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民族政策

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代统治者胸怀开阔，气魄博大。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的大臣，都没有前朝后世人的狭隘民族观念。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的大臣温彦博说：“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救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所以他们实行了“偃武修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政策。《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630）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以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君长玺书，都自称 “天可汗”。

唐人有这种思想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唐代以前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思想观念空前多元化，大民族观念逐渐淡薄，意识形态不再以狭隘的汉族观念为界限。唐代统治者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毫无华夷之防。例如，高祖李渊的母亲与妻子、太宗的妻子都是鲜卑族。更有一些学者认为李氏的祖先就是出于胡族。即使从现存的文字、图片资料来看，李氏后裔也有胡人状貌，如李世民赤须虬髯。可能这也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的一个原因。

张义潮统军出行图·乐舞仪仗

大中五年(851)正月，吐蕃统治下的沙州人张义潮率军归唐。张淮深为纪念其叔父的功绩而开窟绘制。张义潮统军出行图是敦煌最早的“出行图”。

太宗以后，武后、玄宗基本上继承太宗的大政方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轻贱他们。

2、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各级权贵人物到朝中为官。唐代许多文武官员都出身少数民族，如于志宁、高士廉是鲜卑人，尉迟敬德是吐谷浑人……

3、推行“和亲”政策。当时的铁勒、吐蕃、吐谷浑、鲜卑、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都曾与唐 “和亲”。

4、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产品，如西域和其他各族的白叠布、良种马、葡萄酒等，文化艺术中的乐舞、雕塑、绘画以及医药学都随着内迁的人输入中原，成为各族人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