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墨家也在鲁国

百家争鸣

墨子像

墨子的核心学说是“兼相爱，交相利”，政治上主张“尚同”、“尚贤”，认为要针对性选择合适的方案治理国家，反对宗法等级制度。他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科学家，著有《墨子》一书。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是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严密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的职位是由前任的钜子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者集团有严明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服从钜子的指挥。据说墨者非常勇敢，并且善于防御战，富有“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死士精神。

墨子的政治主张，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又想符合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三患”。他同时认为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墨子想通过上说下教找出解决“三患”和“三务”的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首先，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针对战国初年“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相应能力的人要用力助人，用财分人，用道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表达出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但这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不可能实现。

信阳楚简

信阳楚简为战国初年楚国的简牍墨迹。它的内容，由于简文残缺，历来说法不一。此采李学勤说，即《墨子》佚篇。在已发现的战国楚简中，墨子残简可谓风格非常独特的作品。其最大特点是构形匀停趋扁方，全部为篆书笔法，横画由右上斜耸又转为向下弯曲，从而使整字显得平衡；结体相对紧密；章法 显得空灵大度。

其次，墨子提出三项积极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原则：一是“使各从事其所能”，要求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主张所有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建议凡是对于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事情都应禁止。基于这样的原则，墨子还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实现“三务”。再则，墨子主张选贤来管理政治，即“尚贤”政治。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甚至觉得应该选举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按次选二公、国君、卿、宰、乡长、里长，所有的臣民都得无条件服从上级统治，各级长官对下层臣民具有绝对的统治权。

另外，墨子非常重视劳动生产，强调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财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严厉批判“不与其劳，获其实”的行为。

墨子熟悉原来出身的阶层，注重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能对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尖锐的抨击，这是其思想的进步性。但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过于要求“非乐”，这有违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儒墨之争

继孔子创建儒家后，墨家也在鲁国建立起来。两家形成“显学”，互相论争，揭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子最初师从儒者，但后来他发现儒家的礼节太过烦琐，便背离儒家，另创墨派。墨家兴起后，发展迅速，人数众多，有极大的活动能力。由于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观点的差异，儒墨两家经常互相诘难指责。据《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儒墨两家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的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范畴。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为圆心，逐层外推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其二，儒家“罕言利”，把重利者视为“小人”，所谓“小人喻于利”。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密切联系的，“兼相爱”的同时也要“交相利”。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义利观。其三，孔子讲“天命”， 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顺天命而行。但他也认为要尽力去做该做的事，无论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墨子主张“非命”，否认儒家的天命论。但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即“天志”。“天志”能根据人的行为赏善罚恶，它已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而变为实现理想的理论工具，其实就是借天言志。这种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化是明显高于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更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四，孔子对鬼神既没有明确肯定，也没有明确否定。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基本是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墨子主张“明鬼”，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墨子所明的鬼也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其性质与“天志”雷同。墨子这种借鬼言志行为，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小生产者力量的薄弱，难免会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讲究礼仪，重视“厚葬”、“久丧（三年）”。墨家认为厚葬久丧劳民伤财，提倡薄葬，不能因丧葬影响社会生产。其六，儒家维护和提倡礼乐制度，前文已经提到，墨子主张“非乐”，反对物质享受，生活只要求能吃饱穿暖，礼仪、艺术等精神生活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于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以及学术观点的差异，儒墨两家经常互相进行诘难和指责。他们在宣传各自的主张时，往往会用自己的观点去 否定对方的观点。

3.老子与道家

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担任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图书，晚年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五千言。《老子》亦称《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演变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辨证法思想，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和忘情寡欲的修身方式，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老子像

老子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后见周朝衰落，社会风气颓败，于是弃官归隐。

老子骑牛出关（雕塑）

老子过函谷关，应关令尹喜之请，写下 《道德经》后，骑青牛出关，飘然而去。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与因果，所发现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的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无声无形无味，是不可认识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老子认为“道”是混沌的原始的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象、有精，还循环往复的运动着，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家都有影响。

老君岩造像

此像位于福建泉州清源山西峰的老君岩上，由一整块天然的花岗岩石雕琢而成。老君身披道袍，席地而坐，面部丰润圆亮，双眼深邃，双耳垂肩，脸含笑容，长髯飘动。整座雕像极具神韵，是我国现存最高大的老子石刻像。

老子的认识论基本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完全与实践脱离，只要“致虚极，守静笃”，就能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

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智愚等都是互相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理论，也反映出他所代表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心理。

老子授经图

春秋时期的老子，后来被道教徒神化，奉为教主，在中华大地的多元神系中，占有重要一席。本图绘出了老子在松树下坐在榻上授经的场面。仙风道骨的 老子，颇具“天尊”气度。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无为”的策略来治理国民。其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尚贤”，反对“礼治”，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静休息，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思想，也反映出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状态，企图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甲兵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庄子

庄子是继老子后，道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世称“老庄”。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经做过蒙漆园吏。

老君像

此像原在临潼骊山的老君殿，是唐代华清宫朝元阁中的遗物。此老君像正襟危坐在座石上，穿着宽大的道袍，脸部表情温和，将老子清净无为的思想展露无遗。

庄子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即“天道无为”和人生的绝对自由。庄子继承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并对其消极面加以发挥。庄子认为“道”是“先天地生”，无始无终，实有却无形，自然而永恒的，是神秘莫测的。他崇尚自然，宣扬天道无为，否定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强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把“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人世与自然现象混淆，认为“天”、“命”乃是决定万物的主宰，只可消极顺应，听天由命，最终走向宗教宿命论。庄子的认识论否认事物差别、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宣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主义、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泥沼。老子主张“任自然”和“无为”，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处世，最终实现“有为”。庄子则以“物不胜天”为中心思想，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时，世间所有皆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弃绝世事，彻底超脱，回到无人类的世界。他的学说思想，集中表现出战国社会的消极面。

从政治观点看，孔子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庄子则提出“不为”。庄子从老子“无为”思想出发，得出“无所用天下为”的“出世”结论。但庄子并未真正忘怀政治，他的著述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是非常严厉的。可能正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比厌恨，庄子才会选择消极逃避的道路。

梦蝶图

此图为元朝刘贯道所绘，取材于“庄周梦蝶”的典故。笔法细利削劲，晕染有致。图中表现的是炎夏里，一童子靠着树根而眠，庄周坦胸仰卧在石榻上，鼾声不断，其上方有一对蝴蝶正翩翩飞舞，点明画题。《梦蝶图》因文献著录中 未见，故是否为刘贯道所作还有疑问。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以齐物我、齐生死的观念为基础，虚构出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声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这种理想的超然物外的“真人”，称为“大宗师”。然而现实毕竟不能超脱，精神更无绝对自由，所以他也主张“安时而处顺”，“随俗浮沉”，使哀乐得失无动于心，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获得现实性的解脱。

庄子像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术流派，两家的学术观点也存在许多对立的地方。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 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对家国的责任，道家醉心对社会世俗的超脱。但两家的精神并非全然对立，而是有可以衔接的因素。后世文人就是从儒家的“独善”思想出发找到与道家合流的门径。儒道两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暗流，它阐明无为而治的政治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同时，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源泉，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4.法家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他们主张“法治”，严明律令，使民“畏威如疾”。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和发展“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的思想，至韩非集大成，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韩非(约前280～前232)出身韩国的贵族，口吃但善写文章，与李斯同学于荀卿。秦王嬴政见其书，极为欣赏，举兵攻韩，设法将韩非带回秦国。但不久后，因受李斯的诬陷，韩非下狱自杀。

虎头形银饰件

饰件高2.8厘米。伊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征集。虎作张口瞪目状。

韩非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思想的结合。韩非观往者得失变化，认为必须综合“法”、“术”、“势”三派的精华，才能完成帝王霸业。任法派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用术派注重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和驾驭的方法手段。重势派强调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韩非主张取长补短，将三者结合使用。他提出要剪除私门势力，加强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理论是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同时，韩非主张禁止私学，百姓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另外他还要求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他说，“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

韩非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主张因时制宜，“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认为用先王的方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如同是“守株待兔”，荒唐可笑。但韩非没有注意到人民的历史作用，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引起社会动乱。

韩非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法学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后来秦始皇几乎全部采用他的上述主张，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其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成为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但他的理论重暴力而轻怀柔，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西汉以后，儒学独尊，成为正统思想，但法家学说始终被历代统治者或隐或显地重用着。“儒法并用”或者说“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术。

韩非像

双联鞘曲刃青铜剑

夏家店上层文化，剑长50厘米，宽10厘米。内蒙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剑刃为曲形，剑鞘为曲形的双联鞘，鞘上刻有镂 空的三角形孔。

5.兵家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间，战乱四起，出现许多名将，例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创造出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且被总结写成兵书。比方说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尉缭的《尉缭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孙武的《孙子兵法》。

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孙武（约前547～前485），齐国人，他出身贵族，因齐国内乱，随父亲流亡吴国，隐居郊外躬耕，潜心钻研兵书。吴王阖闾即位后，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称霸天下。孙武经伍子胥推荐，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献给吴王，受到吴王器重。他曾率3万士兵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进楚国都城。从此，吴国“北威齐晋，显名诸侯”。此后不久，他就辞官归隐。

索漆剑盒

长64厘米，宽6.4厘米，高10.8厘米。木胎。呈长方形，由盖与盒身相扣合而成。通体髹黑漆，中部刻 卷云纹。

《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形成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

孙武对战争采取慎重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正是由于持这种重兵慎战的态度，孙武主张要认真全面的研究战争的各种因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孙武认为战争必须是正义的，方可取胜，他主张战争应该“唯民是保”。战争不能以灭国杀人为目的，要设法通过战争达到和平。《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孙武的军事哲学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驻军要选择避免背阳潮湿的地方，防止疾病；同时要善于利用水、火等形式进攻敌人。战争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只能相信众人的力量。“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

孙武塑像

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所谓“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优秀的将帅要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将在外可“君命有所不受”。治乱、勇怯、强弱的矛盾对立都是可以转化的，“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提出许多带有辩证色彩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如“因利而制权”、“与敌变化”、“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

春秋战国时期，作战重信义、讲礼节的传统已被破坏，“诡诈”或者说“智谋”成为用兵的核心。孙武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诡道十二法”中，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对春秋战国军事谋略史的深刻总结。

马形饰件

整个饰件为站立的马形状，马的背部饰有两个环钮。饰件造型精美，生动活泼，是夏家店 上层文化青铜饰件中的精品。

6.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异常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就天道人事、礼法伦理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诘难辩论，形成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比如说，孟子就对他以前的诸家学说多有批判，他既批判杨朱的利己主义，也批判墨子的利他思想，而盛赞儒家的中庸哲学。墨子也严厉批判其他各派，而抨击最激烈的便是儒学，这集中反映在“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儒”等篇。崇尚无为的道家同样与别家展开旗帜鲜明的争辩。《庄子·天下》推崇庄周学派的理论是当时学术的高峰，并且由远及近地列举墨子、宋 、尹文、彭蒙、田骄、慎到、关尹、老聃诸家学说，在肯定诸家的某些方面后，均对其加以必要的批判，甚至苛刻地指出惠施学派的理论是最片面狭隘、违背大道的奇谈怪论。正是由于百家在争鸣中相互影响，重新解构，共同发展，才营造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的繁荣景象，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引发古代中国思想界认识领域的空前的、全面的活跃，并且开拓许多新的认识领域，开启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将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认识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百家”思想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这些学派的思想不断地为后来者所继承和发展。综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除佛学外，鲜有能够超出“百家”思想体系的范畴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可以说，百家争鸣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总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精神。文化史家常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墨子等思想家均通过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形 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图为“荀子讲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