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谈教师修养

叶圣陶谈教师修养

叶圣陶提出与其让教师提高业务能力，不如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步入轨道。一举一动，都有正当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叶圣陶在《教师问题》中指出，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必须普及教育。要普及教育，必须依靠教师。但是他发现，在小学老师中，“不好的和不能胜任的”占大多数。他还发现，已经考入师范学校的学生，“很鄙夷小学教师这桩事业，越是优秀的，鄙夷的强度也越利害”。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呢？他认为这恐怕与小学教师的月薪只有六至十元有关。小学教师待遇低下，主要是因为主管部门侵蚀的结果。这种情况，与当今官员们“三公”消费居高不下，而教育经费却捉襟见肘有点类似。于是叶圣陶号召说：“对于监督者的溺职和舞弊，不应为公众、为自己而反抗么？唯其没有反抗，才有人越出了范围，公然地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只有大家都来反抗，他们才可能有所收敛。

第二年，叶圣陶在《教师的修养》中说：“久别的友人来了，无所不谈，后来谈到嫖妓和纳妾的盛行”，还谈到教师素质低下，列举了许多事例。叶圣陶把这些事例记录下来后，严肃地说：这些教师也许能够勤于研究，忠于职守，也许没有存心要把学生教坏，“然而他们这种反常的心理和混沌的思想，却无时无刻不给与学生以坏的影响和感染”。因此他们即使能教给学生专门知识，“又有什么益处！”何况，能否勤于研究、忠于职守，“绝对不能与心理和思想脱离关系。心理反常了，思想混沌了，就只有懒惰，只有模糊，决不会有什么研究和尽忠的气息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圣陶提出与其让教师提高业务能力，不如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步入轨道。所谓步入轨道，就是一言一行都没有消极的影响，一举一动，都有正当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

叶圣陶还说，关于“提高教师修养”的话，早已有人说过，但是近来好像是听不到了。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觉得这话太不新鲜、太不时髦了，因此许多人不愿意重复这种陈旧而平凡的老话。其实，当“一种值得提倡的话，在还没有被大家领受以前，不论经历了多少时代，总有重行（重新）陈述的价值”。

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叶圣陶对主管教育的行政人员提出如下质问：“依理论讲，你们该知道教育应是什么性质，教师应是什么样人。你们为什么不在收发公文照例视察等等事务以外，看看教师们是否个个胜任教育的事务？”他还说，如果主管教育的人员能够尽职尽责，肯定会发现这些问题，并有同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就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因为“牺牲几个人的饭碗究竟是小事，‘救救孩子’才是至要的重务”。然而，事实上这些主管教育的人不是瞎忙，就是混饭，所以叶圣陶对他们特别失望。

叶圣陶曾经强调：“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唯有没有生命的工业原料可以随你怎么制造，有生命的可不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介绍了丰子恺先生早年画过的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已经“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叶圣陶说：“做泥人虽然非常简单，也算得上工业，原料是泥团，往模子里一按就成了产品——预先设计好的泥人。可是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傅一样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吃饭校长”的求学观

世界上所要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多了！怎样可以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都学得到呢？

如今的家长，最关心的是让孩子好好读书，尽快出人头地，好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取胜。但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认为：“求学不仅限于读书，而是包括了学做人，学做事，学做学问。”他的这个思想，首先来自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

周校长经常对学生说：“你们到美国去游学，不是去读死书的。你们要看看美国的社会，看看美国的家庭。你们要张开眼睛，到处留心。”对于周校长的话，陈鹤琴一直铭记在心。他知道校长的意思，是让他们不仅要学到知识，还要关注美国政治，考察美国社会，探讨美国立国的精神，进而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为了让他们学会怎样做人，周校长把他们送到上海后，用一个月时间教他们学习吃饭，其中包括入席的礼貌，就座的姿势，喝汤的要领，刀叉的使用，谈话的方式。为此，周先生获得“吃饭校长”的雅号。其实，一个人有没有教养，往往表现在吃饭睡觉和举手投足之间。所谓“有教育没教养”，就是指那些只有知识不懂礼貌的人。

陈鹤琴说，他在美国求学，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普通知识，第二阶段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门知识。学习普通知识，要尽量广泛，什么事物也要了解；学习专门知识，要尽量深入，彻底弄清楚其中的道理。这就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原理。

现在家长对于让孩子学会做人做事还可以接受，但是对于要学会做学问，总觉得那是学者的事，与自己的孩子无关。因为自己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或者根本就不想去做学问。对于这一点，陈鹤琴有切身感受。他说，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道德上的自由，学问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一个人要想拥有各种自由，“非先明白真理，得着真理”不可。他还说，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真理的那种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我觉得一个游学生到外国去游学最重要的，不是许许多多死知识，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世界上所要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多了！怎样可以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都学得到呢？若得到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你就可以回国后自己去研究学术，去获得知识，去探求真理。方法是秘诀，方法是钥匙，得到了秘诀，得到了钥匙，你就可以任意打开知识的宝藏了。”陈鹤琴那一代留学生都抱着这样的观念。比如竺可桢用“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来概括科学精神，胡适告诫青年要把研究学问当作毕生的事业，就是这个道理。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尽管所学的知识更专门，但是这所学校仍然是崇尚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陈鹤琴说，他的老师“所用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他不用注入式的讲演法，他用启发式的问答法”。每天上课，老师先让学生自由分成若干小组，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印着十来个问题，先进行切磋，再发表各自意见，进行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就好像开辩论会一样，让同学们非常兴奋，“很有点像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所用的方法。

陈鹤琴还说，除了方法得当之外，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让孩子从小立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了志向，做人、做事、做学问就有目的，也会起劲。不然，让一个小孩子糊里糊涂的去学，那一定学不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陈鹤琴有个通俗的比喻。他说：“志向好像是一股电流，人好像是一部机器，电流一通，机器就会活动。如果没有电流，机器虽好，也是枉然的。”

当然，所谓志向，也有高下优劣之分。为此，陈鹤琴提醒说，如果家长从小向孩子灌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思想，希望他能够“学而优则仕”，那么“任凭你的小孩子怎样的发愤忘食，甚至也学着古人的‘悬梁刺股’，或‘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到头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此外，有些人即便是懂得先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但这里也有个做什么人，做什么事，做什么学问的问题。所以，陈鹤琴一再告诫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有骨气、有独立人格、有现代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世界人”。

最后，陈鹤琴还把求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是实验观察，第二是阅读参考，第三是发表创作，第四是批评研讨。为此，他奉劝父母和老师们千万不要用“填鸭式”的方法来教孩子。然而，如今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却往往与陈鹤琴的思想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