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业并举的青铜时代
◆铜鼓
乐器。鼓身横直,鼓面为椭圆形,没有纹饰。鼓身上立一枕形冠,冠正中有一用来系钩索的小孔,鼓身下方有一长方形中空的鼓座。鼓身和鼓座饰有饕餮纹,鼓面边缘饰有三周乳钉纹。此鼓造型奇特,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铜鼓,是研究中国 古代乐器史的珍贵资料。
不断成熟的商代青铜器
商代的青铜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是与考古学的二里冈文化期相当的商代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兵器等都较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代青铜制品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在冶铸技术、装饰工艺方面也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这个时期相当于商汤立国之时,是中国青铜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除了铸造青铜工具和兵器外,铸造的容器主要有鼎、鬲、、簋、爵、觚、、、瓿、壶、盘等。虽然器类较为简单,但已经普遍形成爵、觚、三者成套的酒器组合。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已初步形成。而且,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容器具有独特的造型。例如,鼎、鬲等食器一般有三个足与器身相联,而其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而当时铸造的大型器物,已采用了分体铸造的技术,其工艺已达到了一定高度。花纹较简单,仅有粗线和细线的变体兽面纹。
◆青铜四羊四鸟
是一种大型的盛酒器,也可用来盛水。此器的肩部正中铸有四个鸟,将颈部分成四组,每组饰有象鼻龙纹。在肩的外缘铸有四个向外卷角的羊首。腹部饰有乳钉纹、炯纹和兽面纹。腹部和足部有四道 扉棱。
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大致属于殷墟时代。因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代表了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所以研究商代中晚期青铜器对于研究中国青铜时代从初期到鼎盛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卣
整个器形犹如两个相背站立的。卣盖为椭圆形,盖顶有瓜棱形的钮,卣体两侧放置龙首提梁。整个腹部布满鸟翅纹,翅上又雕有小龙纹。全器花纹别致突出,是鸟兽卣中的精品 之作。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指武丁至帝辛时的器物,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觥、盂、鼎、鬲、簋、等食器有较大的发展。爵已盛行圆体型式。觚的腹部细长趋势明显。在前段仍是与爵、觚相伴的酒器,后段似乎已退出酒器组合之列。方彝发展较快。鸟兽形象的器物也很盛行。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后段,铭文加长,内容趋向记史,据此已能确定一批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这一时期器物的纹饰趋于繁缛,形成地纹和主纹相重叠的多层花纹。主纹普遍采用浮雕形式,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地纹普遍采用雷纹,而且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另外这一时期扉棱和牺首等装饰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
◆乳钉三耳簋
◆青铜失冠人头像
头像的冠饰已失,眼睛为杏核状,鼻梁高耸,宽口且紧闭双唇,圆下颌。耳朵竖立,耳 垂有孔,颈粗。
非凡的器形和纹饰
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变化丰富,说明了青铜器的铸造要符合当时贵族生活繁杂的要求,也足以看出工匠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器形的创造利用了技术上的各种可能条件,加三足器、四足器、提梁、链条等都是主要的创造。这些器形的美学价值在于形象的创造满足了一定的情感要求。富于变化的各种造型给人以多样的印象,有挺拔、稳重、秀美等不同的感觉。
◆凤纹方
一种大型的容酒器,也可以用来盛水。体横宽而纵狭。器身四面正中及转角处均有凸起的扉棱,两侧肩部有兽首衔环。此器的全身以云雷纹衬地,自上而下分为五组,第一、二、三、五组为两两相对的飞凤纹饰,第二组正中有饕餮浮雕,第四组腹部饰大飞凤纹饰,尤为精整华丽。整个凤纹方高贵典雅,富丽堂皇。此件凤纹方为商代晚期的典型器物。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和造型一样,也体现了商代工艺家卓越的艺术匠思。商代青铜器上流行装饰饕餮、夔龙、夔凤等等幻想出的神话动物。相传的“饕餮纹”,是宋代人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而定的名称。饕餮是古代绘画形象中罕有的正面形象。夔龙、夔凤都是侧面形象,大多只表现一只脚,所以冠之以“夔”字。夔龙、夔凤时常和饕餮纹混合组织,例如相对称的一对夔龙,就共同组成了一个饕餮纹。饕餮纹一般布置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面上。夔龙、夔凤纹则在次要的装饰面上。
商代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也有直接取材于现实动物的。最多的是蛇、牛、虎、象、鹿、蝉、蚕等。而在此基础上,龙纹大量出现,成为商周青铜器中常见的纹饰之一。从商代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龙纹的变化形式较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爬行龙纹,即龙纹形象,和兽面纹一样,此种龙纹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盛行时代约在商代早期至西周早期。
2.双体龙纹,即以一个龙头的正面形象为中心,躯体向两侧展开,常饰于青铜器颈部的狭长范围内,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
◆青铜龙夔柱形器
器身为上大下小的圆柱形,上端站立着一条昂首向前的龙。龙的下身紧贴器壁,两个后爪紧紧抓住器壁的两侧,尾巴向上卷曲。龙口大张,露出齿牙,似乎想要呼啸而飞。在器壁的另一侧还有一条夔龙向下 爬行。
3.卷龙纹,龙的躯体作卷曲状,其中一种是龙头的正面形象居中,躯体盘绕其外,形成一圆形,多饰于盘的中心,见于商末周初。
◆兽面纹铜瓿
瓿颈部饰有两道弦纹,肩部饰长鼻兽面纹,腹上部和圈足各饰目雷纹。腹部饰兽面纹,双目凸出,其余部分铺饰雷纹。圈足上部有三个不规则镂孔。瓿的器型存在时间不长,约在商中期至晚期,发现数量也不多。
几何纹样也是商代青铜器多用的纹样。除了排成行列的四瓣纹及圆涡纹外,最多的是不规则的云雷纹,常装饰在空白处,作为底纹,或装饰在上面所说的幻想的或现实的动物纹样之上。
◆杜岭方鼎
口部近似正方形,平折沿,上有拱形立耳,壁微内收,平底,空柱状足。器壁四周均以饕餮纹与乳钉纹装饰,足部亦铸有饕餮 纹与弦纹。
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在数千年的文化及艺术发展中,居于显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其在表现性和装饰性的统一方面有极高的成就。就现在所见到的商代青铜器而言,既有工艺美术价值,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铜豕尊
猪形,低额长嘴獠牙,躯长而浑圆,短腿,小尾。盖在背上,上有一凤鸟形钮。前脊上立扉棱,象征猪鬃。首饰卷云纹,四肢饰夔纹,颈、腹饰方格形鳞纹,前后肢根部有穿孔,供穿索提器。器形庞大,饰纹整 齐,十分珍贵。
商代青铜器的纹饰主要选择自然界的动物。通过或是真实地、或是幻想地表现,展现了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在形象处理上,对于个别形象,首先抓住其总的神态及外形上的主要特征,再加以极有概括力的处理,并大胆地运用夸张的手法,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个别作品神态刻划入微,即使技法单纯古拙,也能在表现物象的同时表达丰富的主观情感。可以说在装饰美术及工艺方面商代开创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在长期的发展中,商代工艺美术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装饰手法,例如:造型与装饰的统一效果;纹样组织的对比统一效果;以及造型、装饰与实用相结合等等。
◆青铜平顶人头像
头像为平顶,冠盖已失落。此头像与其他同类型的头像相比要显得大,颈部也显得长,脸孔要窄小些。
◆龙纹觥
酒器。器形犹如兽角,前端龙首双目凸起,张口露齿。龙的躯体雕刻于盖上,蜿蜒盘旋,与器浑然一体。腹两侧各镂雕爬行的鼍和龙 纹。此器造型独特,在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另外,商代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比如,商代青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主动利用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展现了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四羊方尊
全器最独特之处在腹部四角上都铸有一大卷角羊,每羊胸与尊腹合为一体,羊足铸在圈足上,而羊首、羊角则凸出器表。尊的四个肩部浮雕出极为生动的四条龙。据考察,羊角与羊头均系采用了分铸法后,再与全体铸接在一起。此尊器制浑厚,造型雄奇,设计精巧,采用分铸、平雕、高浮雕方法,使全器浑然一体。其风格特点不但在同类器中独树一帜,也是商周青铜 器中的奇珍。
变异的纹饰——金文
◆小臣俞尊
此器为商王帝乙时代的青铜器,器上有铭,字数较多,字形也很规整。
文字从来都被视为文明确立的标志之一。辉煌的商文明不仅留给我们举世瞩目的甲骨文,还开创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传统。这些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商代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也铸有铭文。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属于早商的青铜器竟然也铸有铭文。只能推测,其发现甚少的原因也许是由于那个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
◆小子逢卣铭文
商代晚期帝乙在位时,某贵族子曾在某年十二月乙巳日,命小子(商代的官名或是诸侯)逢带领人前往堇地办事。事成之后,子赏赐逢贝2朋,以彰明他的功绩。贝5枚为1串,2串称1朋,是当时的货币。逢用贝来铸造祭祀母辛的卣,即是商晚期青铜礼器小子逢卣,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 器铭末还有“住子曰:‘令望人方’”的内容,是有关伐人方的记载,但细节不详。盖铭上有小子逢家族的徽记,及“母辛”二字,用以标记器主的族氏,表明器为祭母辛而作的用途。从族徽看,中间有“子”,与商王室同姓,可知这个家族是商的宗室之亲。 此器为我们研究商后期与人方的关系以及出现在商铜器铭文中大量族氏文字的 现象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晚期的铭文最常见的有:氏族名号、本家族死去先人的名号、作器者名。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这些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这种商代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其常见形式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
商代晚期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提高,在铜器上铸造铭文的开始增多,出现了铸有10多字,甚至几十个字的长篇铭文。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代晚期重要的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有的还标出了作器时间。而且,这些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那些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铭文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字形大小也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小臣俞尊铭文拓片
“尚鬼” 的文化传统
丰富多彩的青铜纹饰不仅展现了古代先民卓越的艺术才智,同时也在表达着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向我们传达着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商代是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氏族、部落仍然保持着自己古老的图腾文化,这些古老的图腾不仅仍然是部族的标志,同时也被铸刻在青铜器之上,成为青铜纹饰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商人尚鬼”,无论有什么事情都要卜筮一番。应该说对鬼神的信仰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人类最普遍的意识。而商人则把这种原始意识转用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秩序,成为最初的因而也是相当简单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写实图像的形态表现在青铜器上,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纹饰。
◆三牲尊
口外侈,圆形高圈足,有十字形镂孔,饰三兽头形纹饰于腹顶部,腹部饰变形饕餮纹、云雷纹等,圈足底 部饰卷云纹、饕餮纹。
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商代青铜器纹饰,已不同于神异的几何抽象纹饰,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它们是为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神秘形象。它们要呈现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吃人的饕餮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也是保护的神。它是对异族恐吓的化身,又拥有对本族保护的神力。饕餮的神秘恐怖是和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时代必须通过血与火的威力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向前跨进,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构成了青铜艺术狞厉美的本质。新兴的阶级要用这种方式肯定自己的地位,这在商人的鬼神信仰中同样有所体现。
◆青铜圆顶人头像
人像头为圆顶,不戴冠,头发从后向前梳,上面戴蝴蝶形的发簪。浓眉大眼,高鼻梁,阔口,卷云纹状耳,耳垂有孔。颈为三角形。
商人所信奉的鬼神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却是君王的祖先。在《尚书·盘庚》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盘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盘庚决定迁都时对臣僚发表的讲演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先王和臣僚们的祖先虽已离开人世,却仍然在天界保持着君臣关系。如果人间的臣僚们违背了君主的旨意,他们的祖先就会要求先王对他们降下灾祸,以示惩罚;相反,如果他们顺从君主,就会得到先王的保佑。这足以看出,在商人的观念中,君王的祖先—神拥有最高的权威,是人间权力的来源。于是,氏族部落的全民性变为了过眼云烟,奴隶主们正在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既得利益固化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青铜器纹饰用无声的语言在告诉我们时代的暗流已在推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青铜双面人头形神器
祭祀的礼器。整个器形为中空的双面人头形,头顶两侧各立一弯形角,上雕饰有卷云纹。人面的额部较宽,颌部较窄,两面都有外凸的巨目,张口露齿,竖耳上尖。人面的上下 各有一个圆管,作为插口。整个人面显得神秘、诡怪,在商代青铜器中是惟一的一件。
◆铜卣
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酒器。此卣以青铜制成,颈短,鼓腹,上有提梁,卣身上铸有铭文,是研究商和西周的宝贵资料。
百业并举的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业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它使商代手工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百工”。奴隶工匠们在各行各业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如陶工们不仅烧制日常用器,还用高温烧制出精美的白陶和原始瓷。制作玉石和骨牙器的工匠,能镶嵌、雕琢出精美绝伦的玉器、石器、骨器和象牙器。纺织工匠已发明了有简单提花装置的织机,能织出暗花绸一类高级丝织品。此外,漆木制造、舟车制造、建筑业等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商代的货物交换日益频繁,出现了一批工商业者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已经开始使用早期的货币—贝币。
◆乳钉纹爵
饮酒器。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折处有两钉形短柱。腹部一面有凸线两道,两线之间横列5枚乳钉装饰。器壁 甚薄。是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
商代工匠们制作的各种陶器,是青铜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陶器。当时的炊器用夹砂陶制作,有鼎、鬲、罐等。食器和水器则用泥质陶制作。除各地普遍生产的一般民用陶器之外,在王都和贵族都邑里,都有为他们特制各种精美陶器的专有作坊。商代中期已经制造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中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商代晚期的陶瓷工业更是不断改进和提高,流行仿铜器造型,并大量烧造灰陶明器。这一时期白陶器表的图案雕刻艺术异常精细而绚丽,成为一大特色。商代的白陶是上层贵族使用的高级陶制品,器表和胎质都呈白色。殷墟出土的白陶器,胎质纯净洁白,器表装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等,制作极为精致。而原始瓷是商代工匠的又一大发明。郑州商城发现的原始瓷说明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中国已经创造出了原始瓷器。它是以接近于瓷土的原料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过1200度的高温烧成的瓷器。其制作多采用泥条盘筑法,辅以手捏和轮制。其胎骨细腻坚硬,叩之有金石之声。其釉色光亮,为青绿色,施在器表和口沿部分,釉底极薄。与白陶和印纹陶相比,原始瓷较为坚硬耐用,不易污染并且赏心悦目。其器表呈青色或青绿色,胎质烧结,吸水性很弱,这些特征与现代瓷器一致。但当时制胎的原料不够细洁,温度偏低,釉层较薄,胎与釉的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状。但原始瓷的出现,却是中国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改进,它渐渐代替了陶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器。
◆青釉原始瓷尊
广口束颈,宽肩,腹部向下收敛,平底。口、颈饰有细密的弦纹,肩上印有细席 纹,腹部为绳纹。
商代的玉器是商代青铜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商代许多都邑中都有制玉作坊。商代奴隶主贵族盛行佩玉、玩玉,所以有些西方学者称商代为青铜与白玉的时代。商代的玉器均为软玉制品,所用玉料有白玉、青玉、墨玉和绿玉等。如按功用分类,商代的玉器大致可分为礼器、实用器和装饰艺术品3类。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商代玉器绝大多数都出自大、中型贵族墓中。其中尤以殷墟妇好墓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经鉴定,玉料主要来自新疆和阗、辽宁岫岩、河南南阳等地。甲骨文中有取玉、征玉的记载,足以看出商王室贵族对玉器及其来源的重视。商代的玉石器多半是经过雕刻的,有深刻、浅刻,立体或半立体的雕刻,以及镂空雕刻等,技术非常复杂。其线条纹饰都比以前复杂丰富,同时由于在器物身上进行了多次的磨光,使器物的美感大大增强。因为玉石非常坚硬,而当时所使用的工具又很简陋,至今人们尚无法获知他们是通过什么技术雕刻出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
◆卷尾蹲坐青玉虎饰
青玉质,有黄色沁。虎尾卷曲,头部有一镂空穿孔,用作佩戴时穿系之用。整器制作简练,形象生动。
◆几何纹瓿
陶器。制作精致,器形端整。纹饰尤其富于装饰效果,粗细结合,全由直 线构成,刻纹刚健有力。
另外骨角器在商代的使用范围也很广。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几乎都离不开骨角器。骨角器作坊在郑州商城和殷墟均有发现。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狗等家畜的骨骼和鹿角等,但在郑州商城的某骨器作坊里还发现了有锯痕的部分人骨,很可能也是用来加工某些器皿的。骨角产品主要用来制作装饰品和生活用品,如骨笄、骨簪、骨梳、骨锥等,也有的做成兵器,如骨镞等。而贵重的象牙则往往被制成一些奢侈品。殷墟出土的象牙器有尊、盂形器、杯、方形器、梳、簪、筒等等。其中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最为精致,它的发现说明商代工匠对象牙器的设计和雕嵌,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另外,有的象牙制品还镶嵌有绿松石,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玉鹤
此件玉鹤屈劲展翅,是商代玉雕的新题材,也是殷墟妇好墓玉雕动物中的一件精品。
商代的纺织品有麻织品和丝织品两种。麻织品主要是下层人民所穿,用纺轮纺织而成。河北藁城出土的商代麻布,据研究证实其纺织技术已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而商代的贵族特别喜爱丝织品,因而蚕丝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当时,商代的蚕桑生产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不仅蚕、桑、丝、帛等字常见于卜辞,而且在青铜器纹饰中有头圆而眼突出、身屈曲作蠕动状的蚕纹,在玉饰中也有雕琢得形态逼真的玉蚕,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蚕桑事业十分发达。目前发现的商代的织品以平纹绢最多。有的平纹绢上还出现了朱砂涂染工艺。还有单经双纬的缣、双经双纬的织品和菱形花纹的回纹绮,这是用较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有菱形花纹的暗花绸,有人称之为文绮。因为丝制品很难保存,所以我们仅能从墓葬中残存的痕迹加以研究。如殷墟发现的纱罗组织的大孔罗,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纠经机织罗;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中发现的成束放置的丝线,以及一段双股三缕绾成的丝绳;城台西商墓中出土的一件铜觚上残留的丝织物痕迹,据研究有纨、绡、纱、罗、绉5个类别。此外,还发现了绚丽的刺绣。从出土的商代玉人和石刻中,可以看到商代奴隶主贵族穿着丝绸衣服,服饰花纹以几何纹为主,要织造这样美丽的花纹,需要有提花设备。这些发现足以说明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知道了缫丝技术,并出现了有简单提花装置的织机。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织工在织造技术上的一大贡献。它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内容,对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玉羽人
玉质呈赭红色。玉雕人作侧身蹲坐状,形象奇特 ;粗眉,臣字形眼,半环形耳,勾喙,头戴高羽冠。冠后连结三个长圆形的活环。两手拱于胸前。这种连结活环的商代玉制品,尚属首次发现。
商代的木工、漆器制造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竹木、漆器制品容易腐朽,所以不易发现实物。不过从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殷墟发现的雕花木郭板痕来看,上边雕刻的成组的饕餮纹、夔龙纹,充分显示了当时雕木业的发达。而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的一些商代盘、盒漆器残片,胎虽已腐朽,但仍可大体看出是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花纹,而且漆面乌黑发亮,很少杂质。这表明商代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漆器工艺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甚至可能漆器制造已经脱离木工成为一门专门的行业。
◆彩绘双耳盖罐
腹部有双耳。整个器体饰有勾连云纹,用红线勾框,里面填加白彩。罐盖就像是倒置的碗,盖顶有三个角状的钮,揭开盖后,可以 用做支撑的足。
商代手工业的发展同样表现在城市建筑方面。从目前所发现的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来看,商代的都邑建筑,不仅规模宏伟,而且有较规则的布局结构。殷墟的宫殿遗址,大都建筑在夯土的台基上,有范围宽阔的版筑,边线笔直,角隅方正。或以卵石为基,或以铜作柱础,竖立木柱,然后安上梁架,覆盖草顶,装上门户。这种建筑方法,确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而在湖北盘龙城发现的商代中期城址,有城墙残基和一座完整的大型宫室遗迹。这座宫室的台基东西长39.8米,南北宽12.3米,四周有回廊,中为中室,顶为四坡重檐,全部木结构,顶盖茅草,为一座大寝殿。盘龙城商代城址这些遗迹,充分说明商代时并非只有王都才有合理的城市布局,当时的各方国同样注重都邑的建设,让人们看到了当时建筑技术水平之高。
◆青铜鼎
口微敛,唇略平,两耳微撇,腹微鼓。颈下至腹部饰饕餮纹,足根亦饰饕餮纹,足底部似蹄状。器身较高 且厚重。
商代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其内部的分工,其门类之多,分工之细,让人们叹为观止。《左传》就记载了周灭商,俘虏了商一大批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繁氏(马缨工)、施氏(旗工)、氏(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等等。而且在郑州商城和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即使同样种类的作坊,生产的产品也有所侧重。比如郑州发现的两座青铜作坊,一处以生产刀、矛为主,另一处主要生产的则是镞。各专业内部的分工,充分表明商代手工业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此为宫殿建筑构件的局部。从雕饰的纹饰中可以看出当时宫殿的豪华,建筑的 精良。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代已有的制造舟、车的手工业,也为长途贩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商业的发展,需要通行的货币。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在商代,除了真贝之外,还有骨贝和铸造的铜贝等。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贝在流通时,有一定的单位。当时以5贝连成1串,合2串为1朋,朋就是比较流行的货币使用单位。由于贝有交换价值,在社会上就逐渐形成以贝作为财富的象征。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业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在整个的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是很大。
◆青铜公鸡
铜鸡昂首引颈,羽毛丰满。整个器形独特,工艺精良。
各行各业的繁荣,使得商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使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起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而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开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
◆象尊
象尊是象形青铜的酒器,是商、西周青铜器中的鸟兽形器物中较多见的器类,出土较多,其中以1975年出土于湖南醴陵狮形山的为代表。此象尊高22.8厘米,长26.5厘米,重27.7公斤,造型精美。象身满布三层饰纹:耳下为鸟纹、兽面纹,前腿立虎纹,后腿兽面纹。纹饰极为华美但丝毫不损大象的整体造型效果,体现了一种繁复之美。 象尊所体 现的雕塑造型艺术,显示了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精良和美术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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