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息藩镇”的祸端

事实上，“姑息之政”由来已久。唐末以来，藩镇坐大，百年来飞扬跋扈，君王难于制衡藩镇，不但演绎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的政制格局，令邦国管理效率下降，更有藩镇因为握有兵权，觊觎君王之位，往往在“时机”成熟之际，启动叛逆之心。于是有权力重新分配之争斗，而争斗中，血流成河。“国计”因此失序，令契丹总是能得到机缘插手中原事变；“民生”因此艰困，让天下士庶在乱世中一次次地品尝改朝换代的兴亡之苦。

按清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说法，“五代姑息藩镇”，是五代之乱的直接原因。他说：“唐自失河北后，河朔三镇，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羁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为事，卒至尾大不掉，区宇分裂，鼎祚遽移。”大唐王朝自从失掉河北之后，河朔三镇，朝廷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已经形同化外野蛮之地。施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笼络控制办法以来，直到唐末，天子更加软弱，藩镇更加强大。但朝廷还是以姑息为主要办法。最后终于导致尾大不掉，国家政区分裂，江山变色。

整个“五代乱史”，几乎可以看作一部“姑息藩镇”史。

后梁末年，朝廷不能节制藩镇，有个大藩帅镇守河北，朝廷有隐忧而不敢过问。听说这个大帅死了，只能在宫中私自庆贺。有个节度使，夺人之妻，人家丈夫告到京师，梁帝为难，只好“曲事调停”，和稀泥，史称“略无威断”。

唐明宗时，诸藩叛乱，多次征讨，都半路班师。有个叫孟知祥的据蜀为藩，唐帝派遣官员前往“监军”，被孟知祥斩杀。唐帝还得下诏“抚之”。

后晋时，有大将杨光远总是对抗朝廷诏令，晋帝也没有办法。更有一个叫张彦泽的节度使，常干违法事，从事张式劝谏他，不听，张式出奔。张彦泽让人向晋帝面奏：“张彦泽如果得不到张式，恐致不测。”晋帝不得已，将张式交给了张彦泽。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

……

凡此种种，还是小事，更有藩镇直接反叛朝廷的大事。

后晋大将，镇守镇州的安重荣，要与契丹决战，石敬瑭好言谕止，安重荣根本不听，认为晋帝拿他没办法，接下来就联合襄州的安从进，准备造反。

另一位藩帅安从进，在襄州，晋帝想把他迁徙到青州去做大藩，他竟说：“好啊！等把青州移到汉江南边的襄州来，我就去赴任。”晋帝闻言，也不敢惹他，史称“亦优容之”，还是得好言好语宽待他。

这种“姑息之政”，直到郭威时代还存在，成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处理军政要务的前代经验教训。

郭威诛杀王峻、王殷，可能是最终结束“姑息藩镇”的人物。他是在“姑息藩镇”尝到苦果后，果断处置，结果导致“君臣不终”（这一点让郭威的继任者柴荣常常说到）。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郭威对藩镇的痛下狠手，这才有了柴荣后来“节制”武行德、李继勋的故实。

武行德是周世宗时的功臣，世宗在征淮南时，以武行德为濠州（今属安徽凤阳）行营都部署，曾在郡境破淮军两千余人。但不久率师屯定远时为江南军所败，武行德勉强逃出重围。周世宗没有姑息，而是果断将他贬官，左授右卫上将军。

李继勋是所谓宿将，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战役中，守御无方，导致南唐军出城来攻，并“破栅而入”，后周军的攻城器械都被焚毁。此举让周军士气受阻，史称当时是“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周世宗也没有姑息他，将其免去中央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次年又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

了解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故实，就知道张永德鼓励周世宗处置何徽、樊爱能，实是英明之举。此事也成为柴荣一生最具杀伐手段的案例。此前二百年“姑息藩镇”的局面，开始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