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得宠王峻罢朝

北汉地方狭小，土地贫瘠，士庶贫困，但又要内供军国，外奉契丹，所以赋役相当繁重，可称民不聊生。晋州之战后，逃入后周境内者有很多。

王峻援晋州，还捎带着解决了永兴（治所在西安）节度使李洪信的问题。李洪信是后汉李太后的从弟，后周建国后，他很提心吊胆，不知应该怎么办，更不敢交出兵权。但他城中的守军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打着救援晋州的名号，又从永兴军调走数百士卒。等到晋州之围解，北汉兵遁去，王峻又派遣禁兵千余人镇戍长安永兴军。李洪信忖来忖去，知道抗拒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入朝”，正式归附了后周。

王峻不简单。史称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他个人的性格因素让他的命运开始向着悲剧趋奔。历史上来看，个人的悲剧，除了制度的、环境的、结构的，更重要的，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之外，就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王峻的性格悲剧，与古希腊的传奇英雄很接近。那是命运中无能抗拒的东西。性格即命运，这个浸透了无数血泪的存在经验，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儒学对此有审视，更有独具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渗透了圣贤智慧的“礼”。

关于“礼”，我在说到隐帝刘承祐的故实时，已经说过，传统“礼”的要义，可以用“当位”与“节制”两个主题词来概言。这里要补充的意见就是：礼，除了各类儒学讲述意见外，更要知道，它还是用来协调君王公侯乃至于士庶“主体间性”的规则。上下均能恪守这类规则，共同体之间就有良性运转的可能；否则，就是心生怨恨，演绎下去，就是血雨腥风。历史来看，一百场刀光剑影，有九十九场其源头在主体间的“悖礼”。不能“节制”各类欲望，又没有“当位”之念，试图僭越，就是“悖礼”。“悖礼”几乎是数千年间战乱之源。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如此。王峻的性格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悖礼”。

王峻性情轻浮而急躁，工于算计，贪图权力和利益，更喜欢听奉承话。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承担起治理天下的大任，他人无此本事，甚至连太祖郭威在内，也不及他。

他常常在御前谈论政事，郭威赞同他的意见，他就高兴；不赞同，他就心生怨恨，甚至当场就顶撞郭威，而且出言不逊。这就是“悖礼”。

但郭威比他有气量，更念他是元老旧臣，又辅佐创立了后周帝业，功勋卓著，更一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对他有了宽容和纵容。王峻年纪比郭威大几岁，郭威做了皇上，还是称他为“兄”，公事召他，也称他的字，而不称他名。这就好比刘备称赵云，总是叫“子龙啊”如何如何，而不是“赵云啊”如何如何。在“名”与“字”并行的往古，称“字”不称“名”，是对人的尊重，也透着亲切。但王峻不因此而自我调整心态，反而更加骄横。他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应该的，说不定郭威还真的对他有畏惧呢。

不仅如此，王峻还有严重的妒忌心。他看不得他人晋升。当时的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等人，都是郭威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郭威称帝后，逐渐提拔起用了这些人物。王峻酸得像个醋坛子，开始耍赖，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皇上解除政务，事实上是以此来试探郭威。郭威也是明白人，比王峻大度。他不与王峻计较，多次派遣左右侍者去劝慰他，并敦促他来上朝——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你来处理啊！——但王峻对使者的回答，言词、意气都异常激烈，透着顽梗和酸劲。郭威还是不跟他计较。

王峻在“病”中，又给各藩镇节度使去信，要他们保举王峻，意思是“国家不能没有王峻”之类。各藩镇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难事，就分别写来“保举证书”。郭威这才感觉到惊讶：如此下去，朝官联络地方，岂不架空皇上？

但郭威还是继续派人去劝慰他敦促他，要尽快来上朝。最后有个朝官给郭威出主意说：“陛下只须扬言：就要亲自驾临王峻府邸，王峻必定不敢不来。”郭威来了这么一招。王峻想想，也差不多啦，折腾个够，上朝了。

郭威对王峻有了不满，但也还是纵容他，不跟他闹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