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权力中心

两个权力中心

◆胡惟庸案大捕杀
胡惟庸，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元末投靠朱元璋，功勋显著，朱元璋称帝后被任命为丞相。他久居相位，专生杀废黜之权，广结功臣，恩威震主，逐渐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洪武十三年（1380），宦官云奇告发他意图谋反，胡惟庸下狱，最后以擅权枉法谋逆罪被杀。后来朱元璋又两度重新追究此案，公卿百官牵涉其中者甚众，株连蔓延达3万余人。

■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

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很彻底，也很极端，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他认为历史上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不放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威福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罪名，将他处死；并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将国家与政府首脑合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忙的皇帝，他每天要看200件奏疏，处理400件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上朝。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设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钱粮民事，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掌军权。三权分立，互不统属，大权归于中央。

◆象牙腰牌
官员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最具特点的内容。图为明代监察御史的象牙腰牌。

◆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牡丹 蕃莲纹瓷盘

军事上，他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设左、右都督为长官。

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扩大御史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监察百官，出视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称巡按御史），就权同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都察院中还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驳正和稽核六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七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一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另外，朱元璋还设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给皇帝递送各地承奏上来的奏章、建议和检举文件。它能多途径地收集信息，利于皇帝掌握真实情况，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蒙蔽。

◆明朝锦衣卫监狱

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权力机构做出了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互相牵制，便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君主意志和绝对权威。

■削藩：多磨的事业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24个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阻挡蒙古贵族的侵扰，如燕王朱棣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如周王、齐王等，负责监督地方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在北方守边的9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的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8万，战车6000。燕王和晋王得到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展军事实力，军中事大者才要奏闻。为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又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可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时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但是分封制度造成了地方势力的逐渐强大，中央削藩的目标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 即位，是为建文帝。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与其亲信大臣密谋削藩。他们首先逮捕周王，又拘执代王、囚齐王，并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往塞外，在京城周围和城中部署兵力，准备削除燕王。但是对燕王的秘密逮捕没有成功，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4年以后，朱棣打败了建文帝的军队，占领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这样，建文帝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就落在朱棣的身上。

即位之后，朱棣吸收建文帝失败的教训，积极削藩。在北方掌握兵权的诸王，有的被迁往南方，有的被削去护卫，有的被废为庶人。藩王势力大大削弱，军政大权更加集中到皇帝手中。

◆长陵 恩殿外景
长陵是成祖朱棣的陵墓，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占地4000多平方米。建成于宣 德二年(1427)，至今保存完好。

无规则控制

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外，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监控臣民。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手段挫杀官员的锋芒，并以文字狱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

■酷刑：挫杀官员的锋芒

◆锦衣卫木印
木质印信，此印缩肩平纽，有部分裂纹。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锦衣卫是明代内廷侍卫侦察机关，始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从事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是皇帝的侍卫与耳目，与明王朝相伴始终。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分典刑狱，称三法司，让其互相制约，如遇重大要案由三法司会审结案。这枚木印是 三法司会同刻制的。

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来巩固。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意志制定的。洪武三十年（1397），即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法典。明律条文简单，但是严酷异常。终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例达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初，刑法极其严酷，加上皇帝屡兴大狱，被杀官员动辄以万计。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必定与妻子儿女诀别，到傍晚如果平安无事，则相庆多活一日。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做官。这样的严酷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

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被认为有损皇帝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一则贺表中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赞扬朱元璋，但朱元璋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光”指其剃光头发，“则”与“贼”字音相近，所以处死了徐一夔。这样捕风捉影的做法，无疑只是为了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怖气氛，让他们臣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

◆午门
人们都很熟悉“推出午门斩首”这句话，实际上明、清时午门从未被当作砍头的刑场。明朝大臣在午门承受廷杖，则确有其事。

◆南京贡院内的赶考挑子和状元匾
学而优则仕，考上状元是明、清读书人的最大梦想。但是在明初朱元璋对待官员的严厉政策之下，为官的荣耀背后可能隐藏 着凶险。

对官员压制还有一个残酷的手段，这就是有名的“廷杖”。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廷杖时，有太监在侧监视，众官身穿红衣陪列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人，下列旗校百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人用麻布兜从肩部套住受刑者上身，使之不能左右移动，一人绑住受刑人双足，露出臀部受杖击。被廷杖者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剜去坏肉，医治数月才能痊愈。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一句“用心打”，那此人必死无疑。终明之世，廷杖不绝于书。武宗正德时期，谏阻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134人，死亡18人。堂堂尚书、翰林被当廷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严酷的刑法使明初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在明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宦官手中，经常被滥用，使得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人，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

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在权力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能对很多重大案件做出直接处置。

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的不公、不法官吏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从事秘密侦缉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1370）改为亲军都尉府，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有一支专门的军队。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这一改变有其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5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万之众。

◆明代皇帝常服
以黄色的绫罗制成，上绣龙纹、翟纹及十 二章纹。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着特别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 “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头目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武宗时的钱宁，在他们掌权时，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明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解缙，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命尽焚锦衣卫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付刑部处理，明确地禁止了“诏狱”，将王朝司法权重新归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诏狱”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的皇位后，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朱棣在起兵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于是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煽惑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但是宪宗仍感刺探力量太薄弱，于是增设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掌管，几个月内其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5年后由于汪直的失势而被撤销。武宗时期，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另设内行厂。于是东西厂、内行厂、锦衣卫4大特务机构并行，缇骑四出，天下骚动。刘瑾倒台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

◆汪直统领西厂
汪直是明广西大藤峡（今桂平）瑶族人。幼年时入宫为宦官，成化年间得以接近宪宗，受到信任。成化十三年（1477）， 宪宗设西厂，汪直受命总督其事。他倚仗权势排挤、陷害朝臣，屡兴大狱，占夺民田2万余顷，势倾朝野。汪直还喜欢用兵，数次 监军北征。

两个权力中心

明代宦官的专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进行了种种讨论和解释。其实，在认识宦官专权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内阁。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

■宦官权力的膨胀

◆彩塑太监像
明朝和东汉、唐朝一样，宦官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多半出身贫苦，无奈之下进宫阉割充当仆役，其中只 有少数人能够爬上高位。

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守交，设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利于皇帝直接控制。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

朱棣的孙子宣宗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这些通文墨的 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到后来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

◆智化寺
北京智化寺原为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后赐名报恩智化寺，可见太监在明代的地位。

◆明朝官员朝拜魏忠贤生祠
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本来是个无赖，为人奸诈圆滑。他于万历年间入宫为宦官，熹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秘密结交大臣，以犬马声色献媚于上，深获宠信。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掌管东厂，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专权擅政，势倾朝野，有“九千岁”之称。他在中央、地方到处安插死党，天下官员为取悦于他，为其广建生祠，顶礼膜拜。思宗即位后追治其罪，魏忠贤自杀，其生祠也大部分被毁。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但是当时廷臣依附他的人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骥、工部郎中王 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汪直当权时，依附他的人多了起来，但敢于弹劾他们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激烈，但运转勉强正常。到了刘瑾专权时，他在朝中的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但仍有不屈服的翰林官员。刘瑾每次奏事，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于是，刘瑾逐渐专决，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魏忠贤专权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都主动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官员。他们的依附使魏忠贤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

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

◆魏忠贤像

■内阁权力的上升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甚至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扬荣等7人入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

到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要务。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权力。所谓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阅看一切内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把小纸条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颁示，称为批红。票拟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英宗9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

◆永乐窑白釉三壶连通器
永乐窑所造甜白釉半脱瓷器是景德镇单色釉瓷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不仅釉质细腻洁白，且胎骨极薄，似乎只见釉层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还可看到上面 刻画的云龙花卉和暗款。

◆掐丝珐琅莲纹大碗
此碗为铜胎镀金，撇口圈足，里外均以浅蓝珐琅釉为底，通身掐丝，填红、黄、白、黑等色珐琅釉。碗壁为缠枝白叶番莲纹，足下饰方格锦纹。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前后163年，其间延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末期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

■宦官与阁臣的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

◆魏忠贤生祠
这是明末武清侯李诚铭出资为魏忠贤所建的生祠，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倒台，生 祠被改成药王庙。

内阁学士不止一人，职任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时，曾排挤众人，独揽票拟之权，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得内阁本身的纷争加剧。尤其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的权力最大，一切朝政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倾轧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攫取权柄，一些阁臣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与神宗小皇帝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比较完美的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

◆严嵩
严嵩（1480～1565），江西分宜人。他是弘治年间的进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武英殿大学士，二十三年任首辅。此人没有政治上的大才略，但凭借文辞取悦于世宗。他又以其子严世藩和亲信为爪牙，排除异己，收受贿赂。在他执政期间，朝政紊乱，鞑靼扰边，倭寇之患日烈。到了晚年，他弄权之迹更加明显，终于被弹劾而 解职。

明中后期，阁臣与宦官各自专权成为常态。但无论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专断独裁是皇帝独有的权力。严嵩和张居正当国，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专权更是如此。权臣阉竖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的极度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极力压制舆论，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利用三案大肆屠杀朝中诤臣。在这种打击压制下，朝廷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附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者30余人，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的庞大党羽。无论严嵩、张居正，还是魏忠贤，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

◆“大明万历壬辰年制”款剔彩龙纹盘
制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盘底青、赤二 龙飞腾，作争夺火珠之状。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又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坚强后盾，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