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成长的摇篮

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有一所学校很是耀眼。她的出现纯属历史的偶然，她的存在也只是短短的几年。她的艰难与她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似乎不太相称，以至于我们忍不住要用好奇的眼光来审读这个传奇。这便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先后被日本军队攻陷。平津地区高校云集，为了保护教育事业不受战争破坏，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北方著名高校决定迁往内地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法、理、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圣经学院，文学院则在南岳衡山圣经学院。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同年12月，随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失守，远离战争前线三干多里的古城长沙的局势也开始紧张。于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不得不再一次流亡，此次目的地为昆明。随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大、南开相继北上（1945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与抗战共始终，存续的时间前后共计八年。比起许多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著名高校，西南联大的存在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可是她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八年之中，前后约有近八千人进入联大学习，毕业于联大的学生约有3800余人。这其中有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宋锷等，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胡宁、张恩虬、李整武、戴传曾、李荫远、肖健、李德平、应崇福等。中国后来的二分之一的学部委员出身于西南联大。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另外还有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西南联大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她是现在学术界公认的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

受时代的影响，作为一个流亡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可是她取得的成绩却是骄人的。这对特别注重办学条件的现代人来说，的确是个奇迹。然而奇迹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吗？当我们一遍又一遍阅读有关这段历史材料的时候，一些原本模糊的印象开始变得清晰，它们一点一点地汇成我们心中不灭的记忆！

这，还得从长沙临时大学内迁说起。

横过湘黔滇，徒步进西南

在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这么一句话：“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它所反映的正是三校的两次搬迁。从喧闹的城市来到风景优美的衡山湘水，师生们以为终于有了安静的环境可以静心教书、读书和做学问了。所以教师热心教学，学生专心学习。空闲时邀上好友游园观景，对前线战事也只是三五成群地漫谈罢了，然而这短暂的静谧还是被日本的飞机炸散了。长沙一些无辜平民被炸的消息再也难以使同学们保持平静的心情，战争年月没有世外桃源！于是，一部分同学毅然决定离开学校，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去前线参加抗日战争。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作撤离的打算。

1938年2月19日，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召开誓师大会，决定分三路入滇：

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第三条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这条路花费不多，可是最为艰苦。他们要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徒步三干里平坦大道尚且困难，更何况这一路崇山峻岭，匪徒出没。即便如此，仍有267名家庭贫困、身体健康的男同学选择了这条路。联大也有十几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团，这其中就有闻一多。

闻一多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在学校教《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等课程。他博学多才，深得学生爱戴。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像他这样的名教授是完全可以乘坐火车或轮船舒舒服服地到昆明，没有必要和学生一起受罪的。有学生对此表示不解，闻一多严肃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自己一直在大城市里教学，和广大山区农村隔绝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之甚少，真是醉生梦死！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就这样他参加了步行团，那年他40岁。

两百多人的旅行团采用的是军事化管理。同学们被分成两个大队三个中队。中队长由三位教官分别担任，小队长则全由同学担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同行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另外，配备事务员一人，医生三人。队伍出发时每人发给军服一套，草鞋、绑腿各两双，油布伞一把。每人限带路上必需生活品八公斤。配备两辆卡车装运行李和锅碗等餐具。

这一路多雨。行军号吹响后，师生们常常顾不得避雨，撑开伞就走了。有时天阴雨无常，同学们干脆伞也不撑，就在飘飘洒洒的雨中一路前行了。棉袄淋湿了，晚上在宿营地用火烘干了第二天继续穿上行军。开始时，同学们排成两列纵队出发，可是学生军团毕竟不是真正的士兵，步伐大小不一致，常常后脚踩前脚。加上道路泥泞，同学们暗自叫苦不迭。幸好团长及时调整了行军方式，宣布“只不准超前，落伍者听便”。于是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体力，自主决定行军的速度和同行的伙伴。早到者早吃饭，晚到者晚吃饭。每天吃晚饭时，只要清点饭碗便知道人有没有到齐了。这种类似散步的方式倒也缓解了行军的疲乏，同学们就这样走完了3600里路，每天少则60里，多则八九十里。

湘西贵州地区崎岖不平的山路增加了行程的艰险。五里关、镇雄关、关索岭等都是坡度极陡的山路，翻越它们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贵州二十四盘盘山公路因其呈24个“之”字形而得名。行走其间必须十分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尸骨不存。飞架于湍急水流之上，连接陡峭悬崖的铁索桥更让人害怕。每次走这些险道，同学们都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可是，自然险境的考验还只是一部分，行军的艰险还来自许多人为的因素。湘西地区常有土匪出没，步行团黑夜押送行李时唯恐惊动了土匪，不敢打手电，摸着黑来回扛运行李。有一次，步行团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土匪正朝他们迫近。消息传来时，人群中充满了紧张恐怖的气氛，大家惊恐得不敢合眼。土匪最终没有来，师生们平安度过了一夜。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沈从文按张治中的布置，事先已经和湘西的各方势力打过招呼。土匪们听说是从敌后逃难来的穷学生，才没有为难他们。

当然，行军不全都是艰险，这一路也有欢乐。途中遇有名胜古迹，师生们必定前往参观，这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散步式的行军方式给了他们这种便利。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同学们利用机会，沿途考察各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收集了两千多首民歌民谣。步行团来到贵州黄平时，地方上还特地组织一些苗家姑娘和小伙子举行舞会，吹着芦笙，跳着舞欢迎他们。师生们观察了苗家的风俗民情，开阔了眼界。而当地的老百姓也有机会听到了数千里外的战场传来的战况。

4月28日，历时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以师生的安全到达宣告结束。这一路有“艰”，有“险”，也有“乐”。对270多位师生来说，这次旅行终身难忘。从旅途中锻炼出来或激发出来的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精神，为他们接下来在西南联大艰苦环境里的求学生活甚至一生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如一位当时参加旅行的学生所言：“平津三大学向西南迁移的过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特别是在路途艰难、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以徒步行军的组织形式和冲破险阻的坚强意志，师生们始终保持健壮的身体和旺盛的精神，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平安到达目的地，这无疑是每个人都经得起考验和锻炼的充分表现。这对广大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后来的成才立业来说，则是开始打下不怕艰险、不怕困难、坚持原则、敢于突破一切前进中的障碍的精神基础。徒步事在个人，它可以锻炼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精神毅力；行军事关集体，它可以养成同学们齐心协力的集体观念。因此，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有什么精神的话，那么这种精神应当是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学风与士气所融合的统一体，而在这统一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3600华里的因素在内。”

长途跋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生活从此可以安适，等待广大师生的依旧是无数个困难。

艰苦的条件，乐观的生活态度

提起大学，我们总会联想到宽敞的教室、拥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幽雅宁静的校园……然而抗战时期流亡后方的西南联大却没有这些。她艰苦的办学条件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今天的任何一所高校的环境都要比西南联大好上百倍。

师生们到达昆明后，长沙临时大学奉教育部命令，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没有校舍，就租借昆明的一些会馆、中学、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等地方作为联大的校舍。理学院、工学院以及后来增设的师范学院就分散在上述几处上课。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起初并不在昆明，而是远在蒙自，租借蒙自海关、法国领事署、法国医院旧址作为校舍。后来学校在昆明城西北买地建造了新校舍，文学院、法商学院才最终迁入新校舍和理学院共同使用。

新校舍，以我们的想象，不是高楼大厦，最起码也应该是白墙砖瓦。可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连这个最低要求都无法达到，它只是一排排茅屋草舍。就是这样简陋的茅屋草舍竟出自于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手，在他们手中诞生这样的作品，其中的酸苦与无奈也许是他们终身都难以忘怀的。梁思成夫妇在接受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的任务后，很快拿出了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即便如此，设计方案仍被否决了，学校所能承受的只能是茅草房。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梁思成愤怒了，盖草房还用他来设计？普通农民都会！况且，学校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时局的困难迫使梁思成夫妇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设想。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从他们的设计稿中走出来，变成了现实，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铁皮屋顶的教室每逢下雨，叮当之声不绝于耳。太阳出来时，教室又迅速升温。如果太阳很强烈，教室顿时就会闷得像蒸笼。茅草盖的宿舍倒冬暖夏凉，可是却抵不住大雨的侵袭。下雨时，室内免不了要跟着下小雨。有时，室外不过一阵子的雨，室内却滴滴答答几个小时不停。睡在上铺的同学可遭了殃，自己的脸盆不够用，还得借用下铺同学的，有的同学索性撑着雨伞睡觉。雨季过后，紧接着便是昆明的风季。漫天的风沙吹得教室、图书馆和寝室的桌子上、被盖上厚厚一层黄土。即使费了力气打扫干净，不过10分钟又会蒙上一层，去之不尽。夏天来时，跳蚤臭虫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爬到床上，躲在衣服里，搅得同学们寝食难安。

住尚且如此，吃穿也好不到哪里。昆明在抗战时期，一直是全国物价较高的城市。在别的学校，同学们缴上贷金或依靠公费总可以勉强维持伙食。在联大，除了公费，同学们还得自己再去筹措一笔伙食费。即使这样，学校也只能供给两餐饭。饭，是被人泡过水的总也煮不熟的黑米，加上十分之一的谷子、稗子、沙子、泥巴，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菜，有盐无油已经算比较好的了，有时甚至连盐都没有。至于几菜几汤，荤素搭配，那更是奢望。学校能在“五四”或旧历年节贴钱给伙食团加餐，就是同学们很好的享受了。

饭菜的粗糙已是事实，然而卫生也无法保障。联大厨房同时也是厨子们睡觉的地方，它的脏是远近闻名的。烧菜的油烟把厨子的被子里外都镀上了一层有几分厚的黑色胶状物。厨房里的桌子、地面常年没有打扫，到处是污秽的灰尘泥渣，耗子、苍蝇频繁出没。这样的厨房里烧出来的饭菜难免会夹杂着苍蝇、老鼠屎、跳蚤、臭虫，甚至长串的头发，联大的学生对此也见怪不怪了。

联大的学生大多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而来，战争切断了沦陷区同学的经济来源。起初学校的贷金还能维持生活，物价上涨后，同学们连温饱都难以满足。为了生存，联大很多学生都在外面兼差。他们有的为学校打临工，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有的出去卖报纸，有的给别人做家教，有的在商店里做会计，工学院的学生给厂里擦洗旧机器。运气好的，到小学当兼职教员，收入还算可观。其他兼差的收入就很微薄了，除去平日必需的花销后，所剩无几，要添置衣服就很难了。联大的学生穿着都很朴素，有的甚至衣衫褴褛。一件衣服补了又补，缝了又缝。袜子补得几乎露不出一块原来的颜色。大多数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于是，坐在太阳里等衣服干了再穿上的同学就不在少数了。

西南联大不仅学生的生活艰苦，教授的生活也不宽裕。抗战前，教授的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清华大学教授的收入为300—400元，最高可达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的收入为30—100元，工人为9—25元。不难看出，当时教授的工资待遇是很不错的。可是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教授的生活也变得十分困难。以1943年为例，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因物价比战前上涨了405倍，教授的3697元收入实际只相当于战前的8. 3元！这点收入只够维持一家半个月的生活。为了维持生计，教授们常常不得不另想办法，这样的事例就多了。闻一多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在联大上课外，还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完学生作业后还要为别人刻图章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要是不幸长期患病，那么经济就更困难了。变卖自己的藏书也成了教授们换取生活费的重要途径。联大法学系教授费青，长期患病，因没钱看病，不得不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这批藏书后来被北大法律研究部以3000元法币买下。历史系教授吴晗为妻子看病，花去了很多医药费，后来连去上海看病的旅费都没有了，不得已，吴晗只得变卖了16箱书籍还债、凑旅费。

书是知识分子的宝贝，教书、做学问都离不了，若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动起卖书的念头的。可是西南联大不止一位教授卖掉自己的藏书的情形，足以说明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困难。

教授的收入不够维持家用，不足的部分只好由夫人们想办法了。于是，教授夫入们经常做些帽子、围巾、食品等小物品拿出去卖。西南联大流传过校长夫人挎篮卖糕点、摆地摊的故事，她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梅夫人和潘光旦教授的夫人曾做过一种名为“定胜糕”的糕点，这是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夫人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点做好后由梅校长的夫人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有人建议她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碍于校长的面子，梅夫人没有答应，她依旧坚持步行去卖，路走多了，脚都给磨破了，受到感染引发炎症。梅夫人和一些教授夫人参加了昆明女青年会的活动，参加活动的人要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夫人备饭。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她只好铺一块油布摆起地摊，把孩子们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和她自己的衣服等拿出来卖，勉强备上了那顿饭。

战争带给国家和民众的是无尽的灾难，然而战时的学生在饱尝各种艰辛后，并没有变得颓废，相反，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弦歌不辍。多年后，他们中走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之父邓稼先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知名人士。

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数学，曾在厦门大学任数学教授。1929年，应清华大学之邀，聘任为数学系教授。战争爆发后，杨武之一家随清华大学辗转到昆明。杨振宁也随后进入了昆明的昆华中学，读高中二年级。1938年，高二念完后，他以同等学力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1944年，他从联大研究生院毕业，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1945年，杨振宁去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和李政道在宇宙定律透视性方面的杰出研究，他们俩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

在杨振宁看来，在他的一生中，奠定他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他在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另一个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他曾在多种场合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那是一段被他认为是在自己的一生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求学时光。联大认真的教学风气，使他在六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正如杨振宁所说，是与联大严谨的教学风气和民主自由的校风分不开的。当年的联大毕业生在回忆他们的求学生活时，无不感叹联大学习氛围的浓厚和教师要求的严格。

浓厚的学习风气，一流的学者群体，造就了辉煌的成就

西南联大的教学以认真著称。西南联大实施“学分制”，规定每个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满132个学分（多修不限），相当于30门左右的课程。每一个学生，在学期学习中，如有二分之一不及格，勒令退学；如有三分之一不及格，可留读一学期，读后如仍有三分之一不及格，也得退学；如所读系科的主课不及格，要转系，例如，读经济学系，而经济学概论不及格，就没有资格读经济学系。

正因为有严格的淘汰制度，联大的学生学习都很刻苦，不敢有丝毫懈怠。指定的参考书不得不看，布置的习题不敢不做。教授列出参考书后，同学们一下课就冲到图书馆借，可是图书馆的书有限，大家只好轮流着，一本书常常要辗转几个人之手。那时，并不是每一门课都有教科书的。事实上，联大教授上课，很多都是讲自己研究的心得成果，而学校又无力印发讲义，所以，学生听课就只能靠一支笔、一叠纸做笔记了。联大很多教授的精彩之作和独到见解就是由笔记流传于世的。

图书馆是联大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无论白天夜晚，酷暑严冬，图书馆都座无虚席。每天图书馆开放之前，门外早已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就等着门一开抢着去借书处排队，借出各种指定的参考书。为了能占到位置，同学们至少要三个人合作。一个人负责占座位，一个人负责递上借书单，而另一个人负责买饭。占不到位子的同学只好另找学习场所。联大没有固定的教室，宿舍里光线太暗不利于读书，于是学校附近的茶馆成为学生常去的地方。“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在茶馆喝茶、聊天、打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读书写作业。联大有个学生，堪称泡茶馆的高手，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然后要上一碗茶，吃着烧饼开始看书，一直到晚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其间只出去吃两顿饭。联大附近的茶馆因为常有学生光顾而变得生意兴隆。

与“学分制”相配套的是“选课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若干课程。一、二年级重在打基础，必修的基础课多，到三、四年级时选修的科目就多了。实行选课制，实际上对教师也有很大的压力。由于学生有选课的自由，教师如果教得不好，就很有可能没有学生选这门课。如果一个教师的课长期不受欢迎，那么院、系负责人就要认真考虑教学质量了。有些全校性的或全院性的必修课，由于选读的人多，每年都有两三位教授同时开课，这时学生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如果一位教授的课去听的人越来越少，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了。选课制，实际上也促进了教授之间的学术竞争，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是有帮助的。

西南联大汇集了三校众多著名的教授。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不仅把原来各自的优秀传统融合起来，而且荟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达到300多人，其中有许多像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这样的大师，校务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管理。教授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校长也是著名学者、管理大家。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的教学风气，为创造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立下了汉马功劳。他们中的多数人既受过比较完整的传统教育，又有着留学国外著名学府的经历。1945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北上复校时，曾做过一个统计：联大的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留美。他们学成归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顶梁柱。西南联大的成立，将当时中国学术界第一流的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到一起来了。名家聚集，同学们能有幸听到不同见解，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联大继承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各种学术派别都有。名教授讲课时，不但教室中挤满了人，而且连窗外都站满了人。

由于西南联大有着全国一流的教授群体，因而在学术上有了保障。除了一流的学术水平，联大教授高尚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不能不说也是联大成功的因素之一。正如前面所说，抗战时期教授的生活也很困难，然而即使沦落到卖书的地步，他们仍旧能潜心学问，热心教学。1941年，在国家经济异常困难时，教育部曾有个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他们联名上书校方表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辛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至因不均而滋怨”。他们一致表示拒绝接受这项特别补助，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安贫乐道的精神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榜样。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高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为北京大学。北大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学生中富豪子弟不少，他们无心向学，经常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把上大学只当作晋身之阶。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彻底改造了北大，使北大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思想倾向革新的人来北大任教，同时辞退了许多不学无术、整日混日子的教员。他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论什么学派，只要言之成理，就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不分新旧，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大学生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几年的发展，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早期的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所以又被称为赔款学校。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庚子赔款中的余款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根据协定，清政府于1909年成立游美事务处，负责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同时，清政府着手筹建游美肄业馆，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训练毕业后，择优送往美国肄业。1911年游美事务处和肄业馆迁入清室皇家园林——清华园，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留美作准备，使学生出洋后能够适应美国的课程和生活。因此，清华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等，几乎一切都仿效美国。学校分中等和高等两科，各四年。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实际上是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毕业到美国后一般插入美国的三年级。1925年以后，清华公开招收大学部学生。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改为正规大学。此后，清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的教育界所称道，“教授治校”就是其中之一。

南开大学是在私塾的基础上由张伯苓创建起来的。张伯苓早期在严范孙和王奎章两家家馆教书。1903年，张伯苓与严范孙考察日本后决心创办中学。1904年，张伯苓合并了严、王两馆办起中学。南开中学建立后，倡导新学，很有成效，社会上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纷纷解囊相助。1911年，南开设立大学，后得捐款，在天津城南八里台附近购地建造大学校舍，八里台成为南开大学的新校址。与北大、清华相比，南开没有优越的背景，但它在校长张伯苓的领导下，在抗战前也发展成为北方人所共知的优秀高等学府。

三校创立的历史各不相同，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是历史的机缘让它们走到了一起，组成了新的群体——西南联大。在患难与共的八年里，它们在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校风上相互尊重、相互关怀，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它们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

张克等在总结西南联大的精神财富的时候指出，西南联大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所创造出的光辉业绩和精神财富，令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界都深感震惊，也使我们当代的教育工作者感到自豪和骄傲。虽然如今的高校已与西南联大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相距甚远，但“联大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后人的启迪深远。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西南联大以“刚毅艰卓”为校训，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自觉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学术精神。学校鼓励不同学派观点的教师开设课程，同一门课程常常有两位或多位教师来讲，教师们常常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及观点新知应用于教学之中，他们观点不同甚至相反，这样，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新见解，受益无穷。如陈寅恪先生公开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二是对青年学子的理想信念和民族忧患意识教育。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为艰难，教师们的生活也极为清苦，学生们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温饱，但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志向。联大教师大多亲身经历过无数的国耻，这些告诉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艰辛和应尽的责任，他们求知学成后，首先想的就是如何报效祖国。三是严慈相济，用高度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师职业，引导青年学子求真、创新、成才。

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西南联大的辉煌连同她的艰难困苦都已随着历史的车轮而远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今天，当我们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无不感慨万千，它对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教育方面的发展，影响不可谓不深。

（谢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