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兽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导　读

潘忠岐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第二部分，标题为“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标题为“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冶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标题为“文明的冲突”。这是全书的核心。亨廷顿首先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其次，亨廷顿认为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不仅如此，断层线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间。再次，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改变，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亨廷顿指出，由于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断层线冲突是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结束断层线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断层线冲突。这通常需要主要参与者的疲惫衰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休止断层线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止，断层线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

第五部分，标题为“文明的未来”。亨廷顿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1）避免原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2）共同调节原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3）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在书的结尾，亨廷顿指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正如《外交》杂志的编辑们所指出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继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另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自然，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出版商认为，过去几年的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世界政治的热点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战斗就是明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今天和下个世纪全球政治发展动力的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它的确是近十年来最富有争议的著作之一。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结束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当然，对文明冲突理论提出质疑甚至批判的也不乏其人，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资深教授奈（J.Nye）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冲突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说：“存在于文明内部的狂热派与立宪主义之间、极权野心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以一种比存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更触目、更完全的形式出现。”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领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专门撰文《挑战亨廷顿》对亨廷顿提出挑战，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民族将会像抵制殖民帝国对他们的侵吞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他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与亨廷顿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冲突不无关联。

（摘编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