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和音乐艺术

绘画和音乐艺术

《诗经》书影

雅诗何以有大小之分，向来众说纷纭。清代惠士奇《诗说》谓雅诗依音律分为大小，应当说这是有道理的。“大雅”的多数和“小雅”的少数篇章，和“周颂”相同，都产生于周初社会景象比较繁荣的时期，以适应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的需要。只是由于它们主要是统治阶级 朝会宴飨时用的，未必会配合舞蹈歌唱，因此内容由单纯对祖先与神的颂扬，开始注意对社会生活，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周初的雅诗除极力宣扬神权、君权至上外，常含有教训规谏的意义。随着周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日趋腐朽，《诗经》的写实性日渐凸显出来，既有叙述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诗篇，又有暴露统治者放肆和虚伪的描述。

“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时期的雅诗较周初的颂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整齐，语气通畅，没有周初颂诗的板滞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晶莹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

唐风图（局部之一、二）

此图为南宋马和之所绘，取材于《诗经·唐风》，绘有自《蟋蟀》至《采苓》的 诗意画共10段。

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积累下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的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农奴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地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氓》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诗经》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后的自然流露，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豳风图之《缝衣图》

“豳风”是指今陕西及邻近地区的民风民俗。《缝衣图》描绘了几位仕女凭案围坐，手中正飞针走线，忙 着缝制衣服。

∷特色和影响

豳风图之《八月剥枣》

此图描绘几位农妇正在打枣的情景，人物有老有少，姿态有动有静，情趣盎然。

《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启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二、《诗经》除极少数篇章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的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现实性的体现。三、《诗经》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显得较为克制与平和，由此使得抒情常带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后来的诗歌。四、《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音律平稳。同时，《诗经》常采用叠章的形式以及双声、叠韵的词汇，借以强化感情的抒发和获得声韵上的美感。五、《诗经》运用许多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按朱熹《诗集传》的解释，“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即比喻；“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的内容作铺垫。赋、比、兴被称作《诗经》的三纬，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艺，这种谋篇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

2.散文

散文是文字出现后最适于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筒的记载。到西周时，金属范铸的铭文得到更好地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遽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分工，这些散文虽是历史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汉代，才改称《尚书》，后被儒家尊为经典，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订年代，有人说为孔子所编，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订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后，《尚书》多残缺。汉初，《尚书》存29篇，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写，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发现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同时，那些发表辞令的人，多是统治者，故具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但由于《尚书》所用语言同后来使用的古汉语差异较大，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

《尚书》书影

《尚书》中主要记载了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自汉之后，《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官僚、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 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历史散文

这时期的散文可以分为两类，即丰富生动的历史散文和百花齐放的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各国卿大夫和新兴阶级——士的言论以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早期出现的历史散文是《春秋》，它还只是简单的以年纪事的历史纲要。《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关于鲁国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多都称为“春秋”。现今流传的鲁《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室衰落，诸侯争霸，战乱迭起，外族侵扰。孔子想借《春秋》的谨严书法，表达他主张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历史上有所谓“春秋笔法”之说。《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记事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实际上它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思想倾向，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后世便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体会到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春秋》书影

《春秋》一书极其简括地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周王朝、鲁国 和其他各国的事件。

《春秋》记事，过于简略，后来出现以《春秋》为纲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其进行解说和补充，其中以《左传》内容最翔实。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它补充记载许多《春秋》忽略的佚闻琐事，记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叙述了鲁悼公四年（前464）的事。关于《左传》的作者，历史上的说法历来不一，通常都认同司马迁和班固的观点，即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左丘明。

《左传》丰富多采，内容涉及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等诸多事宜。从思想内容看，《左传》实事求是地概括春秋和战国初期丰富的历史内容，突破天命的观念，体现出民本的思想。但书中对宗法伦理思想、正统等级观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扬，都是它严重的缺点。从文学角度看，首先，《左传》叙事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场面生动，引人入胜。它总是能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特别是对那些内容复杂的事件，选材布局极为恰当，注重各种事件的时空联系，结构严密、脉络贯通。比如写晋公子重耳的流亡经过以及晋灵公与赵盾的斗争。其次，人物刻画生动鲜明。心胸豁达的齐桓公、精干老练的晋文公、机智幽默的晏婴、宽厚仁慈的赵盾等，莫不形象生动，跃然于纸上。再则，善于描写战争场面。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情节曲折细致，生动真切，波澜起伏，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左传》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行人辞令上。行人即外交官。春秋时期，外交活动频繁，锐利巧妙的辞令能在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左传》的语言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例如“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室如悬磬，野无青草”。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除《左传》外，还有《国语》、《战国策》以及汲县古墓出土的《穆天子传》和秦汉间编定成册的《晏子春秋》。

《国语》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别史，全书共21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战国初年（约前967～453）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主要是记言，故名为《国语》。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从此许多人都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作。但分析《国语》的内容，可以推断《国语》可能是左丘明作为瞽史记诵古事，由后人整理再依托他的名义成书的。

《国语》的历史价值远不及《左传》。它对史实采取重点节录的办法，总结经验教训，供执政者参考，而不注意是否忠于历史的实际发展情况。从文学上的成就说也要逊色于《左传》，比如描写长勺之战时，《左传》简练而姿态有神，《国语》则平庸而枯槁乏味。但《国语》也有自己明显的艺术特色。一是长于记言。《晋语》载重耳和子犯二人对话，幽默生动，如在眼前；《越语》载越王勾践与范蠡的问答多用韵语，别具特色。二是虚构故事情节。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进谗的故事，早在秦汉时期就被人质疑。唐人柳宗元曾说《国语》是“务富文采，不顾事实”，但这也是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肯定。另外，《吴语》和《越语》风格较为特殊，它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为中心内容，写得生动传神、扣人心弦，宛如后世小说笔法。

《战国策》是记录战国时代游说士人进行策略活动的史书，内容涉及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它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全书共33篇，按国别划分，以记言为主。《战国策》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或《长书》。其作者已不可考，可能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经西汉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说辞，主要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和观点。它允许朝秦暮楚、背主求荣，忠、义、智、信可以抛弃，凡事要以成就功名利禄为标准。这种观点为儒家所唾弃，但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却能被统治者所接受。

《战国策》长于说事，富有文采。与《左传》相比，《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渲染尽情。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语言已不再仅用作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打动听者感情的手段。如苏秦说赵王，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等，都是显著的事例。 其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具体细致、生动形象。如《齐策》将冯谖的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秦策》描写苏秦说秦不行和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特别是《燕策》描写易水送别情景，把荆柯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极其鲜明生动地刻画出来。历史上也由此留下“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庄辛籍蜻蛉、黄雀谏楚襄王，虽浅显易懂，但别开生面，惟妙惟肖。

《战国策》长于说事，语言清新流丽，描写细腻准确，辩论富有气势，刻画的人物形象极为生动，是先秦时期文学色彩最为浓厚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成熟的历史散文已经逐步形成，它对后世历史书籍和叙事散文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诸子散文

《庄子》书影

在诸子散文中，《庄子》的艺术成就最受人推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曾称赞此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 之作，莫能先也。”

诸子散文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出繁荣景象。当时文坛百家争鸣、处士横议，各家文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政治、哲学、伦理等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活泼鲜明的文风。据《汉书·艺文志》，先秦诸子的学术流派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10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时期的诸子散文的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都是早期的私人著述，前者纯用语录体形式，后者则是语录体中间杂有对话式的论辩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后者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语录的形式而由对话体发展为论点集中的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它们不再是后学的追忆录或学术流派的集体著作，而是学者个人的文集，标志着先秦哲理散文的完全成熟。

《论语》是孔子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但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顺序没有严格的准则。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文章多是直接发表观点，具体的阐发和论证较少，但语言简洁隽永，雍容和顺，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丘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虽语言简短，但感情丰富。既有称赞颜回的情真意切，又有斥责季氏敛财的满腔愤怒，当然还有对远方朋友到来的欢迎和喜悦。《论语》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例如《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时，子路的直率、冉有的谦逊、公西华的善辩、曾皙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墨子》书影

马王堆帛书《老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对于研究秦汉时期 汉字书法的发展、隶书字体的逐步成熟有独特的价值。

《墨子》是墨翟门人所记整理而成的，是墨家学派的总集。现存15卷，共53篇。《墨子》有所谓的“十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是 《墨子》书中的主要部分，代表着墨家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后来墨家分为三派，对墨子学说各有记录和理解，分别成书，故“十论”分上、中、下，其内容稍有差异。《墨子》十论虽具有记言性质，但每篇有明确的论题，文章围绕中心，深入展开论述，层次清晰，内容充实。全书各篇目的观点相互联系，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中国论辩文的雏形。墨子反对没有实用的修饰与文采，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他的文章质朴无华，但逻辑性很强，能够自觉运用察类明故的逻辑方法进行论述，论辩色彩浓厚，对中国辩论文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同时，《墨子》经常用譬喻类比的手法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将深刻的道理形象地呈现在严密的逻辑论述中，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先秦诸子散文中，以《孟子》与《庄子》的文学性最强。《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锐气逼人，富于鼓动性，颇有横行无阻的气概。这是孟子骄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的性格使然。它与《论语》那种迂徐婉转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滕文公上》“许行”为例，孟子首先询问许行生活资料的来源，证明社会分工的必要，再列举尧、舜、禹、稷所以无暇躬耕的原因，充分揭露许行观点的荒谬，显示出高超的论辩技巧。另如《梁惠王下》记载，孟子用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竟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用“弈秋诲弈”说明“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用“揠苗助长”说明养浩然正气不能急于求成，用“五十步笑百步”说明事物性质没发生改变的道理。《离娄下》讲述了一个恬不知耻的骗子的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简练生动，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人物内在品格的猥琐与外表的庄严自足，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尖锐的讽刺效果，可以看作是后世短篇小说的雏形。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在说理中表达个人感情，主张以文载道，成为后世唐宋古文家绝好的典范。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庄子》共52篇，现存33篇。后世以《逍遥游》至《应帝王》7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15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11篇为杂篇。现多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余者则为庄子后学所作。《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充满着浓厚的文学色彩。其文章体制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它代表着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庄子》一书具有独特的风格。首先，它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采用并虚构许多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想象奇谲，汪洋恣肆，最富浪漫主义色彩。《逍遥游》、《人间世》、《德允符》、《大宗师》等多是由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例如《逍遥游》写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再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书中这类奇异生动的形象不胜枚举，令读者神思飞扬。

《韩非子》书影

《韩非子》一书代表了先秦论说文结体的最高成就。文中用语激切凌厉，宣扬了法家以法、术、势治国的观点。

其次，战国时期的文章都有运用寓言的特点。《庄子》更是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大量地采用寓言故事说明事理，可谓“寓言十九”，如《则阳》篇写蜗牛的两角上居住着触、蛮二国，两国“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以此来讽刺诸侯国的混战。再如以“庖丁解牛”比喻养生要顺其自然，以“偻承蜩”比喻做事应“专心致志”，以“匠石运斤”比喻知音难遇的感慨，这都是用生动的寓言故事来阐明深刻的哲学思想。同时，庄子笔下的万物都有思想，能说话辩论，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

另外，庄周的散文语言也极为生动，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读来有和谐的节奏感，是古典散文中罕有伦比的精美文章。

《荀子》有32篇，多为荀况所作。《荀子》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荀子》散文最重要的特色是把生动的比喻和严密的逻辑论述完美地结合起来。论点明确，结构谨严，论断缜密，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比如《劝学篇》基本全用譬喻重叠构成，妙喻迭出，遍用排偶，辞采缤纷，美不胜收。再则，《荀子》散文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和记忆。如《致士篇》：“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这也反映出荀子散文严密的逻辑性。另外，《荀子·赋篇》共有《礼》、《知》、《云》、《蚕》、《箴》5篇。其形式为问答体，以四言韵语为主，杂有散文形式，类似谜语，属于战国“隐书”的体例，已具汉赋的雏形。再是《荀子·成相篇》，它以民间歌谣形式来表达政治思想，是通俗说唱的文学形式。所以说，荀卿散文的韵文倾向已初现后世韵文的端倪。

《韩非子》55篇，是韩非的个人著作。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韩非散文的特点，首先是文风峻峭，锋芒锐利，语气坚决专断，文章结构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切中要害。这是政论文主要运用的风格。文章直言凌厉，公然宣扬法、术、势的观念，甚至毫无掩饰地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夫以妻之贵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说难》和《孤愤》深刻暴露统治着的刻薄虚伪，以及“士人”卑劣得向上爬升的手段。

其次，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来增强文章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生动的寓言流传至今。特别是“自相矛盾”的故事，更为深刻明切。它本是用来攻击儒家同时赞颂尧的明察和舜的德化的，指出二者不可能并存，表现出韩非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主要收集在《说林》上下、内外《储说》等篇。

3.屈原和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人以当地民歌为基础创作的新诗体，是继《诗经》后，我国文学史上另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楚辞”的称谓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张汤列传》曾经提到过，估计至晚汉初就已有。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将屈原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同时，楚国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中原文化，并将其与自身的固有文化相结合，这种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再加上江汉汝水间的楚国保存许多战国以前的民歌和巫歌，以及楚地乐歌的成长，都对“楚辞”的产生起到推动的作用。这种优越的文化温床孕育出屈原和《楚辞》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作品。

屈原像

屈原名平，字原，与楚国王族同姓。

屈原确切的生卒年月，现无法考证。据推算，他生于公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78年。这个时期 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百家争鸣，“他的时代是个群星丽天的时代。”由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得楚怀王信任和器重，官至左徒，地位仅次于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后因受到贵族政治集团的诋毁，放逐汉北，顷襄王时又被流放到沅、湘流域。长期的流放并未消磨掉他忧心国事的情怀。他奋比疾书，痛斥奸佞，抒发忧愤，最后自沉于汩罗江而死。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作品中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神奇丰富的想象和词采瑰丽的艺术风格，更是体现出楚地诡异、神秘和浪漫的南方色彩。据《汉书·艺文志》载，屈原的作品有25篇，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的《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不朽典范。

《天问》书影

屈原在《天问》中，一连提到170多个问题，上问天，下问地，问古问今，问天道问人事，包罗万象，充分表现了屈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浪漫主义思想。

屈原故里旧名乐平里，在今秭归县城西北处。这里是个山间小盆地，东面伏虎山，雄奇壮丽；西临王寨山，百崖千寻（古代每寻长8尺）；南望九岭头，烟云弥漫；北倚天池山，剑指蓝天。峰峦钟灵，清溪毓秀。相传屈原诞生于此，故又名三闾乡，至今尚存屈原庙、吟诗台、照面井 等遗迹。

后人习惯将“风”、“骚”并称，“风”即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国风》和《离骚》产生后，为中国文学创作指示出两条发展道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九歌图（局部）

此图是根据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的名作《九歌》绘制而成，依次绘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山鬼等形象。以《九歌》原文间隔，一图一文。所描绘的人物各得神情，人物衣纹流畅，背景多以淡墨渲染，树木亦只染不皴。此图未署名款，孙承泽跋 中云为李公麟所作。但从整体风格看实出元代画家之手。

《离骚》写于屈原流放途中，全诗共373句，2490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关于“离骚”的含义，或说是遭忧作辞，或说是别愁为赋，虽有差异，但都含有遭逢不幸的意味。全文诗人先是自述引以为傲的身世、美好的品质和崇高的理想，抒发虽有心挽救国家命运，却无法被重用的痛苦。接下来诗人运用充分的想象力，继续表达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失望。痛心的事实使诗人产生去国远逝的幻想。然而正当他在云旗掩映、凤鸾飞绕、壮丽华美、从容闲暇的仙界神游时，那种眷恋故国的炽烈情感再度涌起。最后几句乱辞更是点明了全文的主旨，让人悲不忍睹。

《离骚》的艺术造诣极高。它结构宏伟，内容翔实，比喻新奇，描写夸张，塑造出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抒发着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深厚的爱国感情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是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诗经》与《楚辞》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诗经》源出中原文化，重实际而轻玄想，理智色彩浓厚，质朴沉实，现实性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想象丰富，意境深远，辞藻华丽，充满着浪漫奇幻的情思。

屈原图

此图为明朝朱约佶所绘，描绘的是战国时楚国大诗人屈原行咏湖畔的情景。人物长髯飘动，右手扶地，坐在湖畔，身旁还有竹筒一卷。人物面部刻画精细、生动，展现了屈原桀骜不 驯的性格特点。

4.绘画和音乐艺术

∷绘画

春秋战国的艺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蓬勃发展，各类艺术众采纷呈。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最早遗迹可上溯到远古的岩画和繁荣于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装饰纹样。古代的先民们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绘画。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取得全面长足的进步，用作冠冕车服、墙壁、各类器皿和工艺品的装饰图案。

彩绘车马出行图圆奁

湖北荆门十里铺楚墓出土。该书绘在一个直径28厘米的漆奁上，是目前中国年代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漆书。下图为局部展 示图。

商代绘画庄严神秘，西周趋于典雅古朴，春秋以后绘画内容逐渐更多地反映社会生活，形象活泼生动。绘画的题材既有传统的自然纹样和神话传说，也有现实生活的各种图景。绘画的工具主要有笔、墨和绢，这表明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中国传统绘画，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据文献记载，“宋人善画”，宋国有专为宫廷服务的画家，可以看作是北方绘画艺术的代表。南方楚国的绘画也相当发达，形成飞扬流动、细腻瑰玮的艺术特色。

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关于绘画的理论也日益成熟。其中尤以孔子的“绘事后素”论和韩非子的写实论为代表。“绘事后素”的含义，现难以明确界定，争论颇多。韩非子的观点是很鲜明的，他说鬼魅易画，犬马难绘，认为写实比虚拟难得多，由此倾向于提倡写实的创作方法，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彩绘鸳鸯形豆

此豆的盖与盘合成为一只鸳鸯。整个器表以黑漆为地，用红、黄等色漆绘出鸳鸯羽毛。漆 豆造型独特，形象逼真，颇具匠心。

现存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绘画主要有4种：岩画、帛画、漆画和铜器画。岩画是指刻画在岩石表面的图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记录岩画的国家。岩画反映的主要内容包括传授知识、表达宗教情感、寄托美好的生活理想和娱乐活动场面。

帛画是不依附于工艺品和建筑物的独立的主题性绘画。它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是最早的完整绘画资料。现存的帛画均是楚汉随葬的丝织品，可以归为楚文化的范畴。

漆画是附属于漆器上的装饰图案。许多漆画的题材内容和工艺技巧，正好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代的绘画情况，是珍贵的文物史料。漆器大致能分为两类，即丧器和日用器皿。前者所附的漆画多与巫术有关，表现出浓厚的神秘色彩。后者所附的漆画内容则多与社会生活相关，可以看作是古代生活的风俗画。春秋战国时期的漆画继承“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的传统，以朱、黑色为基调，辅以其他多种色彩，显得斑斓繁丽、变化丰富。

人物龙凤图

湖南长沙出土，四周均为毛边，是当时用以“引云鬼升天”的铭旌。全画的主题是祈求飞腾的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早日登天升仙，是现存最早的帛画之一，与人物御龙帛画比较，龙凤仕女帛画的笔触显得较为古拙简劲。

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艺术在工艺美术的各门类中居于主导地位。青铜器种类主要有酒器、炊食器、乐器和兵器。其中许多青铜器是礼器，包含宗教和政治意义。为使这些青铜器更加华丽，当时的工匠铸造时想方设法形成器表花纹，还利用金银等贵金属来装饰和嵌错器物，形成铜器画。铜器画主要分为镶嵌画和锥刻画，这取决于制作的工艺。铜器画的题材涉及到建筑、车马、人物、鸟兽、战争、狩猎、宴饮各方面，生动地再现当时生产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真实面貌。

十弦琴

琴由琴身和底板组成，通体髹黑漆。

∷音乐

彩绘龙凤纹漆棺

此棺的盖板、侧板、挡板、底板都是用整木斫成。全棺以黑漆为底，用红、黄、金三色漆彩绘龙凤纹。龙为一首双身，凤为展翅卷尾，压在龙的上面。全棺彩绘色彩富丽而肃穆，是战国楚地漆器中的一件 范例。

从西周起乐舞已经较为发达，它与礼互为补充，宣扬教化，维系社会秩序，形成所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严格规定等级，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民间乐舞难登大雅之堂。但这种制度规范森严，束缚乐舞的自由发展。春秋以后，周王室衰微，群雄割据，诸侯早已把效忠周王室的伦常观念置之脑后，这种制度逐渐衰落，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时随着春秋文化的整体下移，世俗的民间乐舞开始占据历史舞台，这就是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乐。《礼记·乐记》载，魏文侯听雅乐就容易瞌睡，听郑、卫的新乐就不感疲倦。子夏虽斥责新乐是“淫于色而害于德”，但古乐渐趋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齐宣王也曾对孟子说喜欢的是世俗音乐。先秦文献关于新乐的记载，多是贬责。例如子夏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但通过这些描述可以推断，新乐是热情奔放的真性流露。在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它更能表述人民的心声。

竹制十二音律管

《吕氏春秋》记载，黄帝令伶伦取竹作律，增损长短成十二律；伏羲作琴，三分损益成十三音。三分损益法就是把管（笛、箫）加长三分之一或减短三分之 一，这样听起来更和谐。

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周代乐器有近70种。《周礼·太师》按乐器的原料将其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8类，即所谓“八音法”。名称有钟、鼓、琴、瑟、箫、竽等。《周礼·考工记》也已有制造乐器的记录。这是乐器学走向成熟的标志。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乐器，共记124件：编钟65件（含钟1件）、编磬32件、鼓4件、瑟12件、琴2件、笙5件、排箫2件、横吹竹笛2件，可以说是个地下乐器陈列室。由于古乐音律失传已久，难以深入探讨，这批乐器对研究先秦传统乐律学具有重要意义。

从传世的青铜器分析，中国古代宫商齐奏、八音克谐的音乐体系，应形成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有所发展。十二律（又称十二律吕或律吕）形成于何时，尚无法明确界定。周景王（前544～前520）的乐师伶鸠在回答他的询问时提到十二律的名称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同时提到宫、角、羽，指出“大不过宫，细不过羽”，虽未直接说出商、徵，但也表明五音（五声）的体系已经形成。后来加上变宫、变徵合称七阶。《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曾用“五声和”来评论“颂”，时为公元前544年。

青铜怪兽立柱

曾侯乙编磬

磬是乐制中的重要礼器。此物出土时，与曲尺形的曾侯乙编钟呈三面摆放，显示这是“乐悬”中合于诸侯身份的“轩悬”（三面悬乐器）之制。磬架由青铜怪兽和饰错金云纹的横梁构成。磬块由石灰石或大理石磨制，共32块，刻有编号和乐律铭文。出土时磬块多已腐蚀。据复原研究，它的音域跨3个八度，而且十二 个半音齐备，音色明亮。

最早的乐律计算法见于《管子·地员篇》中的“三分损益法”，即将主音律的弦（或管）长三等分，取其两份（全管长的2/3，为损一），或增加一份（全管长的4/3，为益一），依次确定十二律中其他各律的方法。古人最初用竹管定律，后来发现管律过于粗糙，就改用精密的丝弦。这种以管弦长度为准的方法，最迟应产生在春秋时代。它与欧洲当时以频率为准的“五度相生法”是成倒数关系的。十二平均律是中国古代音乐家对音乐声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铜铎

乐器。铎柄上镂空雕饰有两组勾连纹。在铎身上外铸有三段变形的龙纹图案，龙首居中，两 侧身卷如云气。

前文已提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也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总音域跨5个八度，中心音域内十二半音齐备，而全部音域中的基本骨干音则是五声、六声和七声的音阶结构，可以旋宫转调。钟上铭文数千字，记述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以便演奏各地的乐曲。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先秦音乐文化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物见证。

春秋战国时期，围绕乐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功能，各家分别发表见解，音乐理论空前活跃。总体上看，儒家孔子、荀子、公孙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子、庄子重艺术、重精神。其中孔子和荀子的音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孔子整理过《诗经》，具备音乐实践经验和修养。他认为礼和乐都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荀子的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荀子·乐论》中。荀子认为人们需要音乐，此为“人情所不免”，但要防止音乐陷入邪乱。他反对民间音乐，要求把音乐的社会功能提高到政治功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荀子把礼、乐都作为专政的工具，显示出法家的精神。

彩绘竹排箫

排箫古名“箫”或“参差”，是长短不齐的意思。曾侯乙墓的竹排箫，用13根箫管依次排列，其中有8根箫管出土时尚能吹出乐音，箫管不按12律的顺序排列，构成的音列至少是六声音阶。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和保全最好的竹质排箫。

均钟

木质，形若长棒，首段近方，尾段近圆。表面平直狭长，首端立一蘑菇状柱。器身通以黑漆为地，除音箱面板部分（首岳以内）之外，均以朱、黄两色相间遍饰精细缛丽的纹样。首端，以纹勾边，内填鳞纹和卷曲纹（表面）。面板、侧板、底板，以菱纹带勾边。尾端，表面绘鳞纹，底面绘正反向嵌合的三角雷纹。在曲菱纹带勾边的装饰块面里，纹饰的内容为两个主题。第一主题绘于器身后半段的底面，画面中有变形鸟纹、龙纹和人形纹。第二主题绘于器身首段的背面、侧面和尾段的正面。画面为一组引颈振翅的凤鸟在致密的方格纹衬地上飞翔。“乐”、“律”起源的故 事以简练的图案绘于该器，寓意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