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病亡契丹入侵

后周显德六年（959）夏六月十九日，在位不足六年的柴荣病死，史称周世宗。七岁的恭帝继位，符太后主政。半年后，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忽然传来北汉联合契丹入侵后周的紧急军情。

后来的历史讲述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子虚乌有，说是老赵制造了假情报欺骗朝廷，以便乘乱取天下，云云。

这又是一个常见的“阴谋论”说法。

我翻阅史籍多种，没有看到老赵作假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此事为真的证据。

《东都事略》卷123《附录》：

（显德）七年，与河东连兵寇镇、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闻太祖即位，惊曰：“中国有英主矣。”于是遁去。

这段话，补足逻辑关系，大意是说：显德七年，契丹与北汉联军侵扰河北镇州（石家庄附近）、定州（保定附近）。得到消息后，后周恭帝命时任殿前都点检的禁军最高司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不久陈桥兵变，赵匡胤称帝，契丹和北汉听到这个消息，惊道：“中原有英明君主啦！”于是从河北遁去。

正史的记载是：

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告知：契丹入寇，北汉兵自土门（古井陉关，今河北鹿泉市）东下，与契丹合。

这段话，是说契丹首先“入寇”，而北汉兵配合，从“土门”东下后，与契丹兵会合一处。也就是《东都事略》里说到的“连兵”（联合两国之兵力）。

据此，可知北汉契丹确实来侵，不过兵锋才到镇、定二州，即听说赵匡胤即位——而不是幼主执政。出于对当年大帝柴荣亲征北汉与契丹的惧怕，他们退兵了，而已。所以，我不相信阴谋论者认为此事为假的说法，宁肯相信此事为真。老赵没有在这个重大事件上玩阴谋。

严肃地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涉及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正当性问题。如果契丹来侵，是老赵作假，则兵变也可以是老赵作假；如果没有契丹来侵，不是老赵作假，则兵变，至少前提为真。

近人评论此事，多从阴谋论出发，给出的论据出于“诛心”猜测的，不去说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来源于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一书。

毕沅这书给出了两个否定性意见：

一、所谓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边事，正当《辽史·穆宗纪》中的应历十年正月，而《辽史》中这一段的记录没有记载用兵的事。

二、《辽史·萧思温传》曾记录，柴荣率周师北征，连克数州，以至于契丹南境，人人震骇，纷纷逃往契丹内地。一直到听说世宗柴荣病死，幽燕之地的民众才开始略略安定下来。毕沅认为：根据这种事实来分析，辽人正在大败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断然不可能刚刚才过一个月就举兵南下。毕沅的结论意见是：“《辽史》不载其事，得其实矣。”《辽史》没有记录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综合两个意见，可以推知：契丹、北汉没有来侵扰大宋。

但这两个意见，都不足为据。

第一，《辽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史称《辽史》简略，漏载大事不胜枚举。很多大事，都应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内容，《辽史》也漏载。

1. 契丹几次改变国号，“契丹”“大辽”“大契丹”等等，这类变化，应是《辽史》中的重大内容，居然不载。

2.《辽史》对官职和官制机构的漏载更多，有些人的官职语焉不详，如《辽史·刘六符传》只说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实际上做过契丹的宰辅，“守太尉、兼侍中”。传记一般对人物的讲述，介绍官职几乎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史》不载，这都证明《辽史》“漏载”大事，是可能的。

3. 其他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与诸国的交往，一般史传都要特意标注，但契丹与高丽、回鹘等地的使节来往，《辽史》却多处没有记载。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绍中也有遗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遗漏。更多记载舛误还不算。

史称《辽史》为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于为《辽史》补漏、纠正记录的错误，成为清代以来考据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毕沅此证说服力不足。

第二，说契丹刚刚被打败“甫逾月”，也即刚刚过去一个月，契丹害怕，不敢来侵，这个意见有三处不合理的地方。

1. 这个事实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契丹被打败，从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征契丹返回汴梁，到显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汉“来侵”，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不是才过去一个月。

2. 当年郭威称帝，到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死，北汉的刘崇当月即有异动，到三月，就与契丹兵合为一处，发生了高平之战。这是说，趁着国内大丧来侵扰敌国，是可能的。郭威死，契丹、北汉能合兵来侵；柴荣死，契丹、北汉也能合兵来侵。

3. 说契丹害怕，是事实；但害怕之后，举兵报复也是事实。当年就在柴荣北征契丹时，契丹就已经开始联络北汉做反击准备了，何况柴荣已死？再说，契丹的反击，主要靠的是草原纵深处的兵力，柴荣虽然攻克“关南之地”，但还远远没有伤及契丹根本，连“燕云十六州”旧地都没有完全拿下。契丹没有受到重创，北汉也没有受到重创，怎么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兵呢？可见，毕沅这一条证据，也是说服力不足。

综上所述，契丹、北汉趁后周国丧来侵，应为事实。

所以，当后周新寡的太后和一干文臣听说此事后，有了恐惧。

后周国丧，周边不宁，中原汹涌，人心摇动；又赶上北部强敌来侵，如何是好？符太后急召宰相范质等人来商对方案。

他们的意见是：只有赵匡胤挂帅迎敌，才可能化险为夷。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老赵稳如泰山，没有任何异动。但一旦得到国家委派，立即派出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慕容延钊的治所，即今河南濮阳所在，距离开封约三百里路，是开封的北大门。

慕容延钊得令后即由濮阳整军北上，而赵匡胤则自统中央禁军出东京城（开封汴梁），傍晚，行至陈桥驿宿营。

随后，就有了著名的陈桥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