但袁伟时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力显而易见，“用理性、冷静、务实的态度定位外交政策，处理国际关系，与各国共同发展，争取本国利益，并对全球发展尽到责任，才是比较适合的。胡温政府在这一方面是得分的。务实的外交态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200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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