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李彝殷问题，周世宗又开始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
梁唐晋汉以来，禁军士兵，待遇较一般军士优厚，故多有凭借种种人情进来充数的，历届禁军司令官，都不认真简选，只为了息事宁人，担心伤害人情。因此军中瘦弱年老的很多。这些老兵又很骄横，往往不听命令，几乎无法使用。每遇大敌，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沦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世宗柴荣经由高平一战，切实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对侍从大臣说：“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养得起一名甲士。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养活这些没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还怎么去激励将士？”
于是下令，各军兵种大规模地检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为骁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镇所收养，于是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赵匡胤再于其中挑选更优秀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由将帅分别挑选士卒。
从此以后，大周帝国兵勇之强悍，为五代以来所未见。后来柴荣征伐四方，所到之处往往捷报频传，与这类简选士兵关系甚大。
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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