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理学

宋代的宗教

◆雪堂客话图（局部）
此图设色画江南雪景，笔法苍劲浑厚，山石多用小斧劈皴和线条丢笔直皴，从而取得了方硬奇峭、水墨苍润的艺术效果。全图设色淡雅，构图迂回曲折，疏密远近布置得当，为夏圭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理学勃兴也是魏晋、隋唐以来儒、佛、道三派既长期纷争，又相互影响、渗透而趋于合流的结果。隋代王通提倡三教合一，唐代韩愈仿佛、道的传法系统，建立儒家道统，为理学的产生开了先河。这样，宋代以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打着“辨异端、辟邪说”的旗号，吸取佛道的思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成就卓然的理学名家

宋代的理学名家辈出，成就非凡，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其中又可分为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和张载的“气”一元论三派。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张载的“气”一元论是唯物主义，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程朱理学。

■开山祖师：周敦颐

◆桂花纹剔红盒
此盒为圆形，蒸饼式。漆质坚厚，精光内蕴。盖面雕桂花一枝，桂花下衬精刻锦纹。盒壁斜雕回纹，雕工精细而圆润。盒底髹黑漆，朱漆篆书“墨林秘 玩”印款。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及道教思想，写成《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的宇宙构成论。周敦颐认为人是万物生成之一，但又有区别，“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又模仿“太极”而建立“人极”，以“诚”作为道德本体的最高境界，强调人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此境界。其学说对后世理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凡提及宋代理学，周敦颐及其学说当列为首位。

◆《二程先生全书》书影
程颢、程颐著，在宋代分为《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四类，号“程氏 四书”。

■真正奠基人：二程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世称其为明道先生。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在洛阳讲学十余年，弟子有“如坐春风”之喻。他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知识、真理的来源，只是内在于人的心中，“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程颢提出“传圣人之学”就是“传圣人之心”，“传圣人之心”便是“传己之心”，开南宋心学之先河。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后世称其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讲学达30余年。其学以“究理”为主，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突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此说开南宋理学之先河。程颐还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了著名的“性即理”论点，并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来“格物穷理”，目的在“去人欲，存天理”。程颐还宣扬“气禀”说，认为人有“贤”、“愚”之分，这是因为“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程颐也有一些为后世诟病的观点，他曾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较为偏激。

◆定窑白瓷童子诵经壶

二程为胞兄弟，亦称大程、小程，因皆为河南洛阳人，其所创学说也被称为“洛学”。“洛学”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二程学说的核心是“理”，即“唯心理”，关键命题是“一草一木皆有理”，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最高准则。二程由此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新的阐释，将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二程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二者的关系，达到规范行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

■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县（今陕西眉县）人。因在县横渠镇讲学，故人称横渠先生。他曾讲学关中，所以其学派被后世称为“关学”。张载抱负远大，提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创关学注重“学以致用”，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之实体，“气”的聚散变化，形成世间各种事物现象。张载的学术思想中也有一定的辨证色彩，他认为“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并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张载提出“义理之学”必须向纵深发展，“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关学”特别重视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强调“学以变化气质”，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作空谈，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这些思想对后世理学具有开创意义。清朝学者全祖望曾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

◆《百家姓》清刻本
《百家姓》作为幼童的启蒙教育读本，一直流传到清末，后来还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到别 的国家。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自元代开始就被定为官方哲学。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四书章句集注》是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朱熹通过注释和序来阐释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强调天理纲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以宣扬从孔孟到二程的道统思想。自此，《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列为科考的必备书目，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等地也广受关注，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席位。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继承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二程之“理”、张载之“气”，并援佛、道入儒，构筑了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结构完备的理学逻辑体系。在理气论上，朱熹坚持理气不可分离、理先于气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宇宙万物均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在心性论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概念，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指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方向，指明世人自觉认识“天理”的实践途径。

◆八卦菱花镜
八瓣菱花形，圆钮，菱花形钮座。主题纹 饰为八瓣菱花内各一八卦符号。

朱熹一生历仕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但实际从政时间不过十载，其余时间都在讲学和著书。朱熹一生门徒众多，在《朱子语类》中有名可考的笔录者就有90多人。朱熹十分重视读书教育，他曾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并邀请其时的论敌陆九渊来此讲学，反响极大。这次极负盛名的讲学，成为后世学者论辩的楷模。朱熹以“格物致知”视为为学之道的起源，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子学说在明清两代被确立为儒学正宗，对后世影响至深。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对“四书”加以注解，成《四书集注》。元以后的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四书集 注》作为惟一标准。

◆朱熹信札

■陆九渊的心学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人，后世称象山先生。他是宋代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的哲学根本命题是“心即理”，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故称“心学”。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以此来论证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规范等“天理”，都发自人本心而恒久不变的。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气论”迥异，但都是“同植纲常，同宗孔孟”。尽管两人“所学多不合”，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但是二人私交甚好，书信往来，论辩不已。在治学方法上，陆九渊也主张由本心出发，只需“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他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也主张“格物”，但是他的格物不是研究事物本身，而是内求于自己的本心，“格物者，格此（心）者也……不然，所谓格物，末而已矣”。研究外物在陆九渊看来是舍本逐末之举。陆九渊这些哲学思想被明代的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南宋时朱熹重修，曾在此讲学，并奏请高宗御 书《石经》和《九经注疏》，于是名声大振。

宋代的宗教

纵观两宋，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但是被理学加以吸收改造的佛教与道家思想在此时仍然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古代社会，佛、儒、道三家虽然在某一阶段有一派居于主导地位，但从来都是此消彼长、并行不悖的。

■道教的发展

道教在宋代衍生了几个新的教派，其中包括天心派、神霄派、内丹派南宗、净明道等几个新的宗派。总体而言，宋朝是一个崇道重儒尚佛的时代。太祖赵匡胤早在后周时代就与道士关系密切，曾与名道陈抟在长安酒肆饮酒，也“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赵匡胤登基后修复大量宫观、在全国选拔道官、并下令禁止私度道冠，也禁止道教中的某些陋习，规定从此以后“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宋初的这些措施促使道教向有利于封建统治方面发展，奠定了道教发展的基础。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徽宗、高宗、理宗等也以崇道为基本政策。在宋代，中书门下礼部的属司之一祠部以及鸿胪寺等中央机构，负责管理道教的礼仪、帐籍、披戴文牒等各项事务。在此之下还设有中央道录院、地方道正司等下属机构，宫观内部的管理也设有专人负责。

◆繁塔
繁塔位于开封天清寺中，又称天清寺塔，北宋淳化元年(990)建成，为六角九层阁楼式砖塔，是当时拜佛及游览胜地。由于历经兵火毁坏，现存繁塔高31.67米，其内外壁镶 嵌着数以千计的浮雕琉璃砖。

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中国的传统伦理纲常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宋代，随着“三教合一”思潮的高涨，道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儒家的礼义忠孝，出现了总结性著作：《太上感应篇》。它是通俗道教的“圣典”，主张泛神论，简化了成仙程序，注重纲常礼教，宣扬善恶有报。《太上感应篇》的地位与道教传统经典《道德真经》等同。老子的《道德真经》是道教尊奉的重要典籍。到了宋代，据记载解读真经的有20多家，作者从皇帝到官僚、学生、道士、隐逸等各个阶层都尽在其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和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陈景元之作“文义该赡，道物兼明，发挥清净之宗，丕赞圣神之化”，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注老之作。而徽宗之作则完全出于政治需要，鼓吹儒道合一，提倡“无为而适”，认为这样就可“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欲，乐其业，”达到“太上之治”。

■佛教中兴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曾一度“灿烂辉煌”。但经历了唐武宗“会昌灭佛”（845）与后周世宗“显德反佛”（955）的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宋太祖针对上述两次“法难”的后果，为安定社会、稳固政权，决定对佛教加以扶植和利用，并于建隆元年（960）下诏保存未经后周毁废的诸路寺院，停止反佛。赵宋诸帝，基本上延续着这一国策。在此背景下，佛教中兴，大肆翻译和雕印佛经，度僧尼，兴佛寺。佛、儒、道三家，并存互融，对宋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

宋代佛教在历经劫难后重获新生，禅宗和净土宗两大佛家派别广泛流传，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等诸派亦衰而复振，有所发展。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直指本心，顿悟成佛，故灭佛运动能毁其外但不能摧其内。宋代禅宗承前朝脉络，有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共“五宗”。后临济宗又演化出黄龙、杨岐两派，与“五宗”合称为“五宗七派”。创于唐代的净土宗修行简易，非常适合于中下层广大群众祈福祛难的心理需求，宋廷也希望借此来安抚民众，故广泛流行。宋代净土宗的代表人物有延寿、宗颐。总体而言，宋代佛教注意吸收儒家思想，重视实践，世俗化倾向明显，佛教典籍也得到大量的印刷和传播，这些变化都与宋代社会的整体转向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其他宗教的传入

唐朝时期，中国达到极盛时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各种境外宗教传入中土。至宋代，国力虽赶不上唐朝，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却远超盛唐。就在这种交流之中，伊斯兰教开始从海路传入中国。宋代伊斯兰教的流布，主要就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地，还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寺院。泉州还有伊斯兰教的古墓群“灵山圣墓”。因为历史原因，西北地区也是伊斯兰教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在宋朝，世界上业已出现的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也传入中国，并产生一定影响。自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在福建被称为“明教”，提倡“善友”、“互助”、“敢死”，这些口号被宋时一些地区农民起义所用。著名的方腊起义就曾利用摩尼教组织群众。

◆重庆大足宝顶山摩岩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