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从此以后，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要柴荣来亲自决定，百官都不过从皇上那里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锡，他觉得皇上总揽朝纲等于皇上在干朝臣干的活儿，根据历来“君相共治”的传统，他认为皇上与宰辅应该有分工，于是徒步走进皇城，在朝堂上设置的“招谏匦”也即意见箱里投入了自己给世宗的建议书。建议书说：
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四海之广大，军政日常事务之繁多，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一定要选择贤人任用他们。现在陛下虽然一人亲自处理军政事务，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到可以兼负百官之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偏颇多疑，对朝廷群臣没有一个信任的！与其如此，还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者为宰辅；能爱护百姓、善于处理民事纠纷者为州郡守令；能增加财富、丰衣足食者，让他掌管国家财政；能推究实情、遵守法纪的人掌管刑法监狱；如此，陛下只须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行赏罚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子职务，枉屈高贵地位亲理低贱事务，这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
这位高锡法官所论，确得传统圣贤治理之要。历史上君权、相权存在或明或隐的“博弈”，但在圣贤治理法则中，一般将行政权付诸宰辅，君主可以有否决。但君主的诏令，政事堂有“封驳”权。这类“博弈”构成了帝制时代有限的权力制衡模式。邦国正常状态下，高锡的意见是对政治文明的有意义推演。但后周柴荣时代不是邦国的正常状态。这个时期，“权反在下”的现象，虽然经由后汉隐帝对大臣史弘肇、杨邠、王章的诛戮，郭威对王峻、王殷的诛戮，柴荣对何徽、樊爱能的诛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观，但是天下依旧藩镇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坐大、视君主如傀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变化。按照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此际，就应该在军政权力方向上，暂行铁腕，以期矫枉。柴荣不是仰慕虚荣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来问题所在，因此，宁肯承当骂名，也不愿意因为对责任的放弃，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机缘。
权力，在柴荣这里具有公器的性质。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他选择了责任，而放弃了虚荣。对高锡的意见，他没有接纳。史称“帝不从”。
这位高锡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国时期，他还在做官，而且官职做到左拾遗、知制诰，这是朝廷重要的谏官和秘书官。他在太祖赵匡胤时代，还专门上言，说廷臣中有人因为行赂而获得举荐做官，请以后允许近亲、奴婢、邻里对这类事检举揭发，给以重赏。他自己却因为行贿、受贿而最后丢官。
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浅薄，石熙载没有答应。高锡为此很是嫉恨。于是就找机会多次在赵匡胤跟前说石熙载的坏话。老赵听来听去，觉得自家兄弟府中有这么个坏人不好，于是就跟赵光义说这个事，并对兄弟说：“既然这位石熙载不咋地，应该为你另外找个合适的人代替他。”赵光义一听，觉得不对，因为根据他的判断，石熙载为人纯正无他，直言处世，不是那种邪人。于是就对老赵说：“熙载一直很勤于职守。我听说高锡曾经召他为兄弟高铣谋求举荐，熙载拒绝了他。此事，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高锡在构陷石熙载。”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锡在出使青州时，接受了当地藩镇大帅的重金贿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贿赂他，他就给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写信，要求给他置办。唐代以来，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额外恩赐，颁给紫色袈裟，显德尊贵。一直到大宋年间，成为沙门流风。运动官方给一个和尚颁赏，这也属于行贿受贿行为。
大宋对贪渎之事，太祖太宗两朝都极为憎恶。高锡的行为被检举后，下御史府劾查，属实，结果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做了司马。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他广开言路，引出王朴高论；他还抓住战机，平定秦州、凤州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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