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诗歌欣赏

泽及后世

◆鹳雀楼
唐代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被世人广为传诵，鹳雀楼由此名扬 天下。

王维善于写各种题材的诗歌，但是奠定王维在唐诗史上大师地位的，是其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他描写自然山水的诗，创造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精逸明秀诗境，兴象玲珑而难以言诠的意境。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山水中，感受万物生生不息的生之乐趣，精神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碍的境界，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王维的诗大多带有禅意和禅趣，独具宁静之美和空灵境界。

与王维一样，以山水诗闻名的还有孟浩然（689～740）。他是襄阳人，隐居于距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的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出现在他诗里的景物，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因此他的诗境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例如著名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随意的点染和清淡的情思相融，平淡自然，更显韵味。

王维和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盛誉，影响很大。人称王维为“当代诗匠”，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

■边塞诗派

王昌龄（约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和当时著名的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殷 《河岳英灵集》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誉其诗为“中兴高作”，选入的数量也为全集之冠。这些都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 王昌龄是专攻七绝的高手，有“七绝圣手”的美誉。他的诗歌无论写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清刚苍凉，或雄 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刚健之美。

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赋予边塞诗生气。他的名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被后人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丰厚的内涵，而且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高适（700～765），字达夫，沧州渤海（今河北南皮）人，是盛唐边塞诗派的另一杰出代表。高适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使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如其《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诗歌中的豪侠气质直透纸面，其快意人生、立功边塞的英雄形象傲然而独立。

◆画王维诗意图轴
王维一生过着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这幅《画王维诗意图轴》“(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正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 别墅、专意山水诗作的生活写照。

◆黄鹤楼今景
黄鹤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大诗人李白和孟浩然曾在这里依依惜别，并由此诞生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赠别诗：“故人西 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岑参（714～770）是与高适齐名的又一位边塞诗大师。他多次出塞，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善于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之具有一种奇伟壮丽的美。如其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开篇就别具一格：“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诗写得大气磅礴，奇情逸发，令人称绝。

由于这些人的创作，边塞诗歌在唐诗中蔚为壮观。建功立业、开疆拓土成为盛唐诗人表现自己豪情的绝佳题材。

■诗仙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甘肃秦安西北）人，其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而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后迁居四川绵州。李白在玄宗时曾任翰林供奉，因称“李翰林”。由于他性格傲岸不驯，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3年后自请还山，离开长安。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两次从军，希望一展抱负，唱出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迈诗句。最终因病未能如愿，于62岁在当涂县（安徽马鞍山）去世。

李白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他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充满了迥落天外的想象和生动的比拟；他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语出惊人；结构谋篇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因此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真美。

◆玉门关遗址
阳关、玉门关都是唐朝时的边戍关隘，曾频频出现于唐代边塞诗歌中，既有别离的苦恋，又有立功的绝域豪情，这与边关的空旷荒凉形成对应，别有一番悲壮的 气息。

李白最让后人仰慕的是他傲世独立、刚直不阿的性格。他多次以大鹏自比，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颐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洋洋；不久被权臣毁谤，逐出朝廷，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甚至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傲然独立的自由诗人的光辉形象。

◆李白酒醉
据传开元年间，有一次玄宗携杨贵妃在皇宫禁苑赏花游玩，一时兴起，命李白作诗。当时李白酒醉未醒，玄宗就让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亲自磨墨，李白带醉赋成一组《清平调》。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独立的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他以才气写诗，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不可代替的不朽地位。

■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与李白齐名的又一盛唐大诗人，后人论诗往往“李杜”并称。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尊称为“诗圣”。

◆《赠汪伦》诗意图
此图表现了友人汪伦在江边送别李白的情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却一生穷途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

◆《兵车行》诗意图
画面展现了震人心弦的送别情景，揭示了 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往往感同身受，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是身世之感，还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 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1400多首诗中，律诗占70%以上。杜甫的律诗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充分发挥了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他的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4个字。所谓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杜甫是用才力写诗而达到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巅峰，他自己也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

风气直转

安史之乱以后，唐诗经过大历年间一度中衰，在德宗至穆宗的40余年时间里又渐趋兴盛，并于宪宗元和年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名家辈出，流派分立，诗人们着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极富创新意味的各体诗歌，展示了唐诗大变于中唐的蓬勃景观。

■韩孟诗派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的诗刻意追求雄奇怪异，“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剌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整首诗歌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他的诗大都如此气势磅礴，又如《南山诗》状写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51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韩愈写诗爱造新字句，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韩愈的诗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

孟郊（751～814），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他的诗歌以表现自己凄苦生活为内容的最为引人注目，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他的诗充满幽僻、清冷、苦涩的意象，诗境狭窄，风格峭硬。苏轼说“郊寒岛瘦”之“郊寒”，可以说是对孟郊诗歌特点的最好概括。孟郊作诗还以苦吟著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

◆月到风来亭
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其名取自韩 愈“晚色秋将至，长风送月来”的诗句。

在韩愈周围聚集了一群同样以崇尚雄奇怪异为审美取向的诗人，比如著名的李贺、卢仝等。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余，诗歌的境界也多流于幽僻涩暗，但是却形成了以怪异为主的风格特点。

■元轻白俗

中唐诗坛与韩愈和孟郊尚奇、尚新诗风并立的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今陕西渭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写诗语言必须质朴通俗，议论必须直白显露，写事必须绝假纯真，形式必须顺利畅达。据说他写的诗歌必须让市井老妪能读懂才算写好了。但是白居易流传最广泛的诗歌是那些抒情性较强的，如《琵琶行》、《长恨歌》，这些作品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宣宗皇帝曾写诗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琵琶行》图轴
白居易做九江郡司马时，送客至江边，在船上倾听一位长安故伎弹奏琵琶，有感而 作《琵琶行》。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人。他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原因。诗歌以叙述为主，夹以议论，写作方法明显受到了白居易的影响。元稹是典型的才子型诗人，性敏才高，风流多情。他的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所以后人评价他和白居易为“元轻白俗”。元稹为后人称道的还有几首怀念妻子的悼亡诗，尤以《遣悲怀三首》为佳。“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情真意切；“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更是脍炙人口。

◆白居易草堂
诗人白居易因慕庐山山水奇佳，故在此结庐而居。草堂前有诗人低头吟诗的全 身塑像。

◆香山九老图轴
一生同情民众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白居易，晚年退居河南洛阳龙门山东之秀山，筑石楼，自号香山居士，在与胡景、刘真等老者宴饮仙游中了结余生。因9人皆高龄，时人称为“香山九老”。图为明周臣 绘《香山九老图轴》。

韩孟的尚奇和元白的尚俗，殊途而同归，都为中唐诗歌在盛唐之后的继续发展探索着道路，形成了唐代诗歌的又一个高峰。

峰回路转

晚唐诗歌是唐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盛衰变化，晚唐诗人的心理由宏放开朗转为沉潜细腻，诗歌情感由清晰转为隐晦，气势由张扬转为收敛；诗歌技巧上，语言由通脱平易变得雕琢邃密，结构由自然舒展变得精致工细；诗的内容由主要向外部世界摄取转为更多向内心体验搜寻。这种发展在气概上不免有衰飒式微之感，但从诗歌发展角度看，却是峰回路转，别开了一个新的诗歌天地。

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黯淡的前景，士人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空漠之感、悲凉之绪在这时的唐诗中体现出来，而怀古咏史之作则是这种感情的集中体现。杜牧（803～852）是写怀古诗的大家。他的此类作品亦景亦情，在怀吊盛世不在的伤感之中，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使人仿佛看到了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如其《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很能体现杜牧诗歌含思悲凄、流情感慨的特色。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写爱情与绮艳题材的诗歌方面开拓了内心世界的广大天地，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写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凝结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秦淮河风光
杜牧的才思带有淡淡的忧伤和深邃的历史联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花”，成为流传千古的讽世绝句。

他的这些诗歌往往具有多义性。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景，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例如他的《锦瑟》，经过后人千年的推测，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写了什么，但是人们却普遍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正是由于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的这些成就，他也成为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再次为诗国“辟宇宙者”。

泽及后世

唐诗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是中国诗史的巅峰，成为后世诗人取法的典范。

宋代诗歌相去唐代最近，受其影响最深。他们以学习唐人自诩，梅尧臣诗说：“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尘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待郊嗟困摧。”由于宋人对唐诗认识精到，所以学唐诗最有成就的也首推宋人。

元代诗人也多以唐诗为准则，杨载便称：“余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明人对唐诗也是推崇备至，刘绩说：“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韵忘味之意。宋人诗譬则村鼓岛笛，杂乱无伦。”对唐诗的赞美竟是以对宋诗的批评为陪衬。清人对唐诗之推崇与取法不下于宋、明。清代初期倡导学唐者主要有顾炎武、李因笃、朱彝尊、王士祯、纳兰性德、王夫之等人。顾炎武“诗独爱盛唐”，李因笃主张“取材于《选》，效法于唐。” 近代，白话新诗兴起，但无论写古体诗还是写新体诗，诗人大都注意从唐诗中吸取营养。唐诗，作为诗歌美学的代表，它的典范作用，历久弥新，散发出馥郁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