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前后一共出现了三个谣言：
一、边警谣言：“契丹北汉来寇”。
二、鼎革谣言：“策点检作天子”。
三、天命谣言：“日上有日摩荡”。
这三个谣言最后搅动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成就了大宋王朝。
“谣言”事实上没有贬义，甚至没有寻常人理解的那样，以为“谣言”即是“谎言”。不是的。“谣言”，在古汉语中，意指流行歌谣或谚语，《后汉书·杜诗传赞》言：“诗守南楚，民作谣言。”东汉杜诗这个官员在南楚（南阳）做太守时，爱民如子，仿佛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一样。于是当地有“谣言”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个“谣言”的意思是，前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召信臣，后有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杜诗。这类“谣言”谈不上真假，它就是一种民间情绪宣泄。
在现代语境中，“谣言”也不一定是谎言。它是未经证实，但公众深感兴趣的事件在传播渠道中的流行。它就是一种真假难辨的信息。
西方有人专门研究“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结果之一。它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投射。人们的仇视性和分裂性冲动，由于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故选择了“谣言”。
决定谣言的公式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事件越是重要而且越是模糊，谣言所能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现在可以看到：与陈桥兵变相关的三个谣言，符合这个定义：它们都太重要了！也都太模糊了！在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千年之前，这三个谣言所能生成的能量，可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难于想象的。
陈桥兵变之历史讲述，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阴谋推戴”。
这里的“阴谋”，与“谣言”一样，在较早的汉语语境中，并无贬义，其基本语义不过是说“暗中聚谋”而已。
“阴谋”被赋予贬义，是汉语流变的结果。
近代以来，“阴谋论”史学见解中，往往乐于将帝王践祚视为诡计上位，似乎“阴谋论”者人人皆知帝王一伙儿耍尽心机，愚弄下民；只有当时的士庶不知。我看多了这类见解，不免生疑。我不认为现代人会比古代人更聪明。古代人看不明白帝王诡计上位，现代人就看明白了？
近世以来，书写历史，揣度古人“肮脏心理”成风，似乎古来君臣将相个个都是“阴谋家”，个个都有“黑色智慧”，个个都是“权谋”中人，诸如此类。我看不得这类无中生有的毁谤。除非有证据，除非有可靠的逻辑，否则不要“编故事”，那是“诬古”、是“谤贤”！窃以为，那种动不动就讲“阴谋论”的手法没啥思想含金量，也没有啥趣味，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点翻来覆去嚼蜡一般讲述“人性恶”“帝王专制”的套路话语，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这类玩意儿，不仅不益于世道人心，也未必就是“历史真实”，不过是自家晦暗，悬想古人也晦暗的一种“投射”。
我实不屑于揣摩测度这类俗不可耐的“故事”（不是“故实”）。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我现在的意见是：所谓“阴谋推戴”，上位的帝王往往并不知情，多是军人哗变、自发演绎的风景。其中，可能有“主谋”，但更多时刻，是将士“聚谋”，一趁而起。从大历史视角看，此类兵变自有脉络可寻，但就历史现场，当时当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偶然事件。
本书前面讲述的大大小小十几场“阴谋拥戴”可以为证。
熟悉近代史黎元洪被士兵“强迫”拥戴为湖北总督的故实，就会理解中唐以来诸帝王被拥戴的偶然力量。
被严复评价为：道德“天下可信”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团级）黎元洪，是不赞同武昌起义的，兵火中，他藏身友人家中。据朱树烈《回忆辛亥首义》记载，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武昌起事后，要找一个头头来率领他们。一伙人想到了黎元洪。但此时黎元洪怕事，早已藏起来了。他们费尽力气找到黎元洪藏身处，但老黎仍拒绝出见。
蔡于是向黎所在房间严肃说道：“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元洪不得已出来后，革命党人拽过一匹棕色马，不等黎元洪答话，“即拥黎上马”。一路上黎元洪看到乱象，连说“汝辈事太闹大了！”但大众根本不听他说，一直“拥黎至阅马场咨议局”。
回忆录中还留下了黎元洪当时的妆束肖像：“黎身穿灰色长夹袍，黄皮马靴，赤面黑须，神色庄严。”但直到他被推举为“都督”后，仍在犹豫，甚至主张“都督”一职应由刚刚出狱的革命党人某某某来担任，直到一次会议上，有革命党人朱树烈举起刀来告诉黎元洪，如果你再不答应做都督，我宁肯自杀！有此相逼，黎元洪不得已，才算郑重答应下来。
黎元洪事迹自有各类文章介绍，寻常可见，我无须啰唆；但简单叙述此事，是想做一类比。革命党人多为黎元洪的“学生”（部下），却多次“拥逼”黎元洪就位，正是“权反在下”的近代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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