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私学，焚书坑儒

取缔私学，焚书坑儒

◆铜质盾牌

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为消除六国旧贵依凭旧有川防城郭反秦的隐患，通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这样做，不仅扫荡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军事基础，还便利了各地交通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水利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秦朝采取上述措施虽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六国反秦势力并未根本消除，在秦失其鹿以后，群雄蜂起，有的甚至以复国为旗号笼络人心，如项梁叔侄起兵反秦时便打着楚怀王的旗号。要从根本上消除封建割据的诸种因素，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

◆玉鞋底

巡行各地，慑服四方

《孟子·梁惠王下》是这样定义“巡狩”的，“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在家国大事“惟祭与戎”的时代，巡狩作为一种兼军事、行政、祭祀、游历为一体的统治行为，历来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重要政务。始皇向来勤于政事，他热衷巡狩，在统一后的10余年里，就曾先后沿驰道、直道五次大规模巡行各地，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巡狩皇帝。

■第一次巡行

秦朝建立次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刚刚横扫六国的始皇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远巡。他把视线投向了帝国西陲的陇西故地，那是嬴秦先祖披荆斩棘，奋起建国的发祥地。

始皇一行由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即沿着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溯渭水而上达其发源地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一带），又沿泾水至北地郡（今甘肃宁县西北），直达泾水上游的鸡头山（今甘肃平凉西），然后转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沿泾水回咸阳。

陇西、北地两郡，原是西戎族属游牧区域，属秦朝西部边陲。秦国多年以来实行东迁之策，主要精力用于向东开拓，与山东六国的长期兼并战争更使其无暇西顾。始皇来此主要目的当是视察边地政务，安定西部边疆。除此以外，还有宣扬皇威，炫耀武功，震慑域外之意。因为再向西便是西域，可以走向中亚，是当时中外联系最密切的路线，也即成就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始皇来西部边郡耀武扬威，再通过游徙不定的“戎”人，将秦朝的威德散布西方列国，进一步加深了自秦先祖以来对西方的影响。西陲故地，抚今追昔，始皇想必感慨万千，很可能在此举行隆重祭祀，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或许，他得到12巨人现身临洮的消息，决意铸造“十二金人”以象天命。

◆《峄山刻石》拓片（局部）

■第二次巡行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即治驰道的次年，他又把视线投向东方和南方的齐、楚故地，率领群臣开始第二次巡行。这次巡行主要是通过祭天告成及刻石纪功等活动，全面确立皇帝权威。

由于要行“岱宗之礼”，在泰山举行最隆重的封禅大典，因此这次巡行的随从多为军国要员，且规模宏大。随行伴驾东游的主要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 等。车驾浩浩 荡荡，从咸阳出发，沿渭水南岸的“华阴平舒道”东行，出函谷关（今陕西灵宝东北），经雒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直抵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南）。

峄山之行是其封禅泰山的序曲。历来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说，东山即峄山，始皇君臣一行在此“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峄山刻石》是始皇东巡途中立下的第一块纪功刻石，其辞称：“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也努力为其一统江山寻找合法性。

◆泰山刻石（明时的拓片）
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始皇于二十八年（前219）东巡登泰山，秦相李斯等立此刻石为始皇歌功颂德。泰山刻石书法结体谨严，遒劲庄重，是标准的小篆书体，是研究秦朝小篆书法的珍贵资料。原石已失，清嘉庆二十年（1815）得残石二方，仅存4行10字。传世有明朝安国藏北宋时全 石拓本，存165字。

始皇一行东巡既是为了“东抚东土”，也是为了在泰山行封禅大典。始皇接受了齐鲁封禅之说，远道而来泰山脚下，70位博士集体上奏，称颂始皇帝“上承天意，下得民望，平定海内，放逐蛮夷，莫不宾服”，认为“今既登极，尚望按照古制，行封禅之礼”。始皇召集齐鲁儒生、博士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由于与这些儒生的意见不合，始皇遂贬退诸儒士而不用，自带文武大臣上泰山封禅。封禅了却了始皇的一番心愿，快意之感，溢于言表。他在梁父山刻石中宣称“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始皇二十六年诏版》拓片

封禅后，始皇一行继续东行，经临淄，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睡（今山东福山东南），穷成山（今山东成山角），登芝罘（今山东芝罘半岛），立石颂秦德，然后南行至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此行，始皇先后拜祭过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等等，凡名山大川，各路神明，他都一一虔诚致祭。

琅琊地处东海之濒，海天一色，风光秀丽，始皇迷恋人间仙境，流连忘返，足足呆了三月之久。他整修琅琊台，“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遥想当年，越王勾践铸台于此，会盟天下诸侯，怎可比得今日。始皇抚今追昔，志得意满，思潮澎湃，“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琅琊台刻石》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徙流沙，南尽北户，东有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里记下秦朝疆域四至，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东游琅琊期间，始皇还听信齐国方士“海中三神山”之说，确信“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于是派遣方士徐福等人率3000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无果而终。始皇索性南下进入故楚之地。

自琅琊向西南，经东海郡治郯县，始皇一行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相传象征天子权威的周鼎沉没于泗水，始皇“斋戒祷祠”，令千人下泗水求周鼎，毫无所获，只得怏怏上路。他南渡淮水，“过安陆”（今湖北云梦一带），抵衡山（郡治邾城，今湖北黄冈北）、南郡，浮江而下，至湘山（今洞庭湖君山）。始皇一行渡江经过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他从随行博士那里得知湘君就是尧女舜妻，便勃然大怒，令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并纵火焚毁湘山祠，狂妄暴虐，骄横跋扈，滥施淫威，这充分暴露了横扫六合、祭天告成后的始皇扭曲的心态。在此以后，始皇一行取道汉水流域，经南阳、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而归咸阳。

此次出巡主要是封禅纪功，慑服齐、楚故地，一路上也上演了求仙问药、水里捞鼎、烧祠欺神等丑剧。

◆龙纹空心砖

■第三次巡行

回到咸阳的次年，即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时在中春，阳和方起”，他再次率队东巡，依然选择芝罘、琅琊作为目的地。这很可能与寻访长生不老之药有关，但更可能是对东部放心不下。秦朝对东部地区控制不够牢固，反秦势力仍很强大。这次出巡，始皇就遇到了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北）遇刺的惊险一幕，还险些丧命。

始皇车驾前呼后拥，出函谷关，行至阳武博浪沙，突遇张良等人伏击。张良是韩国公子，祖父张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亲张平“相厘王、悼惠王”。他家“五世相韩”，是韩国的达官显贵。秦灭韩，少年张良“未宦事韩”，却对秦深怀大恨。为报国恨家仇，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他觅得一力士，又打造重120斤的大铁锤，早埋伏于博浪沙中。待始皇大驾一到，便突袭车驾，谁知却“误中副车”。始皇惊恐不已，下令“大索天下”10日。张良却早已逃走，从此隐姓埋名，以待时日。

始皇有惊无险，继续东进。到达芝罘以后，补刻上年所立之石，刻石纪功，这就是《之罘刻石》。声称：“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随后又在芝罘的东观刻石纪功，称《东观刻石》。旋即赴琅琊，然后北上至恒山（郡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转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后回咸阳。

■第四次巡行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开始了第四次巡行。此次巡行主要目的地是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和北部边塞。

秦始皇北渡黄河，途经韩、魏、赵、燕故地。这里关塞横阻，川防壅塞，水患无穷。它们不仅妨碍交通和社会生产与生活，而且很有可能被反秦势力所利用。为此，始皇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当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就自豪地为自己刻石纪功，称颂道：“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这就是《碣石刻石》。

◆徐福上陆地
日本有许多地方有徐福的纪念地，佐贺县诸福町有一处地名唤作“浮杯”。传说徐福漂流到此，将一酒杯放入海中，酒杯在前漂浮引路，徐福一行随杯前进，于杯止处登陆。图为“徐福上陆 地”的木制标柱。

始皇到碣石后，曾派遣燕人卢生求访羡门、高誓两位仙人。他还派遣韩终、侯公、石生等人求长生不死之药。不久，始皇便北巡北边，大抵自碣石向西，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诸郡，主要意图在加强北部边防，为北击匈奴作战略准备。当他自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回咸阳后，不久卢生返回咸阳，报告寻仙进展。卢生编造“图书”呈报始皇，书中预言“亡秦者胡也”，这更坚定了迷信神仙的始皇北伐匈奴的决心。他当即下令蒙恬发兵30万，夺取匈奴占据的河南地。

■第五次巡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始皇忙于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移民徙边，扩建陵墓，“焚书坑儒”，这几乎耗尽他毕生精力，加之自己步入晚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他实在无心继续巡狩天下。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一系列神秘化的自然和人事现象将这个晚年天子再次推上了巡狩东南的车驾。

这一年“荧惑（即火星）守心”及“坠星（即陨石）下东郡”的天象，“东南有天子气”的占卜，以及“今年祖龙死”的传言，足以让“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暴君始皇不寒而栗。太卜求神祷告，“卦得游徙吉”，始皇更得惟命是从。他一面“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应对卦中“徙”字，一面筹划出巡东南，以应“游”字。实际上，最让始皇放心不下的还是东南之地，秦朝一直到末年都没有很好地控制该地区。

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是在三十七年（前210）十月。随同出巡的主要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一行人等从咸阳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沿丹水、汉水流域南下至云梦（今汉水、长江交汇处至洞庭湖一带湖泊区），望祭虞舜于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南）。然后顺江东下，过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东），抵钱塘（今浙江杭州），临浙江。原本打算从此渡江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终因“水波恶”，改由狭中（今浙江富阳附近）渡水，上会稽山，拜祭大禹，立石刻以颂秦德，即著名的《会稽刻石》。除了追述始皇“平一宇内”、“兼听万事”的集权统一之功，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朝末年社会动荡及“淫 ”风习。

◆黑漆银镂云气纹卮
圆筒形，有盖，直壁，平底，腹外有单环形杯柄。器表涂黑漆，里涂朱漆。盖顶与器身外壁贴银箔云气纹和勾连交错的几何纹样，再用朱漆勾线压边。银光闪烁，异常华丽，在秦代漆器中罕见。

始皇一路搜求“天子之气”、“王者之势”，并消解完“东南天子气”，通令整饬风俗。从会稽返回后，自江乘（江苏镇江市北）渡江，乘船北上至琅琊。始皇故地重游，无非是想再次搜求不老仙药。求药心切的始皇听信徐福谎言，亲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从琅琊北至荣成山，直至芝罘，才“见巨鱼，射杀一鱼”，方肯罢休。于是取道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抵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车驾抵达平原津，酷暑难耐，始皇病死沙丘。

始皇的出巡继承了历代巡狩制度，“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祭祀天地，歌功颂德，耀武扬威，慑服四方，督察政治，整饬风俗，有利于确立权威，巩固统一，增强边防。但是，毫无节制地出巡确实弊病很多。好大喜功，兴师动众，糜费财力，拜祭鬼神，求仙问药，寻厌王气，实在劳民伤财，害国败家，损人灭己，教训颇为深刻。

◆青铜力士像

南平百越，开拓岭南

秦朝平定百越实际上是统一中原的延续，在综合运用军事进攻、设置郡县和移民戍边等手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岭南地区的有效管辖，从而为岭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越之地

越族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古代东南和南方的古老民族。因其分布极广，族属众多，互不统属，故称“百越”，又称“百粤”。他们多以文身断发、错臂左衽、铸铜为鼓等为特征，显著区别于中原文化。对于“百越”的族属、分布及支派，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般说来，依据分布地域，一些大的族属大致可以分为：分布于今浙江绍兴一带的“于越”，分布于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温州一带的“东越”（又称“东瓯”），分布于今福建闽江流域福州一带的“闽越”，分布于今广东及其以南的“南越”，分布于今广西及其以南的“西瓯”（又称“骆越”）。

◆卧薪尝胆

诸越之中，于越与中原关系最密切，政治、经济及文化水平也最先进。春秋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创建的。其著名首领越王勾践控制于越、东越和闽越，与强吴争雄。保存至今的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似乎还能见证当年刀光剑影的岁月。隐忍灭国之痛的勾践负辱侍奉吴王夫差，甚至为其端屎送尿。勾践骗取夫差信任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灭吴。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将越王勾践与西楚霸王项羽比肩，称“苦心人，终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说的正是这段典故。越王勾践还一度剑指江淮，会盟诸侯，争霸中原。只是到了约公元前306年，楚灭越，杀越王无强，“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自战国中期始，于越、东越和闽越都在楚国势力范围之内。

南越和西瓯地处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秦初虽处于原始部落阶段，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但与中原交往已久，联系密切。进入春秋以后，强楚一方面北上中原问鼎，一方面南下岭南开拓。战国初期，楚悼王锐意变法，国家富强，于是“南平百越”，占领“洞庭、苍梧”等地，岭南地区也成为楚国势力范围。

可见，诸越与中原联系密切，又得楚国长期经营。在此基础上，秦灭六国，统一中原，挥师南下，开拓岭南，已为势所必然。

■“南尽北户”

始皇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前222～前221），在王翦灭楚的基础上，秦军进而拉开了南平百越的序幕。“服朝于楚”的于越、东越和闽越在始皇并楚以后转而抵抗强秦。“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这里的越指于越，始皇以后巡游会稽，亲临于越，刻石纪功，并曾徙越民于余杭、乌程等地，促进了于越和中原的进一步融合。秦军还一度攻占岭南部分地区，但因受制于统一中原的战争，暂没有大规模攻占东越和闽越并确立起有效统治。王翦的初步胜利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吹响了号角，奠定了基础。

自始皇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前220～前215），秦军对百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进攻，攻取岭南大部，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二十六年（前221），始皇派尉屠将50万大军，兵分5路南下，分别对闽越、南越和西瓯3个战略方向进攻。一、二路取南越：其一循长沙，经骑田岭进入广东西北，沿连江南下，直抵番禺；其二循今南昌，经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经今韶关沿北江南下，与第一路合攻番禺。三、四路进攻西瓯：一路由湖南萌渚岭进攻今广西贺县，一路经广西越城岭突入桂林。第五路由江西余干沿信江东下，经今鹰潭，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中部腹地，直取今福州。五路大军进展顺利，“南尽北户”，攻占百越大部。尤其第五路当年就一举平定东越和闽越，置闽中郡。但是在南越和西瓯两线，秦军遭到顽强抵抗，残敌依靠山林坚持打游击。尤其秦军在长期相持中因交通不便，军粮转运受阻，致使供应不足，“粮食绝乏”，“士卒劳倦”。秦军陷入被动，损兵折将，统帅尉屠战死，士卒“伏尸流血数十万”，损失惨重。只不过，秦军仍然控制着岭南军事要地，“新道”和“灵渠”相继开通以后，解决了秦军的交通和补给，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为以后大规模开拓岭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灵渠示意图

为有效解决秦军补给，秦始皇命令监御史禄凿修灵渠。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和漓江，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一条长约30千米的人工运河，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和北渠等部分组成。其中形似犁铧的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石坝，是引湘入漓的关键性工程，有效达到分流目的，使湘江水一支随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湘江。大小天平旱时蓄水，汛期溢洪，调剂水量。整个渠道沿山势迂回曲折，降低了坡度，平缓了水势，便利了交通。这一南北水运通道，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即使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充分体现了秦代南北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开拓岭南

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前214～前212），秦王朝增兵岭南，移民戍边，设置郡县，全面控制百越之地。任嚣接替战死的尉屠，统帅秦军，陆续增兵，赢得主动。始皇还综合运用增兵与移民、设置郡县等手段，“发诸尝逋亡人，赘 、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 遣戍”。这样顽守丛林之敌得到剿灭，同时还有效地对越人实施直接统治和管辖。

三郡的设立，标志着大规模用兵的结束和岭南开拓的开始。南海郡治在番禺，辖今广东大部。桂林郡治在布山，今广西桂平附近，辖今广西都阳山以东，越城岭以南。象郡郡治在临尘，今广西崇左附近，辖广西百色、南宁、凭祥及广东湛江一带，还南至越南一部分。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 监御史统领郡务，并特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东南一尉由南海尉任嚣兼领。西北一侯主要设在今广西兴安的秦城遗址，重兵扼守西北交通要道。同时在横浦关等重要关口分兵把守，严防越人再次兴风作浪。可见，三郡的军事统治意味较强。

与此同时，秦朝屡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戍边屯垦，与越人混居杂处，既强化了对岭南的控制和管理，还加快了开发和建设岭南的步伐。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移民50万罪徒，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次年，又发配“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再一次“益发谪徙边”，岭南再次补充部分移民。与此同时还曾征集1.5万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大批迁徙内地移民对于促进岭南地区与内地的交流，促进民族间交往，以及开发岭南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北伐匈奴，修筑长城

万里长城，宛如一条巨龙蜿蜒在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秦帝国2000多年前修建的这项重大工程一直成为国人心中的骄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那么秦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又是怎样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工程的呢？

■草马匈奴

在大秦帝国崛起的同时，另一个帝国也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那就是匈奴。要了解秦筑长城，不能不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北方帝国。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勇猛剽悍，“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究竟匈奴帝国如何形成，为何能长期雄据北方，担任古代历史舞台的要角呢？

◆战国时的秦长城

对于匈奴的起源和族属问题，学者们曾展开激烈的讨论，一般认为，夏商以来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戎”、“狄”多与匈奴有关。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匈奴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这表明同为华夏一脉的匈奴由于久处大漠，其生活方式和习俗，才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相区别。战国以前活跃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多有“荤粥”、“鬼方”、“戎”、“狄”等多种别称，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与中原华夏民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期匈奴尚处于部落联盟之时，没有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多以游牧和狩猎为主业，军事与生产组织合而为一。匈奴人多擅长骑射，战斗力很强，作战方式流动性很大，“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自战国中期始，这支胡马铁骑就经常南越阴山，袭扰燕、赵、秦等国边境地区。三国经常派重兵把守，还北筑长城，以阻隔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骑兵南下。虽如此，中原总体上还是保持一定优势，三国领土还一度向北拓展。秦昭襄王时，宣太后利用美色长期与匈奴义渠王通奸并设计将其除掉，尽收陇西、北地、上郡之地。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策马阴山，置云中、雁门及代郡。燕将秦开更是拒却东胡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中原与匈奴的对抗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战国后期，中原兼并战火连绵，燕、赵、秦等国无暇北顾，北部边防受到削弱。匈奴人乘机大举南下，控制赵武灵王时代所筑北长城，稳据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水之地）、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及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这一地区依山傍水，沃野千里，水草肥美。匈奴因此势力大增，保持着对四邻的强大攻势。赵国名将李牧曾重创匈奴，但仍未能恢复赵武灵王所开辟的边界，匈奴仍日甚一日地为患中原北部诸国。始皇统一中原之际，匈奴单于头曼已经完成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的转化。一个军政合一、游牧骑射的匈奴帝国已经初具雏形。匈奴占领河南地以后，秦皇朝统治核心区首都咸阳所在地关中地区更是直接暴露在贪婪血腥、日上的匈奴帝国眼皮底下。于是，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了。

■北逐匈奴

统一六国，平定中原后，解决北部边患就成为秦皇朝边防的当务之急。他本想挟兼并六国之余威立即出击匈奴，但遭到李斯的反对。李斯认为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举冒进，粮草补给就会跟不上。况且“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劳民伤财，强役其民，只会“靡敝中国，快心匈奴”，并非长远之策。李斯这番见解道出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处的两难境地。始皇或许出于建国草创的考量，暂时对匈奴采取战略防御态势。他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派驻重兵，拱卫关中，还修缮长城，屯戍边防。秦朝还积极开展战前准备，修驰道，筹粮饷，巡北边，确定了“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的打击方向和战略目标。

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朝开始大举进攻匈奴。始皇为何选在此时进攻匈奴呢？据说，燕人卢生所献“图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迷信方仙的始皇才不惜大动干戈。实际上，北部边患一直是秦帝国的心腹之患。始皇已经完成一系列准备，并且刚刚出巡回到咸阳，卢生献谶充其量不过使其坚定讨伐匈奴的决心而已。

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始皇北逐匈奴究竟动用了多少兵力呢？《史记》同一本书有30万和10万两种记载。《秦始皇本纪》和《蒙恬列传》均称30万众。比照赵国李牧率15万大军攻击匈奴，我们大致可以推测，秦朝对匈奴用兵总共动员兵力应当不少于30万，当然也不排除蒙恬首战收复河南地仅用兵10万的可能。

战争第一阶段，蒙恬趁匈奴主力分散黄河以北的阴山来不及完成大规模集结之际，攻其不备，东西并进，南北夹击，集中秦军主力和精锐，充分发挥步、骑、车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若鸷鸟之追群雀”，很快收复河南地。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始料未及，陷于被动，仓皇组织部分兵力本想反扑，不料秦军稍作休整以后又迅速发起第二阶段攻势。秦军迅猛攻克高阙要塞，进而收复阳山和北假，夺取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高地。头曼单于南有无懈可击的秦军，东西两翼备受东胡和月氏牵制，被迫撤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一带游牧。秦军连战告捷，出师顺利，实现了既定作战目标。

■修筑长城

匈奴虽被打败北撤，但是主力并未受到重创，只是人、畜、部落的北徙而已，一旦有机可乘，将会卷土重来。针对匈奴迁徙无定、出没无常的特点，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北部边防的措施。修筑长城就是重要的军事国防措施之一。

始皇经略北部边疆的方略与其他边疆地区相似。主要有：设郡县，驻重兵，修道路，筑城池，置移民。秦朝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一带重新设置九原郡，令蒙恬30万大军就地屯戍。秦朝“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秦长城排水陶瓦
长70.2厘米，出土于通渭县秦长城遗址，泥质灰陶，半圆筒状，通体施细绳纹。陶 瓦是秦代的重要建筑材料。

◆秦长城城墙遗址

始皇命蒙恬主持修筑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然而，长城兴修并非自秦代始。早在战国年间，各大诸侯国都曾修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地，如楚国为防韩、魏而筑“方城”（今南阳盆地以北）；齐为防越、楚而筑齐长城（今泰沂山区）；魏为防秦而沿洛水筑魏长城；秦早在简公时就曾“堑洛”，即沿洛水筑长城以防魏；惠文王时又曾筑洛河中游的长城以防赵；赵为防齐、魏，则沿漳水修赵长城。这些长城统一后都失去了作用。但是燕、赵、魏、秦等国在北方筑长城则主要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些长城在秦统一以后继续发挥着阻止匈奴铁骑南下的重要作用。秦朝长城就是在这些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

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及榆中后，随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夺取高阙、阳山和北假以后，又“筑亭障”，可见，这段长城就是讨伐匈奴之战的直接产物。在此以后，秦朝多次动用戍卒、刑徒修筑长城。蒙恬修筑的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秦长城沿壮阔的黄河，依险峻的阴山，经广袤的草原，横亘在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体系，长城主要由关隘、城台、城墙、烽燧等部分构成。关隘、城台多处险要地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城楼、烽火台，可供驻兵屯戍。烽燧主要用于报警，狼烟四起，则表明大规模的外敌来临。长城沿线设有重兵驻守，还有大量移民实边，军民依凭长城关防共同抗击匈奴。

◆秦筑长城
雄伟的长城，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在留下无数白骨后，中国人创造 了奇迹。

秦朝修筑长城，征发劳力当不下于50万。因其多建于偏僻险要之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因而伤亡惨重。秦人留下一首《长城歌》，其辞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虽是民间传说，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的哀愤。滥用民力似乎是对始皇修长城的共同评价，甚至有的学者还把秦朝亡国归咎于修建长城，把中华历代修筑长城归结于自闭性的文化人格，这都有失公允。这项“为祸一时”的工程却“造福百代”，不仅在秦代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起到阻拒胡马铁骑南下，保护中原农耕文明免受游牧民族践踏，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绵延进步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姜女石
姜女石遗址位于今辽宁锦州的绥中县内，辽东湾的西岸，是3块高大的海礁。相传民妇孟姜女的丈夫应官府征役去修筑长城，孟姜女长途跋涉，不远万里给丈夫送衣御寒。可当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长城，才知道丈夫已死并被埋在了长城脚下。孟姜女悲痛欲绝，痛哭失声，竟将那段长城哭倒，露出了丈夫的骸骨。孟姜女埋葬了 丈夫后自己也投水自尽了。

开凿栈道，通“西南夷”

秦朝在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经营西南的基础上，开凿栈道，设置郡县，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有效地确立起对“西南夷”地区的直接控制和管辖。从而加强了西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使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巨大而深远。

■西南诸夷

在中国西南地区，即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除“百越”以外，还生活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西南夷”。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他们大致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一带，主要有滇、劳浸、縻莫、叟等部族；在滇西一带，有昆明、斯榆、桐师、哀牢等部族；在滇东南以及黔西一带，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部族；在滇北和川西南一带，有徙、摩沙夷、笮都以及川西北和陇南的白马等部族。这些名称有的是族名，有的是地名或“国”名。他们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或“耕田，有聚邑”，或“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个别地区还开始向奴隶制过渡。

考古发现证实，“西南夷”自古就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殷周鼎革之时，一些部族还因参与伐商而受到西周犒赏。战国末年，楚顷襄王曾派将军庄 率兵“略巴、黔中以西”，到达滇池地区。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恰逢此时秦夺取楚巴郡与黔中郡，归途阻隔，庄 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以其俗以长 之”。此举开创夷、汉杂居之先河。

在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西南夷”的一部分已经并入秦国的版图，秦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伐巴蜀，先后设置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北）、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三郡。司马错大兴水利、修筑城池，发展生产，使秦的声威远播西南。秦最初对巴蜀地区采取羁縻政策，在设置郡治的同时，改封蜀王子弟为“侯”，改封巴的统治者为“君长”，“蛮夷君长，世尚秦女”，通过封爵、联姻和派遣蜀相等措施笼络人心，强化统治。秦武王于公元前310年派兵征服今云南境内的丹和 两 个部落。到了秦昭王时，蜀郡太守张若又夺取了笮及江南地区，使秦国的统治区域更加扩大。

◆始皇陵的棱形排水管道

■经略“西南夷”

始皇即位以后，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更加积极，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早在统一中原战争之时，始皇即派常 在秦国蜀守李冰火烧山崖修凿通道的基础上，在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修建一条栈道，因“其处险”，“道广才五尺”，故称“五尺道”。这条道路深入到西南夷地区的腹心—滇池附近，沟通了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有利于加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辖。秦统一中原以后，国威大振，便在西南夷地区“颇置吏”，建立起行政机构，加强对西南夷的直接管辖，使其成为秦皇朝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阳陵虎符
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是始皇调动军队的凭证，用青铜铸成。卧虎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此兵符右半部分存皇帝处，左半部分存驻扎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的统兵将领处。调动军队时，由使臣 持右半符验合，方能生效。

与此同时，秦朝又经蜀郡，加强了与笮等地的联系，将其纳入郡县系统。这一地区“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这样，秦朝不费一兵一卒，便确立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从此以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边地联系，还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进一步开疆拓土，巩固边防。他西抚诸夷，东占辽东，南平百越，北逐匈奴，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秦朝疆域也迅速扩大，它“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形成了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多民族大帝国，这无论在中国史还是在世界史上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秦驰道遗迹

取缔私学，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纸诏令，天下诗书就毁于一旦。仅过一年，又是一纸诏令，几百术士被活埋或流放，史称“焚书坑儒”。始皇以这种专制方式加强了思想统一，但是历来备受诟骂，或“暴虐无道”，或“文化专制”，或“文化浩劫”，或“千古罪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焚书”和“坑儒”为何一并提及，文化灾难为何发生，如何分析评价，这些都成为解读“始皇现象”的关键。

■焚烧诗书

究竟是什么火种，让千古一帝冲冠大怒，燃起熊熊“焚书”烈焰呢？人们纷纷猜测，有的归于分封之议，有的归于宫廷斗争，有的归于轻蔑文化……这还要从秦灭六国说起。

秦朝刚刚统一全国，丞相王绾请求始皇将其诸子分封到燕、齐、楚故地，以加强对这些边远地区的统治，诸大臣也纷纷赞同。廷尉李斯坚决反对，他认为历史上已有周代分封招致天下大乱的前车之鉴，现在好不容易海内一统，普置郡县，天下安宁，不必自寻战乱。这得到始皇首肯，郡县制因此得以推行。由于朝野颇多质疑者、非议者和抨击者，一场更大的争议正在秦帝国酝酿着。

时隔8年，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次公开交锋终于在朝堂宴席上上演。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百官纷纷举杯祝酒，“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奉上祝酒辞：“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不可一世的始皇听到阿谀奉承的甜蜜祝酒辞，不禁龙颜大悦。周青臣的“面谀”直接把潜伏已久的“分封郡县之议”端到台面，终于引爆了一场政治风暴。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于“以诸侯为郡县”称颂功德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进言道：“臣闻殷周之王传代久远，少约数百年，多约千年，这都是开国以后，大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之功。今陛下抚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倘若将来有田常等人从中图乱，若无亲藩大臣，尚有何人相救？总之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书生意见，虽迂腐直率得可爱，可毕竟让酒席气氛急转直下，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冷气，令人下不来台。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始皇，可能碍于情面，也可能被书生触及痛处，他并没有立即裁断，而是“下其议”，即让臣下讨论。

由于这场论战直接触及周秦政治模式对比和始皇功过是非的总体评价，甚至涉及秦朝制度设计及治国方略基本评估问题，因此始皇还是表现出应有的帝王气度。由于文献缺乏，群臣争议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也可以想见这场论战的激烈程度。这时，丞相李斯又一次站出来，力排众议。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他进一步抬高调门，指责“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他将这种局面追究于读书的缘故，建议始皇下令焚书。一场学术论争不幸演变升级成一场政治、文化风波。

始皇虽按正常议事程序交群臣商议，但最终作出错误的政策抉择。按照李斯的提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凡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明知却不加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30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诏令下达不到一月，民间大部分“违禁”书籍化为灰烬，只在皇家图书馆中保留了一套完整藏书，但最终没有躲得过入关灭秦的西楚霸王的一把大火，秦朝秘府所藏书籍也随之灰飞烟灭。历史上把始皇造成的古代史上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称之为“秦火之厄”。

尽管禁毁书目范围没有《史记》记载那样夸大其辞，但是通过若干禁绝手段，妄图维护“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的政治局面，避免重蹈“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覆辙，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朕即国家”的权威。由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根除“以古非今”的思想文化基础，防止“私学而相与非法教”的情况，大大超出始皇和李斯的初衷，让始皇骄奢淫逸达至极致，促使秦皇朝气脉早尽。混淆政治与学术，用血与火的政治铁腕手段解决思想与学术问题，以禁绝“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打击不同意见，这实在是再荒唐不过的文化专制主义。

应该指出，“禁绝异端”和“以吏为师”并非一家一派的主张，焚毁典籍也决非针对哪家哪派，秦朝焚书又是在没有中断文化建设的情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焚书似乎仅仅是政见之争引起的突发政治事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始皇焚书是在帝国化基本完成以后，在天下大定之时，以文化专制和思想统一的方式来维护政治大一统局面，则又是典型的帝国行为，这在世界史籍上也不乏其例。

■坑杀术士

正如学者张分田在其《秦始皇传》一书中指出的，“坑儒”的提法失当，应为“坑术士”，只是因为汉代独尊儒术，习惯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把“焚《诗》《书》”和“坑术士”这两件有着一定相关性的事件牵扯到一起，“焚书坑儒”这个提法有着一定的误导性。如果说这并非专门针对儒生、儒学，那么这桩血案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这应从始皇方仙崇拜的浓厚情结说起。历代帝王似乎能够超越主宰一切，惟独不能超越主宰自己的生命。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迷恋长生之术，晚年尤其醉心于此。一些方士投其所好，设法从中渔利，蒙骗官位钱财。前面我们提及，始皇好几次出巡都或多或少与方仙崇拜情结有关，多次被一些方士愚弄，如徐福、卢生、侯生之徒。如卢生寻不着仙药，先向始皇献谶书，继而让其“微行以辟恶鬼”，行止隐秘不为人知，如此“真人”才能到，“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痴迷于此道的始皇竟一切照办，自称“真人”，荒于政事。秦代法律对于所献之方无效验的人要处以死刑。卢生便与另一方士密谋出逃，声称拒绝为暴虐的始皇效劳，并从人格、政策、制度和施政方式等多个层面，全面否定秦皇、秦政、秦制。

始皇听说这些方士出逃的消息以后暴怒，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正所谓寄望愈大，失望愈大，虔诚崇拜方仙、醉心长生不老的始皇开始看透了那些胡谄拐骗的方士，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愚蠢，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他的心头。

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始皇决定依律论处，大开杀戒。他指派御史审讯身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诸生转相牵连告发，始皇亲自圈定460余名犯禁者，全部挖坑活埋。同时还把一批人流放边疆。事发之后，长子扶苏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拒绝忠告，一意孤行，反而让扶苏远离咸阳，到上郡监蒙恬的军队。

“坑术士”的性质与政见、学术之争强扯关系毕竟有些牵强。只是杀人如麻，手段严酷，牵连无辜，骇人听闻。而这一切在专制制度的既定安排下又是那么合情、合理、合法，正如张分田在《秦始皇传》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坑术士”是典型的社会性暴虐、制度性暴虐与个体性暴虐相结合的产物。

◆夔纹瓦当
夔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声若巨雷，震慑四方。夔纹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的一种，是青铜文化移植在瓦当上的杰作，但这种纹 饰在秦瓦当中仅仅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