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及其问题

都市文化研究:范式及其问题

曾　军

在近些年各种以“都市文化/城市文化”⁽¹⁾为名的研究与言谈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话语在相互角逐、彼此激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市文化作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必备条件，并以凝聚和提升“城市精神”为核心问题展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都市文化的评价标准则成为文化经济或文化产业中的创意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都市文化的关注则更多地聚焦于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与问题；而从人文学术的角度来看，都市文化则集中在一个城市的性格生命，反映在市民的文化心理和都市的历史记忆之中。但是，在面对具体的都市文化问题时，上述专业领域的学科界限其实并不重要，而且已经更多地在观念、方法的层面上彼此渗透了。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都市文化研究，不难发现，在都市文化研究中有两个基本的范式值得特别关注。一个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范式，它基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对城市化问题和都市文化的敏感，强调对城市的感觉印象，关怀城市化过程中人的主观感受；另一个可以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它基于现代化的理论背景，关注城市化进程，强调都市文化的各项量化指标及其要素资源配置。在这两种范式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些交叉的领域:比如说从人文主义范式出发，吸收科学主义范式的影响，在量化标准基础之上从事的都市文化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在于有意识地区分出了城市化和都市化，并将都市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直接在全球化语境之中对之进行考察。再比如说从科学主义范式出发，吸收人文主义范式的观念，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思路，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建设或批判，等等。

不过，这还只是从逻辑层面对当前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进行的归纳，还不足以展开更为复杂的都市化、都市文化现象以及都市文化研究范式之间的矛盾。正如霍尔所说的，“在认真的、批判的学术工作中，既没有‘绝对的开端’，也很少有不间断的连续性……相反，我们发现的只是一种具有不均衡发展特性的无序性。”⁽²⁾如果我们将之纳入到中国近二十多年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实践的历时性视域来审视，都市文化研究所呈现出来的范式意义也许才能真正地显现出来。

当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时，都市文化的科学主义范式并未与之同步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只是停留在城镇化阶段，发端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农村工业化形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的农民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因此，在城市化问题上，就出现了一方面是乡镇企业、乡镇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直到目前，广东、江浙一带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仍立足于乡镇即是明证），但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并不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现象。而乡镇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各种生产要素调配困难等诸多问题也直到90年代后期才开始引起各方关注。直到“十五”计划制订之时，“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仍然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并以“城镇化”的胜利而告一段落⁽³⁾。

但是，都市文化研究科学主义范式的缺位或失声并不表明城市化、都市文化问题不存在。对之作出积极回应的是来自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领域里的人文主义范式。在80年代，“农民进城”、“知青返乡”、“经济改革”的现实和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讨论构成了人文主义范式关注的焦点。而构成其主导性思维框架的则是“城乡”二元对立。作为农民，固然有着对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但是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却成为其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因素，“我是农民”成为一批文化人的身份认同；作为知青，“返城”中所遭遇到的苦难，则使城市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天堂和现实中的梦魇，而乡村则成为迫切渴望逃避的现实和青春与梦想的记忆；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企业及其经营者和生产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还只是“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其所处的城市文化的现实则基本被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改革文学”中“城市”因素的缺失同样可以视为“乡土中国”的一个表征。在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中同样如此，“越是民族的越是现代的”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在文化寻根的浪潮中，“传统文化”和“民间乡野文化”获得了正面的意义，而城市中的文化寻根同样是对城市中“传统因素”、“乡村因素”、“民间因素”的发现，“城市”仍然只是乡村和传统文化表征的承载体。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几乎与乡村文化、民间文化一样，致力于对差异性因素的挖掘。因此，在80年代末90年代的地域文化研究热中，研究者往往关注于对北京、苏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中诸如历史、方言、风俗、文化等“地域性”特征。

都市文化研究的人文主义范式到了90年代发生了改变，其代表仍然是以文学和文学研究为主要载体展开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主义”文学兴起，随后“新市民文学”、“新都市文学”也成为文学命名的方式。仅从这些命名本身就不难发现，在这个时期，都市文化研究开始脱离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路，城市自身的文化特质开始受到关注，而关注的重心则是“市民”、“商品”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文化”。在市民性、商业性、现代性问题面前，都市文化的都市性因素被放大了。在这一过程中，都市文化展开的维度不再局限于“城乡”之间，而是集中到了城市化进程内部和中西城市文化差异之间。在兴起于9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中，中国城市被置于世界城市的关照之下，其“乡村性”令这些在海外打拼的中国人产生文化自卑感⁽⁴⁾；而近几年引起关注的“打工文学”虽然以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为表现对象，但其所展开的问题却是城市性的问题，而“农民性”则退居于次要位置。

尽管人文主义范式在20世纪80—90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作用于都市文化建设的效用却并不明显。这固然与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被边缘化有一定的关联，但最大的问题仍然在其自身。其一，人文主义范式过于依赖文学艺术对现实的反映来发言，这使得都市文化研究始终面对的是都市文学文本而不是都市文化本身。一方面，都市文学只是都市文化中的一个部分，随着大众传媒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市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而广告的泛滥所引发的消费主义问题、网络的普及所构成的虚拟精神空间都成为都市文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都市文学因其自身作为都市文化的表征，使得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始终存在“反映的真实性”再度确认问题，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借都市文学而谈都市文化的有效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描述北京的文化，20世纪80—90年代的都市文学中便存在风情叙写到欲望描绘的转变⁽⁵⁾，但这种转变只能说明作家关注重心的转移，而并不能据此而判断风情与欲望在80—90年代北京的都市文化中各自所占有的比重。其二，人文学者行动性的不足成为人文主义范式在都市文化建设中作用发挥的瓶颈。在都市文化研究的人文主义范式中，城市文化传统的保护成为其最具现实性的方面，但是，人文学者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从文学写作转向文化保护的冯骥才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90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参与了一系列文化保护的行动，如1996年挽救津门老城、1997年抵制对原租界建筑毁灭性的冲击、1999年抢救毁于旦夕的估衣街等，为此他一次次地组织各界人士进行考察，并大规模地拍摄文化遗存，继而编辑成大型图册。但是，“文人的悲哀，是他们总以为自己庄严的呼吁，必然激起反响，随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然而实际上却如面空谷一呼，其后了无回应。那喉咙的脆弱唯有自知。”⁽⁶⁾其三，人文主义范式中的怀旧性，使之在当代都市文化日益兴盛面前呈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在城乡文化中缅怀乡村文化的优雅，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心仪传统文化的荣光，使得人文主义范式中往往会出现“后卫式”的批判立场。而一旦怀旧走向复古，则会演化出更大的文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带和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日渐成形，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各地方政府也开始大力进行城市建设，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文化建设问题才开始引起更多的关注。都市文化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刺激了都市文化研究科学主义范式的兴起。

不过，在我们描述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之前，仍然有必要做一个基本的区分，即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与“都市”是有区别的。尽管我们可以把中国城市的发生史上溯到数千年前的夏商周，并历数中国各朝代出现的威赫王都与繁华市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和商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物质、资本、公共设施的大规模集聚与转移的结果。而都市作为城市化发展的晚近形态，也是与“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紧密相关的。虽然在都市化过程中也体现了城市化所具备的人口的集中、公共设施的集中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等特点，但是更多地强调了其在“大城市”、“城市带”的发展中向着“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方向发展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当卡斯特提出“巨型城市”的概念时，就不再仅指规模的巨大，而更强调“巨型城市是全球经济的焦点，它集中了全世界的指挥、生产与管理的上层功能，媒体的控制，真实的政治权力，以及创造和传播的象征能力。”⁽⁷⁾而戈特曼在分析“城市带”现象时，则将区域内比较密集的城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人口与产业的大规模集聚、各城市功能的分工与交往作为其突出的表征。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谈论都市、都市化、都市文化这些相关问题时，其预设的前提是早期城市化阶段（如农村城镇化、中小城市化等）所面临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这些都市或“城市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现实。而且，都市化与早期城市化相比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果说在早期城市化阶段，主要体现为以“生产”为中心、以“集聚”为特征、以城市功能的日趋复合化为方向的话，那么，到了都市化阶段，伴随着城市圈、城市带、城市群的兴起，以及生产的国际化（在国内表现为城际化）、金融及其他现代服务业的信息化，市民生活的郊区化，又出现了以“消费”为中心，以“扩散”为新质（也有人称之为“逆城市化”），强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对周边环境和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的都市性。因此，所谓都市文化也即在这种都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所面临的文化问题。

不过，这种笼而统之地描述全球化语境中都市化和都市文化的一般性特征，还不足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文化矛盾与问题。比如说，当我们审视中国的都市化现象时，会很容易地发现里面居然有着这么多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极低的现实⁽⁸⁾，而另一方面则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狂热⁽⁹⁾；一方面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来料加工为特点的“世界工厂”型生产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但另一方面则是以信息化为载体，以资本运作为特点的虚拟经济的兴起；一方面是承载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极不健全的市民社会，但另一方面却是依托大众传媒而滋长的相对开放的文化消费热潮。这些现象表明，第一，都市化在中国还并未成为现实，至少还不是普遍性的事实；第二，在都市化冲动背后有着不少隐忧，这使得从客观上谈论都市文化时，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做普适性的都市文化理论还是研究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第三，也许真正的问题正是:中国的都市化正处在全球性都市化背景和中国自身城市化进程的交叉点上，只有在这样一个坐标上定位中国的都市化，我们才能找到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切入口。

这一切入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学界更多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现代化转向了文化现代性或曰审美现代性，但是，社会现代化作为城市化、都市化发展的基本背景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非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发展那样的自然与自足⁽¹⁰⁾，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赶超”冲动与“跨越式发展”情结，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自我设计与政府规划的特点。⁽¹¹⁾而近年来，中国学界对都市化、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趣也正是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的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以及戈特曼将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列为未来第六大城市带所引发的现代性亢奋，近年来高烧不退的“国际化大都市”热只是其中一个极端化的例子而已。因此，当中国学界将都市文化确定为建立在对现代化大都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城市带基础之上的文化形态时，便意味着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样板，其无论是在人口、面积、经济指标、行业分布、城市功能等各方面都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城镇文化”，与之相适应，都市文化研究在理论资源的选择上则更多地取向了以城市社会学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城市文化研究、以国际化大都市为想象目标的城市规划研究以及以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的文化产业研究等。

不过，都市文化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在中国推进得并不顺利。这其中有着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即便是在目前，在中国堪称具备国际化大都市特征的还只有北京、上海、香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有希望向着都市化方向迈进的区域还主要集中在“双三角”（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带。但最大的问题却是因这些年中国城市“都市化”冲动过于强烈而导致的对客观现实条件的漠视。不用说，中国的城市建设离国际化大都市的评价标准（基础设施国际化、经济国际化、贸易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第三产业国际化、教科文国际化、外语环境国际化）有多远，更令人忧虑的问题在于，不少城市为了追求这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盲目扩大城市规划，或因违规圈地以致耕地面积锐减，大量农民失业沦为游民，或因强行动迁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或因大拆大建，使得生态保护、文物保护被弃之不顾，进而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的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问题。也许这些问题并不能严格地归属于都市文化问题，但却成为当今中国城市化与都市化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它逼迫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方面，必须回头将理论上应该抛弃的“城市化和城市文化”问题重新置于思考的范围之内。比如说，中国都市化的非线性特征问题就值得特别关注。在被认为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特征的城市中，其都市化动因各有不同:北京作为历代王都，自身就奠定了作为都市的物质条件；上海因半殖民地化而超越式地成为中国最早的都市，而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则使之再度成为城市化水平发展最快的地区；而珠三角则是依靠内地数百万农民工支撑起“世界工厂”的规模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带，在这里，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镇城市化水平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具体的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都市文化的特点。再比如，产业的集聚构成了中国城市带的发展动力，但在城市一体化行动中，又都普遍存在诸要素流动不畅、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城市集约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而利益机制的不协调更凸显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条块分割的壁垒还未完全破除的现实。再比如，中国的都市化还是在城市化发展水平不高的基础上建设的，还处于乡村文化的包围之中。在西方，8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使得都市文化几乎可以与当代文化画上等号，但是，在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不到50%，都市化水平则更低。简单地谈“都市化是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个别地方出现的“城市郊区化”现象与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现实也在产生新的城乡关系。因此，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至少在可见的三五十年内，还不可能有所谓“成熟的定型的典范意义的都市文化现象”出现，最多只是具备了若干因素而已。而这些“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这些“非典型都市文化现象”正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另一方面，作为产业的文化在都市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来自文化经济、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增加税收、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来自都市的文化生产更多地组织化、产业化的事实。也就是说，都市文化产品更多地由“文化企事业单位”这一主体所生产，而大众的文化消费也更多地接受了这种产业化文化生产的方式——通过机械复制，文化产品被批量地制造，从而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需求；由于数量的巨大和价格的低廉，使得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基于独创性的传统艺术创作方式。与此同时，都市中的精英文化，则因其独创和高雅而日益成为小众欣赏的对象，此类文化消费也转向了艺术场域、收藏与投资领域，只有那些相当艺术水准的人才会去欣赏它，只有拥有一定资产的人才会去收藏与投资它。文化产业的经济逻辑必然导致大众文化的产生，但在此过程中大众文化如何获得质的提升？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得到完整的保留？精英文化是否只能日益萎缩在少数知识分子那里？很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够单纯靠都市文化的科学主义范式去解决了。

原载《人文杂志》2006年第2期

曾军，（1972—　）男，湖北荆州人。文艺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文化批评教程》《观看文化的分析》等。

【注释】

(1)在中国的理论话语中，存在着对“都市/城市”的混用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三个:其一，中国学者对“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关注最先是从区分乡村文化与民间文化开始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城市与都市的区分并没有多大必要；其二，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都市化现象其实并不普遍，堪称“国际化大都市”的也还只是凤毛麟角，但在日益频繁交往的当代社会中，都市性因素已渗透到了中小城市乃至城镇乡村，因此，如果说要准确描述中国的城市化与都市化现实的话，也许这种“城市与都市”的并置与杂交正是中国的特点所在；第三，当前以“都市文化”为名的研究大有取代“城市文化”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无严格的学术性的支撑，而更多地来自于各大城市日益高涨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热”和以“都市”为学术话语的时髦的刺激。因此，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考察“都市文化研究”时，不可能完全依照社会学意义上对“都市化程度”的区分将之与“城市化”作出截然的区分。

(2)［英］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参见人民网特别策划“中国城市化战略:十字路口的抉择”，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3/3507314.html。

(4)当然，这种局面到了21世纪发生了改变，发表于2002年的朱晓琳的《哥本哈根的雨》则在高速发展的上海都市化背景中重新找回了中国都市文化的自信心（尽管这种对中西都市文化的重写仍有许多可争议之处）。

(5)李建盛:《从风情叙写到欲望描绘:北京文学都市话语的转变》，《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6)冯骥才:《手下留情　现代都市文化忧患》，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8)据《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供的材料:“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9)同样是2005年的消息，据报载，目前我国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667个城市总数的27%，另外还有30多个城市要建设中心商务区。（参见《建设部部长怒斥政绩工程劳民伤财》，2005年2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10)所谓“后发”指的是现代化启动较晚；而“外生”则指最初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城市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评价性指标，同样也是现代化基本特点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套用中国现代化路径而将中国的城市化也命名为“后发外生型城市化”。

(11)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单向突进和超前发展的特点，一度使得城市功能越来越单一，城市的金融、贸易、流通等服务性功能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发展，进而导致以牺牲农业和抑制消费为特点的政策选择。这些不仅严重妨碍了城市化自身的发展，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