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

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

◆闸口盘车图
这幅画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座水磨坊的建筑结构和机械运转的情景。从把粮食运抵磨坊，磨成面粉，到装进袋子用车拉走，仿 佛暗示着金钱经济就是由引擎推动的。

■两宋共享南移盛景

在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中，两宋是最终完成南移定局的关键时期。唐末五代，北方战乱频繁，生灵涂炭，而南方相对和平稳定，这给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大批北方农民为了逃避战乱来到南方。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补充了江南匮乏的劳动力。偏安一隅的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也比较重视开垦荒地，发展经济。经过百余年的不断开发，南方已是“浙间无寸土不耕”，苏州地区也是“四郊无旷土，高下皆为田”，闽中等山地丘陵区也根据地形，开发能“缘山导泉”的梯田，“田无不耕”。

◆银镶珠“金翅鸟”
宋的邻国大理国所出银镶珠“金翅鸟”，造型精致，体现了宋时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雕漆盒
雕漆盒为木胎，八角柱形，红、褐色漆，通体饰卷云纹，漆色黑、褐，纯净光亮。

政局的稳定、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是促成宋代最终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前提，而南方相对优越的生产条件与自然环境是经济重心得以完成南移的客观条件。北方由于大量人口的频繁活动以及战争的破坏，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时有发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北方曾经富庶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影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从地理和气候角度来看，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优良的稻米品种迅速在南方的沃土上生长起来。理宗时期，两浙路的稻米产量每亩高达5～6石，相当于350多斤。茶树、甘蔗、柑橘这些经济作物更是适宜在江南种植，棉花在南方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南村辍耕录》中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宋代航海事业的兴旺发达带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福州、广州、泉州等重要港口都在南方，便利的海上交通运输及对外贸易也促进了江南的发展。

“靖康之变”后的南宋，是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时期。江南民众的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秋庭婴戏图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实行奖励耕植的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经济最终在南宋时期完成南移，南方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作用和地位超过了北方。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南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共同推进宋代经济的繁荣进程。

■沃野千里 物产丰富

◆秋收图
图为《耕织图》中的秋收场面。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对农产品的收获、仓储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 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宋时期，由于出现了新的租佃契约关系，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能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宋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繁荣也推动了农业耕作及农具制作技术的进步。两宋农业在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宋代农业的发展在垦田的开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宋初以减免租税的办法鼓励农民垦荒，虽说这种政策带有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招募流民、安定农民、开辟垦田、发展生产还是有意义的。奖励垦荒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口不断增加，到徽宗大观四年（1110），全国有2088万余户，若以每户五口计算，当时人口也达到1亿之多，这一数目是前所未有的。人口的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双龙金香囊
香囊呈桃形，用两片金叶锤压而成，正反两面镂刻首尾相对的双龙纹。双龙昂首屈身，尾部向上翻，形象生动。顶端有孔，可供垂挂。这个金囊反映了宋代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

两宋也是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大发展的时期。两宋政府一方面修复了汉、唐以来许多废弃的水渠，一方面又新建了大批水利工程。至和二年（1055），宋廷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潴，民不病涉”，两岸数百万顷田地受到保护。宣和元年（1119） ，两浙提举常平司赵霖奉命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曾为“水乡泽国”、“百流众渎，曲折萦绕”的太湖流域形成一个综合水力灌溉体系，生产力大增。太湖流域成为宋朝粮食的生产基地。此外，宋朝政府还重视黄河的疏浚与治理，每年都要调发数十万民工修治黄河。对开封和洛阳附近的河系进行整治，也收到了应有的成效。

大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业发展带来了灌溉之利，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耕作手段。冶炼技术的发展，首先为农具的改进提供了可能。农民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铁制犁铧，用以耕作不同土质的田地。当时主要的犁铧分为尖头和圆头两类。其次，农业耕作装置也有了改进。安装铁铧的耧车，在北方得到了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播种速度。河流纵横的江南则在灌溉中使用水车，利用水力推动水轮，带动轮上的水筒旋转，把水引到高处。还有利用人力引水的脚踏翻车，引水效率大大提高。

宋代农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农作物品种的增多上。宋朝时期，由于政府提倡，从越南引入的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得到推广。占城稻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江淮两浙大旱，真宗派人将3万斛占城稻种分给灾区播种，获得成功。到南宋时期，占城稻已遍布各地。

◆四齿铁耙
耙是疏松土地的重要农具。古人强调耕地之后用铁耙将翻出的土块打散，同时清除杂草。由于它具有多种功能，所以在讲求精耕细作的宋代农村应用十分广泛。

两宋政府不仅推广粮食作物的种植，也大力提倡棉花、茶树等重要经济作物的种植，相应也推动了纺织、制茶等行业的繁荣。北宋时，棉花在两广和福建地区普遍种植。南宋末年，被称为“白叠”的非洲草棉的种植从新疆迅速扩展到关陕渭水一带。从东南亚传入我国的印度木棉被称为花或“吉贝”。印度木棉植株高大，结桃多、产量高。闽中一带，“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种植方便而且产量较高的印度木棉在南宋后期已扩展到长江流域。茶树的种植在北宋也已经十分普遍，出现了专门以种茶为业的园户。到南宋时期，茶树的栽种面积继续扩大，仅成都府路和利州路两个路，年产茶叶就高达2100万斤，远远超过北宋时期全国年产量。

■手工制造 精巧天成

宋代农业在耕地面积、水利工程、作物种植方面的长足进步，为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两宋的矿冶、制瓷、纺织、造船、造纸、制盐等各个领域都各自谱写新的华章。

◆《农书》书影
《农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述土地经营管理和作物栽培，重点讨论水田生产，也兼及旱地的耕种；中卷《牛说》，论述耕牛（水牛）的经济地位、饲养以及牛病的防治，这是所有现存农书中第一次专篇系统研究耕牛的问题；下卷为蚕桑卷，讨 论蚕、桑的培育管理。

矿冶业是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北宋初年，全国采矿业有201处，英宗时，增至271处，煤矿尚不算在内。当时，金、银、铜、铁、锡的开采规模和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铜、铁、铅、锡的产量都远远超过唐代。炼铁、炼铜主要在江西，其次是两广，采煤主要在江西。冶金需要大量的煤。煤在当时叫做“石炭”，在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陕西等地均有开采。煤大量用于冶金，使火力增强，提高了冶炼质量。徐州等地在用煤来冶炼时，同时用木风箱进行鼓风，生产出来的铁质量相当高。煤也被居民用作燃料，“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矿冶业的发展为兵器制造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南宋每年制造的武器有340余万件。由于矿产资源多在北方，所以就整个情况来看，南宋时期的矿冶业逊于北宋。

◆《大冶赋》
作者洪咨夔，他在赋中记载了饶州等地金、银、铜的开采、冶炼和铸钱工艺。关于炼铜记有三种方法，一是“黄铜”，即火法炼铜；二是浸铜，即胆铜；三是淋铜，即人工制造胆矾，再以胆铜法成铜。

◆正定铜佛

中国有“瓷之国”之称，两宋的制瓷业居功至伟。当时有著名的五大名窑：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县）、汝窑（河南临汝）、定窑（河北曲阳）、哥窑（浙江龙泉），其产品各具特色，久负盛名。官窑瓷品，胎薄色青，浓淡不一。钧窑瓷品，独有窑变，五彩纷呈，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汝窑瓷品，冠绝青瓷，“色近雨过天晴”。 哥窑青瓷，则以“千峰翠色”闻名。定窑白瓷莹白如粉，器薄而轻。除五大名窑外，宋代还形成了著名的瓷都景德镇。真宗景德年间，江西昌南镇生产的瓷器，“质薄腻，色滋润”，贡奉的产品底书“景德年制”四字，故诏改昌南为景德镇。宋瓷还大量运销国外，誉满世界。

纺织业在宋朝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超过北方，江浙一带所织“缣绮之美，不下齐鲁”。丝织业的产地以两浙和蜀地为两大中心。神宗时期，成都著名的丝织产地“锦院”规模庞大，有117间房、154台织机、580名工人，生产20多种蜀锦。梓州（今四川三台地区）有专门经营丝织的机户数千家。开封有官府的“绫锦院”，有织机400多张，规模很大，生产出上乘的绫锦供皇室使用。河北产的绢在全国享有盛誉。亳州（今安徽亳州）的轻纱，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寺绫，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刻丝等，都是有名的产品。在海南岛和广西、云南大理地区棉纺织业较为普遍。广西雷、化、廉等州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既有幅宽细白的“慢吉贝”，也有幅窄质粗的“粗吉贝”。海南岛棉纺织品的种类更丰富，颜色更鲜艳，用途也相当广泛，除制作衣物外，还可拼成“黎单”、“黎帐”、“鞍搭”，铺在床上和桌上。

◆钧窑月白出戟尊

造纸业在宋朝也有很大地发展。宋代的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造纸的原料从麻扩展到竹、藤、稻秆、麦秆、桑皮等，纸张的质地也因原料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如蜀地的布头笺，因“薄而清莹”，“名冠天下”。造纸业的重要产地多集中在南方。与此相应的制墨、制笔、制砚业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以及毕 发明活字印刷术都极大地推动了造纸业的发展。北宋雕版印刷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除中央政府印制书籍外，各地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坊刻印制书籍相当普遍。杭州、成都和福建的建阳是印刷业集中的地方。

◆白玉镂雕龙纹饰件
这个饰件由白玉制成。整个物体呈长方形，扁体，其上镂雕一条张牙舞爪、身无鳞纹的龙，右爪抓一火球，作穿插云端之状，生动逼真，反映了宋代高超的琢玉工艺。

制盐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得更为专业化和地域化。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产池盐，沿海一带产海盐，四川等地产井盐。

◆木刻宝箧印陀罗尼经
吴越王妃黄氏建的雷峰塔，曾是杭州西湖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24年，雷峰塔倒塌。人们在塔基内发现了大量的珍贵经卷。此经卷为雷峰塔内最完整者，经卷墨色精良，图文并茂，可以证明吴越印刷不只数量多，质量亦臻上乘，印刷技术已达相当水准。

宋朝时，中国是世界上造船水平最先进的国家，无论是海船还是内河航船的制造技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福建、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泉州、广州等地区是重要的海船制造基地，某些大型海船的舵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内河的民用船只制造技术也极为成熟。先进的造船水平大大提高了航行速度，增强了航行的安全性能。宋朝造船已经开始采用船身逐渐削尖的办法，使船吃水浅、阻力小、船体平稳。宋朝还创造了有许多密封隔舱的“密舱法”，即使有一舱漏水，船仍可航行。这些造船工程原理，至今仍在使用。造船业的发达，是当时经济发达的表现，又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缂丝莲塘乳鸭图
这是著名缂丝艺人朱克柔的作品，红蕖白鹭，绿萍翠鸟，蜻蜓草虫，双鸭游乐，画面生动活泼，色彩多变。这件缂丝幅式很大，组织紧密纤细，丝缕匀称，层次分明，是现存宋代缂丝中的杰出作品。

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的商贸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全国各个地方出现了大的商贸城市。北宋的开封在五代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成为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同时，宋代也是海外贸易极为频繁的时代，进行了大量的物资与文化交流。

■商业兴盛 都市繁荣

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初，在四川买一匹罗，要付130斤重的铁钱。为了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的困难，真宗时，成都的16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这些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交子持有者可以到任何一个有联系的“交子铺”，只需花30文钱的手续费就能将交子兑换成现钱，免去了肩挑车载负铁钱到处奔波之苦，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仁宗天圣元年（1023），宋廷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设立交子务，由政府负责印制和发行，从而使纸币制度更为完善，避免了伪币的出现。南宋纸币发行量很大，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纸币的产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政府为了应付铜钱短缺的局面，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临安设立了“行在会子务”，正式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称为“东南会子”。纸币在南宋时成为普通流通的货币。但随着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的纸币来缓解危机，这就导致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

◆北宋交子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 币。图为“交子”钞版拓本。

◆方孔金银钱
金银在宋代一般只充当大额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故方孔金银钱较为少见，存世也不多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明上河图“城关”（局部）

商业的繁荣在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6个，比唐代中叶增加了33个。著名的城市有开封、洛阳、应天、杭州、苏州、广州、成都等。

宋都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神宗时期，开封有居民20万户，约百万人口。开封城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雄厚的工商业者，还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工商与居民杂处，商店可随处开设，市民面街而居，彻底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城内各种手工作坊、商店、货摊林立，车马拥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了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到三更为止，早市从五更开张，可谓是通宵达旦。

◆泉州海船(模型)
海船出土于临近宋代码头遗址的海底，是一条南宋末年返港的远洋贸易船。出土时船体已残，残长24.2米，残宽9.15米。

◆南宋·蚕织图（局部一）

南宋时的临安，街市夜市也十分繁华，难怪有宋人感慨：“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临安城中，店铺、酒楼不可计数。城中还有金、银、玉器、漆器铺，以及出售各式瓷器的商铺。整个临安城充满了都市生活气息。

■海上贸易 盛极一时

宋代延续了盛唐的开放气度，即使在与辽、西夏、金兵戎相见之时，也极力寻找边境贸易的机会，从未放弃过对外交流沟通的努力。北宋在镇、易、沧等州设置榷场，同辽进行交易。南宋在绍兴和议以后，在宋金接壤地带开设榷场进行边境贸易。但是这部分交易因战争而时断时续，直接影响到双方贸易的进展，也影响到宋朝与亚非各国的交往。宋代以前，中国同亚非各国主要通过陆路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形成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但宋代与北部辽、西夏等少数民族的长期争战使得“丝绸之路”梗阻不畅，这使得宋王朝从建国伊始就一直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终宋一朝，海外贸易的发展远远超过前代，南到南海各国（指当时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西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海船的踪迹。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得益于宋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得益于宋代制船水平的进步以及指南针的广泛运用，更离不开宋王朝的鼓励和重视。

◆蚕织图（局部二）

早在开宝四年（971）宋朝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外商船只到达广州后，先由市舶司抽取1/10的货物作为税金，然后将其余货物折价交易。广州是北宋的第一大港，海外商船大多集中到这里贸易，号称“宝货雄富”。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城也不断扩建。真宗时期，还特地沿城开凿了一条内濠，以便于来往船只停泊、避风。浙江的明州、杭州、温州、秀州等地也相继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在各港口城市中，广州首开先例，税收丰盈，收入“倍于他路”。而位于福建南部的泉州也在两宋的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唐朝时，泉州就已与广州、扬州同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室南迁，处在南宋海岸线中心的泉州南可通两广，北又近江浙，因而得到了南宋朝廷的格外重视和扶持，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附近福州、漳州等地海船要进行海外贸易，也必须经泉州市舶司批准后才能出海。

宋廷通过在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使海外贸易更为规范化，也为当地以及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利益。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外贸易的影响，雍熙四年(987)，太宗派人带着敕书金帛，“各往海南诸蕃国……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外派官员以政府身份博买货物、招徕进奉。除此之外，宋廷还积极鼓励地方官吏和商人努力招徕番客，规定“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积五万贯、十万贯者”，政府授于大小不等的官职。宋王朝的友好态度和热情邀请使外商纷纷前往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宋廷还在泉州设立了“来远驿”，负责接待各国的友好使者。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经商，甚至定居。

在宋廷的极力推动下，宋代的海外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数十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进口货物达400余种。大量的香料、药材飘扬过海来到中国，而宋代精美的瓷器和丝织品也在海外大展风采。海路交通逐渐成为宋代及其以后各朝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