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藏书与刻书

官方藏书与刻书

◆《金瓶梅》插图

◆吴承恩像
吴承恩（约1504～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江苏淮安山阳（今淮安）人。出生于破落小商贩家庭，小时就爱读稗史小说，喜听奇闻怪事。成年后科场失意，于是转向小说，搜集有关唐僧取经的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终于完成 煌煌巨著《西游记》。

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明中后期短篇小说逐渐繁荣起来。万历、天启年间，文人创作的拟话本日渐增多，形成明末短篇小说流行的基础。其中的杰出代表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 初的“二拍”。“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合称，描写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和官场、民间的生活百态，揭露了官场中的 潜行规则和混乱。“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在艺术成就上远不及“三言”，但它涉及了较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生活，颇具时代特色。

◆《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插图

杂剧与南戏争盛

明代戏剧发展经历了正统杂剧逐渐衰落，新杂剧和传奇戏逐渐兴起的过程。在明初的文化高压下，杂剧创作都是些教化戏、神仙戏，到明中期开始才有文人不满杂剧形式内容的僵化，开始戏剧改革。突破了原来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固定格式的限制，有一折、七八折乃至十几折，内容上也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有梁辰鱼的《浣纱记》和阮大铖的《燕子笺》等等。而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临川派的创始人汤显祖。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万历年间进士。他性格刚直，不适合为官，于是在做了几年小官之后就回乡隐居，专心于戏剧的创作。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由《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构成。其中又以《还魂记》影响最大。《还魂记》又名《牡丹亭》，描写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浪漫的爱情故事。剧中的杜丽娘勇于追求个性解放，为思念梦中情人而死，又为追求爱情复生，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都反映了汤显祖本人的理想追求，交织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风格。

明代艺术成就丰富。宋徽宗时期形成的南戏在明朝兴起并流行于南方，因地域不同有不同的风格，最终还形成了主流风格——昆腔。

永乐以后官方规定禁止民间创作、上演历史题材的作品，惟有描写神仙、节妇、孝子等内容的才允许发行。由此，剧坛之风一变而沉闷，反映百姓心声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内容销声匿迹，教化百姓、宣扬正统思想的戏剧和神仙戏一统天下。最有代表性的是周宪王朱有 ，身为贵族的他成日养尊处优，创作杂剧只是闲暇的娱乐，根本不可能反映百姓生活，他的剧作基本都是些求仙成佛之作。

◆明代戏曲人物

杂剧的内容形式逐渐僵化后，已经不能满足民间对戏曲艺术的需求，因此杂剧在明朝中期开始衰落，新的戏曲形式呼之欲出。此时，南戏开始兴起。南戏是流行于南方民间的戏曲形式，大致产生于宋徽宗 时期，此后一直在南方百姓中流传。明朝初年著名的南戏剧目有《琵琶记》、《荆钗记》、《拜月亭》等。在官方的严格限制下，南戏曲目多由传统剧目改编而成，创新作品不多。

◆明人演戏图
明代戏曲在继承宋、元南戏和北剧杂剧的基础上，经过各声腔剧种艺人们长期而广泛的实践，在唱、念、做、舞以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与提高，从而使戏曲艺术逐渐走向成熟，进入了繁 荣时期。

◆昆曲戏剧人物
中国戏曲的行头、砌末、脸谱、舞台装置等属于舞台美术方面的技艺在明代后期有了很大的改进。时衣——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时髦服装不断地被吸收到舞台上来，戏曲行头焕然一新，脸谱在戏曲演出中逐步定型和逐渐丰富。在明代形式多样的演戏活动中，体验与表现有机结合的艺术原则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为后世戏曲表演艺 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南戏的曲调根据地域不同，主要分为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采用不同风格的腔调演出。其中昆山腔虽然流行的地域不广，但它“流丽悠远”，艺术美感在其他三腔之上，因此在嘉靖时期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音乐家的努力下，昆腔成为南戏中最兴盛的一支。魏良辅集合了当时一些很有才华的戏曲家和乐器演奏家，通力合作，历经数十年，探寻出昆山腔的改革之路。在唱腔方面，除了继续保持昆腔“流丽悠远”的特色外，吸收了其他三腔的长处，还注重借鉴北曲形式严谨的成果；在伴奏方面，改变了昆山腔不用弦索的局限，使用萧管、弦索、鼓板三类乐器，构成一个完整的伴奏乐团。从此，昆腔更能细腻地表现剧情和人物情感，兼收各家之长的昆腔最终成为南戏主流。

民间才俊的艺术：绘画与雕塑

明代绘画的成就主要在民间，主要代表是气势恢弘、挥洒自如的浙派和以清丽缜密为风格的吴派，晚明的书画家代表人物有擅长于花鸟的徐渭和擅长书法的董其昌等人。雕塑从官方逐渐走向民间，出于信仰的需要，明代地方庙宇建筑仍有发展，以写实风格为主。

◆长江万里图（局部）
吴伟（1459～1508），字次翁，号小仙，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此图以写意手法描绘了万里长江沿途的壮丽风光，长卷构图起伏，意境浩荡而含蓄。用笔简逸苍劲，枯湿浓淡一 气呵成。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宋元时代一度繁兴，而明代开国后，太祖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导致明代初年画坛只能以宫廷院体画为主流。明初画师大多由元入明，承袭元代画风，因此院体画尚未形成明代的独特风格。永乐以后国家政治趋于稳定，君主专制逐渐定型，院体画风行天下，到成化、弘治年间达到顶峰，宪宗和孝宗父子二人本身就长于绘画。但是经历了100多年之后，明朝的中央集权有所削弱，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也开始弱化，院体画走向衰落。

明代绘画的更大成就在民间。正德以后，浙派和吴派画家成为引领时代画风的主流。浙派的创始人是浙江钱塘的戴进。他在继承南宋画院马远、夏 画风的基础上又自创新格，作品奔放而不失法度，严谨而又潇洒。戴进擅长山水，兼画人物，前者如《关山行旅图》，后者如《钟馗夜游图》，都是风格独特、笔法精致的佳作。戴进之后浙派的继承者是吴伟。他曾多次被朝廷征召，终因不喜做官而返回故里。他久居民间，绘画题材也主要集中在下层社会生活上，兼有人物山水，甚至为南京灵谷寺绘制了高达4米的绘画。他的《灞桥风雪夜》、《长江万里图》等山水画，气势恢弘，挥洒自如，是浙派风格的典型代表。吴伟之后，浙派画家还有张路、蒋嵩和蓝瑛，他们虽有一定成就，但是往往一味追求形式，失去了浙派的精神内核，从此浙派开始消沉。

◆孟蜀宫妓图
唐寅作。取材于五代西蜀后主孟昶的宫廷生活，精心描绘了四个盛装宫妓的神情状貌。画上众女子所着衣装颜色深青、淡黄对比，或浓或淡，或冷或暖，或呼应或对称。在设色上，采用“三白”法，就是用白粉烘染额头、鼻子、脸颊，有效地表现了宫妓弱不禁风 的的情态。

◆吹箫引凤图
仇英作。故事取自汉代刘向《列仙传》。传说春秋时秦穆公之女弄玉与仙人萧史结为夫妻，二人皆擅长吹箫。穆公筑凤台，两人吹箫引来凤凰，后双双乘龙凤升天而去。这幅画以繁缛精致的艺术手法，描绘出弄玉吹箫引凤的动人情景，境界优美，富有神话色彩。

◆仿古山水图
为董其昌代表作之一。图中高松陡坡，崇山巨峰，顶天立地，气势撼人。山石皴法，直抵王蒙解索皴法神韵，细而刚，曲而韧，一波三折。设色浅绛青绿兼用，时而用赭石或以色墨皴写坡丘。虽仿王蒙，笔墨超 然于王蒙之上。

浙派之后活跃于画坛的是吴派画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吴门四子”，即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他们作品众多，融会宋元各家所长，成为当时苏州地区人人称道的才子。文氏一家在文徵明之后能书善画者代有人出，如文彭、文伯仁和文震亨等。唐寅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诗文画作清丽缜密。吴派画家一直延续到晚明，是江南一带艺术风格的大宗。

◆秋江待渡图
仇英的《秋江待渡图》绘杂树芦荻、远山 秋江的平远景色。

值得一提的画家还有徐渭、陈洪授和董其昌。徐渭字文长，他将山水画中泼墨写意的技巧运用于花鸟画中，开创了花鸟画豪迈挥洒的风格。陈洪授是人物画的高手，他幼年师从蓝瑛，崇祯年间曾奉召入宫廷作画，使他有机会观摩到丰富的宫廷画作。他参与了许多文学作品插图的创作，其木刻人物画对以后的版画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董其昌将文人画发扬光大，强调所谓的“三段法”，即远山、中川、近坡树的3个层次。虽然他的技法纯熟，画面悠美，但是他过分强调了作画的程式，不免落入形式化的窠臼。

明代的雕塑艺术反映了宗教由官方走向民间的过程。政府很少有强力控制国家信仰的举措，组织建造宗教建筑和塑像的行为也逐渐减少，而各地的民间信仰则不断丰富，出现了许多新的神祗，反映在雕塑艺术上，就是明代地方庙宇建筑的纷繁和生动活泼的塑像。寺庙雕塑更加贴近百姓的信仰，城乡庙宇中佛道造像和民间信仰的新神如城隍、关羽、岳飞等大大增加，继承了唐宋遗风，而更注重写实。

官方藏书与刻书

明代的藏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官方藏书最为著名的是成祖时期编纂的《永乐大典》。而民间私人藏书也不逊色，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官方，其中以范钦的天一阁和毛晋的汲古阁最为著名。由于科举教育的盛行和民间市镇经济的发展，私人刻书业逐渐发达，并出现了彩印和套印等新的印刷工艺。装帧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官方藏书与《永乐大典》

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他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在尚未建立明朝时，就曾派人搜求古今书籍，以备查阅；即位之初，又派徐达搜求元朝佚书，运回南京。成祖、宣宗也非常喜爱读书，多次派人寻访民间书籍，并抄录经典作品藏于文渊阁。

正统十四年（1449），文渊阁一场大火，宋元以来的珍贵秘本几乎殆尽，国家藏书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之后虽然有大臣多次上书建议妥善保管藏书，但由于英宗及后世的皇帝本身对藏书事业的冷漠，国库藏书没有增加。明清之际战事频仍，藏书事业更是不被关心，直到康熙年间修《一统志》时，竟发现文渊阁藏书已所剩无几。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正本到明末就下落不明，副本于康熙年间被发现，但已残缺。到乾隆三十七年(1722)缺1000多册，光绪元年(1875)时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竟不足400册。此后日益缺失，后经多方 收集，现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有约800余卷。

◆正德窑素三彩海蟾纹洗
正德窑的突出成就是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其特征是不用红色，在素瓷胎上直接施釉。孔雀釉瓷的烧制是正德窑的又一成就。

在此之前，成祖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也为了推动文化事业，在丰富的官方藏书的基础上，组织大批人手编纂了卷帙浩繁的类书《永乐大典》。编纂工作始于永乐元年，由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负责，集中了中央到地方的2169名文人，历时5年编纂完成。最初由成祖起名为《文献大成》，最后定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211卷，1195册，是中国最大的类书。只可惜经过火灾、战乱，这部辉煌的文化集成大典到清末几乎荡然无存。目前，散落世界各地的原本不过800卷，仅为原书的3%多一点。

■发达的刻书业和图书制作技术

◆皇史
明朝皇家档案库，嘉靖时期建成，在今北京南池子大街。内外用砖石团砌，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其中盛放镀金铜皮樟木柜150多个，收藏圣训、玉牒、实录以及《永 乐大典》副本。

◆萝轩变古笺谱
明天启六年(1626)，由颜继祖辑稿，吴发祥刻版，采用 版拱花技术印成木刻彩印画集《萝轩变古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分上、下两册，上册49张98面，分为自撰小引、目录、话诗、筠蓝、飞白、博物、折赠、 玉、斗草、杂稿；下册45张90面，由目录、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钟、择栖、杂稿组成。《萝轩变古笺谱》是现有最早的多色套印拱花、木版印刷的印本，也是印刷史上版拱花结合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印成，标志着中国木版水印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图中样品是据明天启 六年（1626）刻本重印的。

藏书自古就是读书之人的爱好，明代的私人藏书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众多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在数量和质量上，私人藏书都超过了国家藏书，对清朝的官方编书、私人藏书的全盛和考据学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私人藏书能够在明朝盛极一时，与发达的刻书业是分不开的。国家大兴八股和民间市镇经济的繁荣是促进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八股考试在明朝逐渐走向僵化，考试内容和行文规范都被限制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因此，各书坊争相刊刻与科举有关的四书五经、律令典籍和时文选集，以便应试者参考模仿。明中后期市民文化空前繁荣，各种小说、剧本、医书、日常便览都进入刻书市场，只要有销路都能成为民间刻书业的对象。大量的刻本书涌入百姓的生活空间，这与刻板的八股取士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民间文化事业的相对宽松与繁荣。

官方的大规模刻书缘于朱元璋的引领，在明朝前中期比较受重视，内府、部院、各地藩王府雕版刻书风行一时。明朝中后期，皇帝渐渐失去王朝初建时励精图治的风采，刻书藏书事业也随之衰落。而民间刻书业却空前繁荣起来。

◆明代《西厢记》版画
明代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版画艺术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和市民文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当繁盛的局面。版画插图对传播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增强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明代出现了风格迥异的版画流派，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的版画杰作。明代版画艺术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刻工精细 ；二是版画的内容丰富 ；三是彩印技术发达。明代书坊林立，版画艺术在竞争中形成了新安、建安、金陵和武林等各家流派，它们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和个人 风格。

民间刻书主要有家刻和坊刻两种。大藏书家同时也常常是大刻书家，他们大多因为自身爱好，为了更好地保存和传播宋元以来的典籍，纷纷制版刻书。而书坊刻书则更多地出于商业目的，凡是大众日常生活所需的书籍，无论是儒家经典、医书、佛经道藏、科技书籍还是通俗读物，都可以成为书坊的产品，所以这些刻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良莠不齐的缺陷。

在丰富的刻书行业的带动下，明代的印刷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元朝时就已经出现的彩色套版印刷在明朝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注意，直到万历年间，湖州闵齐、凌蒙初两家才开始将其广泛应用于刻印书籍。元朝仅见朱、墨两色套用，万历间颜色已多达四五种。彩色主要用于区别不同学者的评论和注语，方便读者阅读。有的印书人在通俗小说戏曲和名人文集中，延请名家作插图并印成彩色。这些画作笔 法细腻、色彩斑斓，既增添了阅读的情趣，又是雕版艺术中的精品。

至于书籍的装帧方法，明代也出现了重要的革新。宋代图书采用“蝴蝶装”，反摺书页而成；永乐年间开始使用“包背装”，将各书页空白处打孔穿上纸捻，再用封面包装；到嘉靖年间，终于出现“线装书”。线装由包背装改进而来，将包背装的封面裁成两个半叶，连同书身一起装订，这样书页就不易散乱，即使装订线断了，仍能保持整齐，而且无论新旧，改制修复都很方便。线装的方法在清朝广泛应用，它外形美观，便于保管，是中国书籍文化的一大特色之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装帧精美的线装书仍为中外藏书家所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