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为什么需要自由和民主
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曾经分别以“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为题,作过两次演讲。后来他把两次演讲的内容合在一起,纳入《自由之路》一书。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关于自由的问题,潘光旦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于死亡的绝境”。
第二,社会自由终究要建筑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一个建筑在奴隶经济上的社会,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所组成的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要争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于教育早已演变成一种受人摆布的“填鸭子”式的灌输,从而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摆脱声色、货利、权势的诱惑。
紧接着,潘光旦对自由教育作了解释。他说:“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他还说,自由教育以自我为对象,以完成自我为目的。
因此自由教育是“为己”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强调:这里所谓自我,“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于时代的原因,需要对这段话解释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说,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爱国主义”,也不是为了造成专家学者,而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真正的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
潘光旦说:“无论我们对民主一词作何解释,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基于以上分析,潘光旦认为,从教育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自由通达的教育;从政治的立场看,只有自由通达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宽容的政治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尽量放松对教育的管制;第二,宣传与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传广告所蒙蔽;第三,学校要增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第四,要纠正单纯重视技术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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