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都市文化:历史生成与当代视野
孙 逊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魅力的区域之一，今天的江南正成为全国的江南、世界的江南。这一历史选择当然首先依赖于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但其中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因为“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但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1)。尤其是以江南都市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在历史上几经流变而达于繁盛，即使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活力和影响。所以，对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现代新变作深入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古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流变
论述江南文化(2)，一般都追溯到早期的吴越文化。吴越在地域上互为近邻，在族属上又同属古越族即“百越”族群，一为句吴，一为于越。该地区大量出土的文化遗存证明，句吴与于越“同气共俗”(3)、“同俗并土”(4)，有着许多相同和相近的文化特征；当然，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文化差异。
吴越两国都城可考者，首先是太伯和仲雍南奔后所筑的吴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5)。这个吴城的地点在太湖附近的梅里（今江苏无锡市）或今江苏镇江、丹阳一带的朱方(6)，这应是江南都市之滥觞。越国早期的国都则大致在今浙江绍兴市南面的会稽山区，百姓生活和都市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中原地区，也落后于吴国。
吴越两国都市的真正发端大约是在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后所兴建的“阖闾大城”。相传阖闾谋得王位后问伍子胥:“安君治民，其术奈何？”伍子胥回答:“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受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即为“阖闾大城”。其中，“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又，“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7)。其规模之宏大，堪称空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国国力的强盛。一般认为，这个“阖闾大城”即今苏州市。
无独有偶，此后不长时间，越国国君勾践在吴国服役三年回国以后，首先想到的也是“筑城立郭”。他根据范蠡“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建议，选择平原地区建都。于是，范蠡也和伍子胥一样，“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8)这被称为“勾践小城”。同时，又筑“山阴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今传谓之蠡城”。(9)一般认为，此城即今绍兴市。越国都城之范围虽不及“阖闾大城”，但其建制格局都和“阖闾大城”相仿佛，它的兴建使越国在战败之后重新有了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为日后兴越灭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都市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与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说春秋末年吴越两国“阖闾大城”和“山阴大城”的兴建代表了江南都市的发轫，那么，从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以后，江南都市和都市文化则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口迁徙对江南都市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巨:一是晋室的南迁，二是宋王朝的南渡。
中国自夏朝以来，政治文化中心始终是在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间变动的。但是，到了西晋末年，由于内乱外患，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公元317年，陆续南渡的西晋官僚与江南豪族拥戴司马睿以建康（今南京市）为都城建立了东晋王朝（虽然此前三国时期的吴国已经在此建都，但那时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的曹魏政权，此次晋室南迁，是第一次把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迁至南方）。此后的两百多年，不管北方的政局如何动荡，建康始终是南朝统治的中心所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次南迁，大量北方的士族大家迁至江南。《晋书·王导传》云:“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10)其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就是声名卓著的代表，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于他们有地位，有资财，有文化，他们融入江南后对江南的影响不言而喻。
南迁的北方士族知识分子一旦来到江南，立即为这里秀丽的山水所吸引。《晋书·王羲之传》云:“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11)这里所说的“名士多居之”的会稽，便是当年越国的都城。他们的人文情怀和山川的秀丽风景相激相生，不仅使古都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且使城市成为“诗意的栖居”。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兰亭修禊，便是发生在江南都市的最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这次聚会所留下的诗、序、书和聚会本身，不仅定格了江南都市文化的高度，而且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永恒记忆。
实际上，当时流寓会稽地区的远不止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提到的几位，其他世家大族还有北地泥阳傅氏（傅敷、傅晞）、颍州鄢陵庾氏（庾琛、庾亮）、高阳许氏（许归）、陈郡谢氏（谢安）、陈留阮氏（阮裕）、太原晋阳王氏（王述、王坦之）、太原中都孙氏（孙统）、高平金乡郗氏（郗愔）、谯国戴氏（戴逵）、乐安高氏（高柔）等；南迁的士族大家也不只选择会稽一地，其他如建康、南徐（今镇江市）、吴郡（今苏州市）等地都有。这次晋室的南迁，使长期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并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的序幕。
相比于晋室南迁，宋王朝的南渡对江南都市和都市文化的影响更大。公元1127年，宋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变”之后，于江南建立了南宋政权，并最终选择了临安（今杭州）作为首都。杭州原本就有吴越国建都的基础，加上西湖美景，从此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人口逾百万人的国际性大都市。
本来，经过隋唐和北宋时期的发展，已如范祖禹所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12)，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步南移；而南宋在临安建都后，则造成了政治、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江南的都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时江南都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经济性市镇的大量兴起，从而形成了州、县、市镇三级城市体系；并以这三级城市体系为基础，相近的州县城市相互聚合，形成了杭州湾和太湖流域两大城市群落。前者以杭州、越州（今绍兴市）、明州（今宁波市）为中心，后者以建康、苏州、常州、湖州、秀州（今嘉兴市）为中心。而就整个江南都市群而言，又以杭州、苏州和建康为区域中心城市，其中杭州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建康为南宋“留都”，地位仅次于杭州；苏州则是可与杭州比肩的商业和文化都会。每个中心城市下辖数量不等的县，每个县又下辖数十个市镇，形成了完整的城市层级体系。
与经济的繁荣成正比，此时的江南都市文化也呈现了兴盛的景象。书院和教育的发达，刻书与藏书的普遍，以及以词的创作和咏唱为中心、以话本小说的创作和说话技艺的兴盛为标志的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空前繁荣，使江南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都市就是承载这些文学文化活动的主要场域。
江南都市的人口构成也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其中，有依靠俸禄为生的官员和军士，有从事教育和正在受学的士人和学子，有经营工商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有依靠娱乐和饮食等服务行业生存的艺人、妓女和店员，有行走在都市的僧侣、道士等出家人，以及生计无定着的游民、雇佣劳力和乞丐，等等。他们是城市的主体和寄生者，他们的存在为都市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消费群体。当时的城市笔记《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等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形，为后人真实展示了两宋时期江南都市的社会风俗画卷。
如果说自东晋至南宋是江南都市文化的发展期，那么明清两代则是江南都市文化的繁荣期。在两宋经济重心南移和江南都市文化兴盛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更快、水平更高:一方面，承续两宋江南市镇的兴起，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更为迅猛和充分，不仅市镇数量大大增加，市镇分布密度星罗棋布，而且各个市镇的规模不断扩张，市镇人口及其构成比重均发生很大变化，其文化集聚功能也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人口、功能和社会经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城市人口的比重历来被认为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以南京为例，明末南京城内人口约为50万人，占全府人口总数的16%左右，加上其他市镇的居民，应天府的城市人口约占全府人口的17%左右；而明末苏州城内人口也约有50万人，占全府人口的9.5%，其所辖县城和市镇居民约有55万人，占全府人口的11.5%，这样，苏州府的城市人口多达105万人以上，占全体人口的20%(13)；明代杭州城内市民则占杭州城市和附郭县人口总数的16.72%，清代更达到16.98%(14)，可见当时江南城市的人口比重和城市化程度都远高于其他地区。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都市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不仅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兴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而且作为传统雅文学的诗文也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表现在文人心态、创作动机、内容题材、审美意趣、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绘画领域也流派纷呈，吴门画派、云间画派、金陵画派、娄东画派、浙派等，代表了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平；江南丝竹和昆曲、评弹、越剧等戏曲音乐，培养了江南民众欣赏优美旋律的鉴赏力；商品经济下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养成了江南人勤快的生活习性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江南园林和民居的粉墙黛瓦加上小桥流水，则构成了视觉上最典型的江南意象……人们常常把江南和水联系在一起，确实，水的柔媚和灵动，孕育了江南人外在的温柔和内在的灵气。这一切，经过明清两代的积淀，已经成为人们对于江南都市文化和整个江南文化的共识，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近代上海的崛起及其对江南都市文化的引领
江南都市文化在经历了春秋末年的发轫期、魏晋至两宋的发展期和明清的繁荣期三个阶段后，进入近代，随着上海的崛起，原有的江南都市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江南都市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异。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就已经成为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并且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口岸和枢纽。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也注意到了上海的特殊有利条件，充分估量了它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途，于是上海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志在夺取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迅速崛起为江南乃至全国的中心城市。这一中心城市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人口超过百万人的特大城市，集航运、贸易、金融、工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文化发达、人才集聚的全国文化中心等各个方面。1881年，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中首次用“东方的巴黎”来指代上海(15)。1903年开始连载的晚清小说《负曝闲谈》第七回中一段人物对话更进一步指称:“……天下四大码头: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中国上海，这是确凿不移的。”(16)可见上海开埠后不久，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它已迅速成为足以与巴黎、伦敦和纽约比肩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崛起，使诞生于江南文化土壤之上的上海文化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辐射和引领整个江南都市文化的核心源。人们经常称上海文化为“海派文化”，“海派”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最早发端于绘画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指出:“同治、光绪之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17)而晚清时期的京剧界，则以北京为中心，“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18)这也许就是“海派”一词的来源。前者特指上海地区，后者则泛指北京以外的“外省”。本文约定俗成，仍将“海派”之“海”特指上海。由上引多少带有贬义的解释，诸如“稍投时好，以博润资”，“流于俗浊”，“泛滥无范围之谓”等，我们不难窥见早期海派文化所具备的某些特点。
——市民性。这是早期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稍投时好”，“流于俗浊”，都是这一特征的贬义表述。上海作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人的特大城市，其市民阶层构成了数量最多的人口群体。当时的市民阶层大致由四部分构成:以买办和通事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从事金融、商业和实业投资的资本家，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劳动者，城市管理及公共机构的职员与知识分子，他们是城市经济活动和文化消费的主体。(19)以绘画和戏剧为发端的海派文化，当然要首先面对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因而为适应这一群体的审美需求，海派绘画形成了投好时俗、以达到雅俗共赏目的的绘画风格，海派戏剧也形成了迎合市民趣味、注重通俗化、一反传统戏曲拖沓松散弊病的文明新剧和改良京剧。这种具有鲜明市民性特征的海派风格迅速扩展到其他艺术形式，成为广义的海派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
——商业性。这是早期海派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上海是座商业都会，鲁迅有关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论述(20)，可谓深中肯綮地揭示了海派文化的商业特质。海派绘画“以博润资”，一语道破了其商业性特点。海派戏剧也不例外，为了吸引观众，增加票房收入，在艺术形式上作了大量改革，包括减少唱词，加强对白，精减程式，舞台技术花样翻新等。这种商业性特征使上海迅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码头”，举凡文化的方方面面，画的、演的、唱的、跳的、写的、说的、展的、耍的……不管出自哪里，都要到这座“文化码头”靠一靠，走一走，露一露，取得名声后再走向全国。翻开当年的《申报》和其他报刊，各种文化活动的商业广告可谓铺天盖地，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海派文化的商业性特征。
——包容性。这更是海派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人们对上海文化可能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海派戏剧所谓“泛滥无范围之谓”，也是类似意思的贬义表达。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伴随着商业的频繁往来，文化也随之进进出出，相继登岸。包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而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入，也把中国本土文化的各个区域文化带进了上海，于是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这种交汇、交流和交融使本土文化土壤中长出的各种艺术形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作为国剧的京剧也借鉴了西洋音乐的和声原理与多声部演唱法则，创造了几个角色对唱、轮唱和齐唱的表演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这一艺术处理手法也为江南地方戏剧所普遍采用。要之，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地的上海，一方面，它有着非本土的西方城市的洋气；另一方面，又有着西方城市所没有的东方的神秘。正是在各种文化的相激相荡、相生相克中，上海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和活力的现代都市。
伴随着近代上海的崛起而兴盛的海派文化，对江南都市文化起了一种辐射和引领作用。例如，海上画派的先驱者们大多来自江南，他们流寓上海，切磋画艺，过从甚密，在上海名声日隆。他们成名后也需要到附近城市寻找市场，园林风光独绝的苏州和时称“小上海”的无锡便成为以上海为龙头的艺术品市场的两翼，因而海上画派的画家们经常往来于沪苏之间。共同的价值取向使艺术理想和形式风格不断趋同和融合，使得苏州近代绘画和海上画派在人员结构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海上画派对浙派绘画的影响同样很大，其中特别是领袖人物吴昌硕，不仅积极参与创办了杭州西泠印社，而且亲授过许多卓越的弟子，这些弟子成为后来浙派绘画的旗帜性人物。
近代上海对于江南地方戏曲和曲艺的兴盛与发展影响尤其深远。以昆曲、越剧和评弹为代表的江南戏曲曲艺，由于其先天的语言联系，一进入上海的舞台，就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而这些江南地方戏曲和曲艺要长期经受住市场的严峻考验，又必须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吸纳早期海派文艺的他人之长，丰富和完善自己，不时展现出新的风貌；其间上海报业的发达，又对这些戏曲曲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上海通过其强大的“文化场”效应，为江南戏曲和曲艺走向全国提供了一个恢弘的舞台，为近代上海文化辐射和引领江南都市文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以绘画和戏剧为发端的早期海派文化，从江南都市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从承继江南都市文化到熔铸江南都市文化再到引领江南都市文化的历程。早期海派文化的市民性、商业性和包容性，以及这三大特性所引发出的竞争性、开放性和开拓性等特点，使海派文化充满了活力，从而推动了上海文化在整个江南都市文化格局中中心地位的确立。
三、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版图的多元构成
进入现代以后，上海和江南都市虽依然保持着经济中心和重心的地位，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上海和江南都市都先后演变为大小不等的工业城市，当年文化都市的形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都市化进程不得不放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海浦东开发决策的实施，不仅使上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使江南的城市发展面临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全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江南的都市由于有历史的基础，一旦获得政策上的推动力，便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特别是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极大地缩小了江南都市间的空间距离，使江南都市的一体化发展成为可能。顿时间，上海和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都市成为蜂拥而来的海内外投资者的热土。
由于上海开埠后所形成的以中外交汇为主要特质的海派文化的引领，也由于江南许多城市自身就有着对外交往的口岸和历史传统，江南大地一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便与经济同步，迅速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地，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开放意识和文化活力的地区。由此，形成了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多元版图。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板块构成:
一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板块。上海和江南都市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洋人和西洋文化并不抱抵触和抗拒心理，所谓“华洋商人友好无间，非如粤埠华洋人民积有芥蒂，遇事有不能融洽之虞也”(21)。于是，大批外商离开广州，北上上海寻求发展。而外商的云集上海，也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带进了上海，上海成为首先享用西方文明的城市，并进而影响整个江南都市。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新区开发之后，欧美各国纷纷进入上海，并逐步选择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都市作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于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随之登陆，从上海向整个江南都市辐射。其中，美国文化偏重于流行文化层面:好莱坞的大片、百老汇的歌舞，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满目晃动的真人秀，还有随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这一切，培养了普通市民乃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美国口味；而大量出身国内名牌大学的赴美留学生，更把美国文化的影响提升至精英阶层。欧洲文化则偏重于经典文化层面:维也纳的交响乐，印象派的绘画展，还有分布于江南发达都市的泰晤士小镇、西班牙广场等洋气十足的高档住宅，以及英、德、法等欧洲各国名目繁多的汽车展、教育展……它们同样折射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欧洲文化在江南都市流布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以日韩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板块。中国和日本、韩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作为汉字和儒家文化圈，历史上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学习中国；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则主要是中国学习日本，不仅学习日本的强国之策和文化，而且通过日本接触和学习了包括当时苏俄在内的世界文学和文化。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交流中止了一个时期，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日韩文化先后大规模进入:最早是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和影视歌坛明星，而后是渗透到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每一个角落的日本电器，再后面便是日本汽车和日本料理。而紧接着“和风”劲吹的是滚滚“韩流”:韩剧、韩国音乐、韩国游戏、韩国手机、韩国汽车、韩国料理和韩国整容术，都成为上海和江南都市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所爱和追求。其核心是韩剧，它是上海和江南都市中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电视节目，一段时间里可谓铺天盖地，老少皆宜。
“和风”和“韩流”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和江南都市的劲吹，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和上述两国人民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很相近，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影视剧中的缺失，反而日韩的电视剧使中国观众看到了传统儒家文化在周边国家的良好传承，因而容易打动中国观众的心。同时，日本和韩国又接受过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洗礼，比中国更早开启现代化进程，因此传统儒家文化因子又和他们的现代生活以及从西方吸收来的现代思想观念融为一体，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较好地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长处，有着较强的竞争力。而以日韩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之所以在上海和江南都市影响较大，则与两国在该地区大量的经贸活动和投资有着密切关联。
三是以港台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海外板块。港台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和中国本土文化又有所不同，它是属于中国文化的海外板块。其中，香港文化影响较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很快崛起为亚洲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而上海和江南都市则因暂缓和中断了城市化进程，其城市化水平慢慢落后于香港，因而香港文化相对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文化。而由于香港和上海及江南都市间的经济与工商界联系，香港文化对上海和江南都市的影响仅次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城市。香港文化的影响早期（改革开放前）表现为香港电影和港币兑换券，前者虽然数量有限，但在上海和江南都市影响很大；后者虽然拥有者不多，但可以购买到当时的紧缺商品，成为本地市民羡慕之物。后期（改革开放后）则扩大至电视剧、歌星、影星、武侠小说、功夫片、港商和“避风塘”，其规模和频率都远过于前期。台湾文化的影响是在其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后，开始是大陆老兵的回乡探亲和歌星演唱磁带，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台湾的言情片、武打片、影星、歌星、台商、文化人和台湾小吃纷纷涌入，台商的投资项目进到哪里，台湾文化的影响就跟到哪里；加上台湾同胞喜欢相对集聚居住的特点，上海和江南许多都市都有着人气很高的台湾社区，走在那里仿佛就走在台北某个街区。
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板块，从一定意义上说，港台文化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二传手”，经过它们的传递，两方面的文化都更容易被对方所接受。上海“新天地”和风行江南都市的“准新天地”的打造，就是港台文化“二传手”所起作用的生动例证。应该说，有没有这个“二传手”或者说“二传手”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是颇为重要的。
四是以江南文化为主体、融入各区域文化的中国本土文化板块。如前所述，上海和江南都市是属于江南文化的性质，旋律优美的昆曲、越剧、评弹、江南丝竹和民歌，色彩淡雅的以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为特征的江南建筑，构成了江南都市的文化底色。但历史上和当今大量国内移民的进入，使上海和江南都市又覆盖了一层层浓郁的各区域文化的特色:徽州文化、三晋文化、北京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湘楚文化、云贵文化、东北文化、西北文化……举凡中国本土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都可以在上海和江南都市的大街小巷、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看到其存在的印记，只是影响的大小、存在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开放的上海和江南都市而言，各种外来文化的融入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无论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是以日韩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抑或是以港台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外文化和各区域的本土文化，包括今后还会陆续进入的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南亚文化、南美文化等，各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可以为本土文化注入鲜活的血液，植入不同的基因，从而使其更具魅力和活力。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是必须强调的，即每一个中国区域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底色，这个底色就是个性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及风格迥异的区域特点，包括在区域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千姿百态、生龙活虎的民间民俗文化。否则，城市文化的趋同化，必然使中国的城市面临“千城一面”、“千城一色”、“千城一调”的危险。
即使同属一个区域，各个城市的文化底色也应有所区别。例如，同属江南区域，上海作为近代崛起的一座国际都市，它的文化底色就可以更洋气、更海派一些；而苏州虽然也是一座商业都会，但它又是一座亲水的文化名城，它的底色就应该更江南一点、更水灵一点；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杭州作为南宋故都，绍兴作为越国古都和东晋名士荟萃之地，都拥有并理应彰显出自身独有的文化品格。
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孙逊，（1944— ）男，江苏丹阳人。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出版专著《红楼梦脂评初探》《明清小说丛稿》《明清小说论稿》等。
【注释】
(1)陈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说到江南，首先就有一个区域的划界问题。要而言之，有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等不同的标准；因为标准不同，因而范围或大或小。本文不想就此作过多的论证，只取近代以来通常所指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作为本文所论“江南”的范围。
(3)《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4)《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第43页。
(5)《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6)谢忱:《句吴史新考》第三章“句吴立国始末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7)《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31页。
(8)《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第126页。
(9)《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第58页。
(10)《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11)《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第2098页。
(12)《宋史》卷三三七《范镇附范祖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96页。
(1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14)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15)《论上海今昔情形》，载《申报》1881年10月19日。
(16)《负曝闲谈》于1903年开始在《绣像小说》第6期上连载，至第41期结束连载，当时并未载完。
(17)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6页。
(18)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27页。
(19)关于上海市民群体的构成，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第5卷，第5章，第299—327页有专门论述，本文与之不尽相同，可参阅。
(20)鲁迅:《“京派”与“海派”》，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2页。
(2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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