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铸就辉煌

初识孙维刚，惊诧于他众多的荣誉和辉煌的教学成果。特级教师，中国数学会理事，北京市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市十大杰出教师，北京市模范班主任，国家数学奥林匹克首批高级教练，全国十佳职业道德标兵，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9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育工会联合作出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向孙维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1999年获苏步青数学教育全国一等奖，北京市首届基础教育教学特等成果奖，并被评为建国50年来50名“首都楷模”之一，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从1980年到1997年，孙维刚在北京二十二中，从初一开始接学生一直送到高三毕业，他既当数学教师，又做班主任，进行了三轮教育教学改革实验。1986年毕业的第一轮班，全班41人中，上线40人，上本科线27人，上重点线20人，进北大、清华3人；1992年毕业的第二轮班，全班40人中，上线39人，上本科线38人，上重点线31人，进北大、清华15人；1997年毕业的第三轮班，40人全部上线，39人上本科线，38人上重点线，进北大、清华22人，占全班总人数的55%。

一个普通中学的教师，在生源很不理想的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的呢？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系统地阅读了孙维刚老师所著的《我的三轮教育教学实验》、《全班55%怎样考上北大、清华》等书籍，在接触了很多生活在孙维刚老师身边的人之后，我对孙维刚老师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平凡、充实的一生

孙维刚，1938年12月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很多年前，当他在青岛二中读初一的时候，最喜欢到海边去玩，和那个时代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他也非常喜欢看战争题材的小说。暑假里，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本苏联小说《普通一兵》。起初，他并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的战斗场面没他想象的那么多。然而，这一年的暑假，青岛阴雨连绵，他只好待在家里将这本书看了好多遍，想不到的是，这本书从此影响了他的一生。“人为什么活着？为了因我们的存在而使他人感到更幸福。”小说中马尔加爷爷讲的话深深地激励着年少的孙维刚，成为伴随他一生的座右铭。

暑假过后，孙维刚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积极锻炼身体，奋发图强，学习成绩稳步上升，年年考第一。按照孙维刚的理想，他是想上北大物理系研究导弹的，但命运偏偏作弄人，他得了肺结核，必须休学养病。等到他病好参加高考时，又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上北京师专。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坚强的他，以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情绪来克服和对待。在师专学习的那段时间里，他坚持每天五点钟起床学习英语。勤奋和好学，为他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23岁的孙维刚大学毕业了，他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到北京一所普通学校——二十二中任数学教师，从此，他一心一意地扎根在那里，辛勤地工作着。对于班主任工作，很多年轻教师觉得既苦又累，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孙维刚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孩子的进步与徘徊，常常维系着一个家庭的欢乐与痛苦，当班主任虽苦，但当看到孩子的成长给千百个家庭送去欢乐时，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从孙维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头起，他就主动要求兼任班主任工作，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脱离过这项工作。

在孙维刚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同时，可恶的病魔已悄悄地缠上了他。1990年，他被诊断出患了膀胱癌。1998年，他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这其中他经历了多次大手术，按照他爱人王海亭的话，就是九死一生。王海亭是孙维刚事业上的助手，她领会了孙维刚的教育教学思想后，当有人找孙维刚请教而他不在时，她就代为解答。在王海亭的心里，和她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孙维刚“的确非常了不起”。在他身上，她看到了一个教师的魅力，为了能上孙老师的课，有的学生宁可留级。孙老师宁可苦着自己，对别人总是有求必应。在孙维刚生病时，家里的求助电话还是不断，每次接电话，王海亭心里总是咯噔咯噔的，害怕又是谁要带孩子来请孙老师辅导。孙老师经过几次大手术后，伤口都能伸进一个拳头，别人上门来了，电话来了，孙老师还是笑脸相迎。为了这，王海亭常常一个人难过地偷偷地哭，想劝都劝不了。王海亭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孙老师找个没人的地儿，清净地过一段日子，但这样的念头对于她来说，真的是一种奢望了。

2002年1月20日上午9时41分，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孙维刚老师在北京第六医院逝世，享年63岁。1月24日上午9点，首都近4000名各界人士自发来到八宝山，为他们心中所崇敬的孙老师送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送来了挽联。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送来了花圈。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发来了唁电，并以个人名义送来了花圈。教育部师范司司长马力，全国人大代表尚秀云，北京市人大代表蓝天柱、陶西平，市政协常委陶春辉等赶来参加了追悼会。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送行，这种场面在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许多人向学生打听孙维刚最后一课的情形，但是问到的许多人都记得不清楚：因为那时虽然骨癌已使他无法再从每层12级的旋转楼梯爬上四楼，虽然在家他要常以头抵墙来减少疼痛；虽然他连钻进前来接他的车时都很困难，但是只要一站到讲台前，他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没有一丝异样。

大年初四，三轮班的学生来到孙维刚家陪王海亭过年。包着饺子，王海亭听到这些业已成人的“孩子们”在议论：记得吗？当初老师还留给我们一道题呢：为什么大型烟囱的形状总是双曲线的？……

孙维刚老师去世后，经常有人问王海亭：“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亏不亏？”每当此时，王海亭总是深情地说：“说实话，我是有些苦，但一个教师能够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他度过了平凡充实的一生，值！”

在这个孙维刚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里，没人流泪。因为他留给人们的，是永恒的微笑与思考！

让孩子们变得聪明

生源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一所普通中学的教师，经常要面临生源不佳的难题。一次，一位在北京二十二中工作了30多年的老教师满腹委屈地对孙维刚说：“就这么点儿事，我给他们（指学生）讲了八遍啦——可是您看，这是今天考试的卷子，全班48人里，有47人照错不误……您说咱们的学生可怎么教啊！你怎么教，他怎么不会，而人家重点中学的学生，你怎么教，他怎么会，你不教，他也会……”面对这样的牢骚，孙维刚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普通中学的学生素质和重点中学的学生相比，肯定有差别，盲目攀比是不现实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要找到科学的教育方法。

1986年，第一轮实验班蔡冰冰同学经过层层选拔成为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事实给了孙维刚深刻的启迪。一个六年前考不上重点中学的学生，竟取得这样的资格，这不是着眼于向学生传授知识、让学生刻苦学习所能达到的。必须通过知识的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能力提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学生的智力素质，使不聪明的学生变得聪明起来，让聪明的学生更聪明，这是孙维刚总结第一轮实验的经验和教训时的深刻体会。

怎样才能造就学生发达的大脑，使之能深刻地掌握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呢？经过多年的探索，孙维刚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

首先必须站在系统的高度来学习知识。知识之间是有关联的，要善于从根源上去把握和理解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在一次听课中，遇到这样一个事例，给孙维刚带来强烈的震撼。“老师，课本上说，整数和分数的总称，叫做有理数，‘有理’，就是有道理的意思，我不明白，整数和分数这两种数有什么道理呢？”“这是数学上的规定，没有为什么！”试想一下，当学生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他还能有勇气提出来吗？学生积极思考的火花就这样被教师无情地扑灭了。事实上，科学上的任何规定都是有它的缘由的，也许这样的知识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它对学生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什么是聪明？聪明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活”，第二个层次便是“活”的养成过程。

其次，注重向哲理观点升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所讲的学习过程是“由薄到厚”向“由厚到薄”的转变，就是哲理观点的升华。

第三，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孙维刚注重积极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的思维跑在他的前面，他鼓励学生“反对”自己、“打倒”自己，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聪明才智相互交流的场所。调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结果是教学的效果显著地增强了，在第三轮教学中，在课时并不增加的情况下，初中三年就基本学完了中学六年的数学课程，而且还增加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和某些大学的数学课程。

第四，注重方法和规律的掌握。对待做题，孙维刚主张，题不在多，但求精彩，在方法上，他主张一题多解、达到熟悉，多题归一、寻求共性，多题归一、形成规律。孙维刚每出一道题，自己要先做上10道题，从中选出最精彩、最典型、最能启发学生思维的，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不用预习，不留作业。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下课自己就会把找题解题当作一种乐趣。

第五，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初一年级开始，孙维刚就提倡和指导学生联系写论文来积极开展问题研究，这种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思维能力有很好的成效。

第六，科学安排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孙维刚在实验的过程中，从没留过书面家庭作业，保证每个学生每天都能有充足的睡眠。

孙维刚教学成功的秘诀，归根到底就是一条：永远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的指导下，孙维刚的教学成果日益显著，除二轮、三轮实验班整体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之外，许多优秀人才也脱颖而出。二轮班的彭壮壮荣获全美最高水平的高中学生科学竞赛大奖——西屋奖，三轮班的阎珺获得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做个品德高尚的人

对于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孙维刚一直认为，德育的成功，将有力地促进智育开发的进程；而德育的苍白或紊乱，将滞误智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孙维刚的教育教学中，他一直是把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他首先要求学生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愿意服务社会的人，其次才是成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甚至进而危害社会，这样的“智育”再成功也毫无价值。在社会上，人们常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孙维刚还是执著地认为做人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等。对于学生的品德，他注重三点：（1）诚实，正派，正直；（2）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 （3）做有丰富感情的人，要因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些。

学生徐某忘不了那次特殊的考试。入学前，她因生病没能参加数学考试，孙老师为她安排了补考。拿了试卷，徐某愣了，“老师，这份试卷我以前做过”。孙老师乐了，“你很诚实，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了”。在孙维刚的班级里，无论什么样的考试，都不需要监考教师，教师发完卷子，可以离开，铃响后，同学自己把卷子收齐送去，绝对无人作弊，因为诚实是同学们最珍贵的财富，谁都不想亵渎它。

孙维刚开家长会有一个奇特的地方：“重德轻智”。三轮班家长李全还记得：有时孙老师会把学生的成绩及排名列在黑板右侧，而随后又在显要位置打上另外一个“综合分”即“素质分”，有时两者反差较大，成绩不好的却有可能受到表扬。当时家长们都大惑不解，后来才明白他用综合素质去评价学生是正确的。他认为有远大抱负、正派、诚实助人的学生最终能成才。当初成绩不好的阎珺后来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1999年6月，孙维刚又接下了他的第四轮实验班，在建班会上，孙维刚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做学问，先做人。不要只是想着三年后考高中，六年后考大学；这些都先不要想，当务之急，是想想如何把孩子们培养成品德高尚的好人。”

随着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孙维刚总是认为：作为一个中学教师面对流俗，我也许是苍白无力的，我无法左右社会上的大气候，但可以“构建”我工作范围内的“小气候”。在孙维刚的班上，有许多同学们约定俗成的班规，如不准留长头发，唱歌要唱革命歌曲，看书要看积极的书籍，着装要朴素，男女生不许轻浮说笑，不寄贺年卡，递送东西给别人要用双手，教室里必须一尘不染，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做家务事等。对于这些规定，持不同意见的人大有人在，但家长和学生都挺支持，因而在三轮实验班，这些班规都完整地保持了下来。同学们都觉得，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们自己觉得这样挺好，这些班规使他们班的学生和其他班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他们班永远充满一种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氛围。

孙维刚从来没有为学生的学习发过火，但常常为学生的不认真劳动、不保持教室整洁等“小事儿”发很大的脾气。一次，班上的学生与看自行车的老人发生了争执，孩子们觉得这位老人太不讲理了。孙维刚得知后，还是严厉批评了同学们。他深情地对同学们说，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能为学校看自行车，并摆放得整整齐齐，是不容易的事，同学们即便被错怪，也不应与老人发生争吵，有失班风。原本还愤愤不平的学生，被孙老师的一席话说得心服口服。

孙维刚认为，教师和学生在入格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教师必须首先要做到。每天早上七点他准时到校扫地、擦桌子、冲厕所，在他的感召下，同学们比他到校更早，后来几乎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孙维刚骑车上班，在一段坡路上遇一个小贩吃力地推着即将倒退的三轮车，看到这种情况，他连忙停下来帮助推车，当他赶到学校时，迟到了五分钟，他本来想向同学们解释一下，但他突然又想到，假如是同学们迟到了，他们会不会作出解释呢？于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走到讲台前，在黑板上写下“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大家”，然后走到门外，在寒风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同学们都知道老师有病，外面的风很大，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与感动。

面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孙维刚更是把自己当成班级中的普通一员来处理和对待。有一次，班上的一项工作没到位，他批评了两位女班长，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委屈了她们，在家长会上，孙老师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着全班同学与家长的面向学生赔礼道歉。他的这些行为非但没有降低他在学生中的威信，相反，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一位可亲可敬、值得信赖的人。

正是在良好的班风及孙维刚的“身教重于言教”思想的熏陶下，在他的班级中出了一连串的“怪事”：

中考还有半个月，李冰的父亲不仅不让患风疹的孩子回校取书包（李冰是上了一半课去医院的，全部复习资料都在里面），自己也怕有病毒而放弃去教室，还反过来通知师生快喝板蓝根。

当阎珺准备再次参加国家奥林匹克竞赛，再拿一块金牌时，他想到了积劳成疾的孙老师，结果他拿出100多个小时为班上同学作辅导，自己却在奥赛选拔中以一分之差落选，他的家长和他却认为这样很值。

有人形容：高考分数下来，差一分，能差出一大操场人。可是1997年5月，孙维刚三轮班学习成绩排在前15名的学生，却做出一项令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把四个市级三好生的名额（高考时每人可以加10分）主动让给学习成绩排在他们后面的伙伴。

热爱体育和艺术

孙维刚在青岛二中上中学时，就是体育积极分子，是标枪、铅球、100米接力选手，是校排球队、班篮球队队员，还当过青岛市业余游泳教练。工作后，1962年他拿了二十二中乒乓球单打冠军；1963年，在东长安街灯光球场，他代表东城区体育教师篮球队与全国公安部队篮球队打过对外售票的比赛；1965年，他取得东城教工乒乓球单打第五名；1972年，在“文革”后第一届东城区教工运动会上，面对许多20多岁的体育教师在内的80多名标枪选手，已经33岁的孙维刚取得第三名，并选入几乎都是由体育教师组成的东城文教局代表队，参加了全区田径运动会和游泳运动会。

在二十二中，20世纪60年代孙维刚兼乒乓球教练，70年代还兼过排球队教练、篮球队教练。60年代和70年代当班主任时，孙维刚几乎天天教学生如何打篮球、排球、乒乓球和踢足球，经常带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比赛，教他们游泳、投掷、跑、跳等。那时，在校外，不熟悉的人看他的样子常问他：“您是教体育的吧？”在校内，不认识的学生，还以为他是体育教师，而他的学生则戏称他为“体育班主任”。

广泛地参加体育运动使孙维刚对体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经常性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坚强的意志，因而他总是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在他的引导下，很多学生也都慢慢地喜欢上了体育。在他的班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天放学后，男生要跑1500米，女生要跑800米，男生要做引体向上，女上要做仰卧起坐。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同学们的身体变得强壮了。每次学校举行广播操、运动会等比赛，他的班都是第一名。高三毕业时，他班级的学生在全年级身材最高大。

除了体育，艺术也是孙维刚所喜欢的，手风琴伴奏是他的拿手好戏。尽管他的班级不唱庸俗的流行歌曲，但是每年都要组织文艺演出。每年各班举行新年晚会，孙维刚一定要把学校的钢琴抬到教室，整个晚会一个又一个高雅的节目使大家得到艺术享受，演出的水平也一年比一年高。孙维刚经常给学生讲授音乐方面的基础知识，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大调、小调、大和弦、小和弦、交响乐、轻音乐等。很多音乐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在他的指导下，音乐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每次合唱比赛，如果是以年级为单位评奖，他的班总是年级第一，如果是以学校为单位评奖，他的班则是全校第一。只有他的班，在每次大合唱比赛中都唱出二声部。艺术陶冶了学生的高尚情操，使同学们在气质上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浓浓的师生情

1987年初的春节，第一轮班的全体同学，从各大学放假回来，到孙老师家聚会，王海亭炒了四大盘菜，然后大家又动手包饺子，到吃饭时，坐的地儿不够，站着也太挤了，40人哪！于是，就打开房间，楼梯上也一阶一阶坐着端着盘子吃饺子的学生。邻居们看到这种场景，既羡慕又感动。

1987年冬天，星期天全班参加东城区数学竞赛，在东单北京二十四中考场，下午参赛的同学还要去西郊听讲座，多数同学回家吃午饭是来不及了，买着吃则让家庭增加负担，孙维刚不忍，而且他爱人王海亭说传染上病怎么办？于是，王海亭在家闷了一大锅米饭，炒了一桶木须肉片，用棉大衣捂严，骑自行车从北郊家中送到东单，事先让同学们带着饭盒、饭勺，同学们刚交完卷，王海亭就当起了分饭的大师傅。热腾腾的饭，热腾腾的菜，热气腾腾的教室，欢笑阵阵。

杨哲同学忘不了和孙老师一家一起生活的情景。那年父母因公出国，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孙老师把他接到家中，分文不取，吃住全包。这个家，没有高档豪华的家具，却充满了慈爱与温馨。享受过这段难忘经历的不只是杨哲，还有王丽红、纪秀伟、王瑞华等同学。孩子们现在都大了，他们说，当时只知道心里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感激，却没有更深刻地去理解“高尚”的含义。

阎珺，在他准备参加“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队”选拔赛前，多么希望得到孙老师的指导啊！可孙老师太忙太累了，小家伙真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但是，孙维刚就是孙维刚，他不可能在这关键的时候不出现。他来了，冒着寒风推开了阎珺家的门。为了给阎珺提供有关国家数学竞赛的资料，孙老师从刚由莫斯科回来的朋友手中拿到俄罗斯最新竞赛题目后，凭着自己的俄文功底，马不停蹄地连夜翻译。一连几个通宵，硬是把试题全部啃下，整整抄了15张稿纸，用电传及时送给在武汉集训的阎珺。阎珺捧回奖杯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孙老师，我不可能获得金牌。”

为了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从不说谎的孙维刚在很多时候竟也学会“骗人”了。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老师在班里说，陈硕的费用全由学校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高二时，班上七名同学参加全国数学夏令营，每人要交1000元，孙老师又“骗人”了——说是费用学校出，实际上也是他个人出的。一年后学校知道了，才又补上。他把写书的报酬都花在了学生身上，而自己永远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老式的涤卡中山装，袖口都磨破了。走进孙维刚老师的家，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的，铁床和大衣柜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常用的，但孙老师和学生的合影，却处处可见。凭孙维刚的本事和聪明才智，他应该能挣到很多钱，但是他却情愿与清贫为伴，在自己钟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曾有好几所大学派人游说，请孙维刚到大学执教。而他却说，只要抓好了基础教育，大学讲坛就不愁精兵强将，还是让我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吧。其实，数学界人士深知他的水平，他是中国数学会理事，这个由科学家组成的“高智能核”中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教大学，也一定毫不逊色。但他仍然坚守普教阵地，尽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症转移到直肠，住院准备进行第八次手术。“五一”那天，原高三（1）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看望敬爱的孙老师。大家默默无语，眼含热泪，想再听一次孙老师的教诲。自得知癌症转移的不幸消息后，他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时此刻他落泪了。这是怎样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孙维刚深爱他的学生和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这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一旦来到孩子们中间，他的心、他的情、他的魂，似乎都被他们摄去了。

王海亭还记得，在昏迷中，他喊的是“排队，做操，收卷子”。在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的除了这些话之外，就是常常喊着班中的一个最淘气的男孩的名字。

孙维刚去世后，许多媒体都对他的教学事迹进行了积极的报道，但也有一些媒体进行了片面的宣传。面对社会上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歪曲宣传，他的学生义愤填膺，他们纷纷以自己的亲身事例对此加以驳斥。其中，孙之星同学给报社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信中最令人感慨的语句就是：“曾有人把孙老师树为应试教育的代表，而我将以我全部的生命去证明他不是。”孙之里同学的信引起了教育界很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我们的媒体在宣传孙维刚老师的过程中，是不是过分地注重宣传他那55%的北大、清华升学率了？

做孙维刚的同事，是一种悲剧，也是一种幸运

孙维刚在二十二中工作一生，和他共过事的同事很多，听听他们是怎么评价孙维刚老师的吧！

二十二中老校长成希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一位富有创新精神、充满爱心的教育工作者。他能力很强，但一生宁愿与清贫相伴，在教师的平凡岗位上却做得轰轰烈烈、壮烈辉煌。”

二十二中现任校长高宝山说，孙老师到二十二中，40年扎根在这里，有名气没名气都是一个样：认真，坚持工作。一般的业务骨干往往都不兼班主任，可孙老师不这样，他坚持要当班主任。他认为教书要先育人，当班主任能更好地实施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

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是孙维刚老师的学生，她还清晰地记得孙老师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当时孙老师的身体就不好，区教委要求孙老师再给区里的优秀青年教师讲几节课，然后去检查身体，“上午青年教师已经听过他的课了，我说讲一讲就算了，下午他又讲了四个小时，那是孙老师最后的一堂课”。说这话的时候杨春林副校长眼里充满了泪水，“下课后，孙老师回家时腿疼得已经无法从车里走出来了”，谁也没想到，那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了。忍着剧痛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来支撑呀！

二十二中的何其真老师回忆道：在我和孙老师合作的过程中，我由于离学校很近，晚上经常到学校里取东西和继续工作，不论我什么时候到学校来，都能看到数学教研室里的灯总是亮着，我曾悄悄地上楼去看，只见孙老师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备课，桌上堆满了书，传达室的师傅说：每天晚上孙老师都要工作到10点多才离开。

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说，孙老师曾在一中义务讲课整整一年，给他讲课费一分也不收。这就是孙维刚一生的追求，为了教育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

二十五中的马熙强老师是最先把孙老师的教学法介绍到《北京日报》的人，马老师说，每当有记者去采访孙老师时，他都会谦虚地说：“我个人没什么可宣传的，倒是应该好好地宣传一下东城教育界很多默默奉献的好同志。”孙老师患病后，曾到二十五中为老职工做过一场长达100分钟的师德报告会，台下的人多次请他坐下来讲，可孙老师动情地说：“大家都累一天了，可为了我们孩子的明天，大家都不是还在不知疲倦地追求和探索吗？”整场报告会他还是坚持站着讲了下来。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讲的堂堂都是示范课，他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同样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然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他还带出一批优秀的教师。

孙老师的精神永存

在孙维刚的心中，他的班级成员不仅包括学生和教师，还包括家长。每次开家长会，孙维刚都精心准备，认真做笔记，而他的学生都知道，他在很多场合做讲座，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从来都是不用稿子的。家长对家长会也非常重视，常常是父母两个人都要来参加。在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时，孙维刚总是用感激的心情诉说着家长们对他教育教学工作的大力支持。其实，在每个家长的心里，他们对敬爱的孙老师，又何尝不是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呢？

温世强同学的父亲至今还保留着1994年1月12日的家长会记录——孙老师：“一如既往，我们要坚持品德第一，学习第二；训练发达的脑子第一，学分第二。”

张悦同学的父亲说，孙老师班里的学生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懂礼貌，知道向收发室大爷和电梯工问好，家长会服务时站得笔直，双手接物，毕恭毕敬。学校劳动都愿意找这个班的学生，因为他们干活认真。我们这些家长也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成长起来的，对那个时代中一些美好的东西非常留恋。在孩子上中学的这六年里，孙老师就是我们和孩子谈论最多的话题——孙老师怎么样了，孙老师说什么了，等等。

1996年夏天，北京电视台为了拍一部关于孙维刚的片子，与家长们开了个座谈会，会后雷易鸣同学的家长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电视台记者同志：现把孙老师1991年第二次手术前，在医院里给孩子的信附上，请斟酌采用。我的小孩从小就‘多事’，不服管，常令老师头疼，小学时请家长不是三次四次，有时甚至一天两次。有的老师说，这个孩子挺聪明，就在家看书吧，别来学校了，他不来，就和少半个班学生一样。到孙老师班以后，他也常违反纪律，强词夺理之事，时有发生。因此，班里纪律评分时，往往是倒数的几个之一。为此，孙老师花费了不少心血。孙老师住院未动手术时，连着几天，每天给他写个信或打个电话。当时，我感觉到，孩子拿到信，是用一种我感到很陌生的、庄重的样子在读、在想、在兴奋。我也围绕着孙老师的信与他谈一谈，眼中常常充满泪水。这几封信，我们一直很好地保存着。五年来，我们全家常常拿出来阅读。孙老师那良苦用心，那种做人的准则，使我们全家人灵魂净化，力量倍增。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想，这几封信将使他终身受益。从现在孩子的情况看，在做人上正直、正派、善良这些基本点，我是放心的。这不能不说是孙老师呕心沥血教育的结果。而这些正是我们原先所十分担心的。”

张悦同学的妈妈说，虽然已经毕业近两年了，但是孙老师依然是我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在女儿成长的道路上，孙老师是一位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我感谢孙老师，他把一种崇高而美好的感情融化在女儿的心里……女儿毕业近两年了，两年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真想孙老师啊！”何止是女儿想念孙老师，我们家长也想。孙老师用真挚的爱教育了孩子，也净化了家长的心灵。

1998年，由于各种原因，孙维刚的身体每况愈下，5月12日接受直肠癌割治手术。之后，几十位家长，几十个昼夜，在病床边轮流守护，学校每天派两位中层干部到医院来，都被家长们劝说了回去。他们说，别人照顾孙老师，他们不放心。手术后12天，夜里已不需要人看护，但家长们不肯，一直守护到出院。

当孙老师受到个别媒体伤害时，最愤怒的不止是学生，更有家长，难怪80位家长那么齐心，联名写信给有关领导，反映孙老师教书育人、为师之道的八年情况，反对个别媒体主张的那种教育上的自然状态和无政府主义。

面对孙维刚的过早离去，家长们心痛不已，很多家长发自内心地说：

“那一年，孙老师患膀胱癌，手术治疗时不去协和医院，要去北京六院。因为六院离二十二中近，他住在高层，上课间操时，孩子们能看见孙老师站在窗口。”

“他把所有精力、金钱、感情都给了他的学生，学生上大学了、出国了，他还惦记着，别的班的学生有事找他，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学生，他都要帮忙，他是累病的。”

“这样的好老师走了太可惜了，如果可能，我愿用所有的积蓄换他的10年生命。”

自然法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的，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孙维刚老师还是远离我们而去了。孙维刚老师的生活中没有奢华享受和高贵外表，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是他通过他一生的教学，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孩子树立了成人成才的基本准则。这些往往被我们今天学校教育所忽视的准则，正是孙维刚老师和他的学生所重视的；这些我们今天所缺失的教育理念，也会在孙维刚老师的成就中继续告诉我们：如何去创造教育中本不是奇迹的奇迹。

（许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