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5-3中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参加家教、补习班、兴趣班支出以及购买课外书籍、玩具支出两个方面，这两项支出在东部发达地区（浙江宁波）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江西吉安）都占到总支出的80%以上，相对来讲，东部发达地区的家教、补习班、兴趣班支出比例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购买书籍、玩具支出比例正好相反；外出旅游、校外专项活动支出水平不高，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社会捐赠支出比例非常低，分别为2.9%和2.2%，两类支出相加都低于总支出的20%，这两类支出在两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家长将教育支出主要花费在学习上，对于子女其他方面的满足和需要很少顾及。从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社会捐赠支出所占比例非常低这一事实也可透视出家庭在道德培养方面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子女道德和心理等方面的未来取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家庭获得或控制有价值的资源（如财富、权力与社会地位等）的能力，它反映了子女获得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子女的未来取向，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者曾采用大量不同指标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作用，其中最常用的是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和父母教育程度三个衡量指标。研究者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认知、学业成就、道德素养、心理素质等方面最重要的背景因素之一。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青少年更容易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抑郁和问题行为。[2]研究还发现，在关于个人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方面，低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与消极的未来取向联系在一起，如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对未来的思考缺乏明确性，乐观的期待较低，对未来控制的信念较弱；[3]在未来的目标取向上，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强调职业目标，而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更倾向于教育和娱乐目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对未来思考拓展得更远，尤其是对未来职业水平、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的思考更为深远。[4]
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关系问题，张玲玲博士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后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对未来主要发展领域的探索、投入和情感体验，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母收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专业性越强，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对个人未来教育、职业和婚姻投入越多，对其未来发展的态度越积极。[5]为了了解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子女未来取向的影响现状，笔者也对此进行了调查，统计数据见表5-4，为了统计和分析便利，笔者只对“家庭收入”和“母亲学历”（由于母亲在家庭中对子女的影响超过父亲）两个衡量指标进行统计。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发现如下规律：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对未来的职业和个人声誉关注越多，呈正相关关系；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对未来收入的关注呈负相关关系，即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对未来的收入反而关注不多，中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对未来教育、婚姻家庭给予最多的关注，这些现象与上述先前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其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对未来思想道德境界的关注度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对未来思想道德境界的关注度反而低，中下游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子女对未来思想道德境界的关注度反而高，总体而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对未来思想道德境界的关注度都偏低，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不完全相符。
表5-4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对未来的关注情况统计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对未来的关注取向是不一样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其背后原因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的期望、教育和影响不同直接相关。为了深入分析此问题，笔者特意统计相关数据，以期了解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不同期望的现状，统计数据见表5-5。整体而言，家庭最重视子女的学习和特长培养；其次是重视素质和特长的培养；再次是道德品质的培养；对子女“不抱有特别期望，顺其自然”的家庭不多，其比例加权平均低于10%。从不同衡量指标的具体影响来看，首先是母亲职业对子女学习期望的差异最大，职业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母亲非常重视子女学习的比例为57.5%，而母亲为家庭主妇或失业者非常重视子女学习的比例为41.1 %，两者相差16.4个百分点；其次是母亲学历对子女道德品质期望的弹性最大，研究生学历的母亲非常重视子女道德品质培养的比例为36.5%，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相关比例只有26.4%，两者相差10.1个百分点；再次是家庭收入对子女道德品质的影响最特殊。母亲职业、母亲学历这两个衡量指标与重视子女道德品质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家庭收入与重视子女道德品质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收入越好的家庭，对子女道德品质的期望越低，而家庭收入差的家庭对子女的道德品质期望反而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面提到的“高社 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对未来思想道德境界的关注度反而低”的调查结论。
表5-5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的期望（限最多选两项）
注：用百分比来表示该类家庭对该五个选项的选择情况，由于可以多选，所以同一类的 五个选项百分比之和超过100%。
二、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的人际关系环境现状
人际关系环境是指处理家庭各种关系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关系倾向，主要包括亲子关系、家庭结构和规模、家庭情感、家庭气氛、行为原则等要素。人际关系环境受物质条件环境的制约，同时是精神意识环境的集中体现，是家庭德育环境的重心所在。
（一）亲子关系日趋民主与平等，但思想观念冲突不断
亲子关系是人生中形成的第一种人际关系，任何性质的家庭教育，都绕不开亲子关系这一关键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说，亲子关系是家庭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良性互动的亲子关系是家庭道德教育有效运行的前提和保障。亲子关系越和谐亲密，父母教育的感染力就越强，家庭道德教育的效果就会越好。反之，亲子关系越淡漠、疏远、紧张，家庭道德教育的感染力就越小。那么，在当代中国现实家庭生活中，亲子关系现状如何呢？
对于亲子关系的现状问题，一直被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所关注，青年学者邹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各类家庭亲子关系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调查结果（见表5-6）发现：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亲子关系总体比较好，关系融洽的比例高达75.1%。与此同时，亲子关系呈现一些年龄阶段特征和区域差异，亲子关系与年龄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子女年龄增大，亲子关系的融洽度逐渐下降，紧张关系反而逐渐上升；另外，城市家庭亲子关系融洽程度要高于农村，农村家庭亲子关系紧张程度要高于城市家庭。
表5-6 各类家庭亲子关系状况的调查统计
来源：邹强：《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 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51页。
对于当代中国家庭亲子关系的现状，笔者也进行了实证调研，结果发现：青少年一代更以自我为本位，特别是独生子女，他们更反对单一的生活价值，反对循规蹈矩、盲目从众，追求与家长之间的平等与民主。家长也逐渐摒弃长者高高在上的观念，开始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观念，尽可能营造亲子之间自由、平等、民主、互敬互爱、温馨和谐的新型关系。从表5-7的统计数据可知，绝大多数家庭都邀请子女参与家庭重大事务，从不邀请子女参与重大事务的家庭比例低于10%。从这一指标可以看出目前的亲子关系更趋于平等，但从总体来说，东部发达地区（浙江宁波）的家庭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江西吉安）的家庭略显更平等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在涉及子女的重大事务时，绝大多数父母都事前与子女商量，事前事事商量的家庭分别达到了16.0%（浙江宁波）和12.3%（江西吉安），而事前经常与子女商量的家庭比例分别达到了43.4%与45.6%这个指标可以看出目前的亲子之间比较民主，并且亲子之间的民主程度超过平等程度，亲子之间的民主程度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不大。
表5-7 亲子关系民主与平等状况的描述统计
注：“A”表示宁波市某中学，“B”表示江西吉安市某中学。
亲子关系是影响未成年子女道德发展的重要因素，决定了家庭道德教育能否顺利进行。在亲子关系走向民主、平等的趋势下，亲子关系互动不协调，亲子关系存在代际冲突等现象还很普遍。从调查数据（见表5-8）可以看出，亲子之间“经常冲突”比例分别占了12.4%和8.6% ，“有时冲突”的比例分别高达45.6%和43.5%。冲突领域主要发生在学习问题和生活问题上，两者之和占冲突原因的70%以上。子女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与父母约束管教过多的矛盾，父母与子女因生活经历差异而产生思想观念的对立与矛盾，这些矛盾都有可能导致家庭道德教育不能有效发挥，甚至适得其反。
表5-8 亲子冲突描述与冲突领域的调查统计
注：“ A”表示宁波市某中学，“ B”表示江西吉安市某中学。
（二）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和多样化，给家庭道德教育带来新挑战
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所构型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不同的家庭结构，由于家庭成员的组合关系和组合方式不同，导致家庭环境、家庭成员关系、家庭教养方式的不同，最终影响到家庭成员的人格和道德等方面发展。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 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 34人。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生育水平持续下降、迁徙人口增加、婚后小家庭独居等因素的影响。[6]家庭成员数量的减少和代际序列减少意味着有更多比例的核心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而流动人口的增加，却有可能增加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空巢家庭等特殊家庭的比例。
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这是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重要特征。据统计，2000年中国家庭的独生子女率已经达到了21.93%。在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和上海，独生子女率已经分别达到了42. 30%、47. 68%和49.82%，已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独生子女率。独生子女的道德品质现状如何？如何教育好独生子女？这是全社会一直在关注的问题。1993年，中国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云晓发表了《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使人们对独生子女问题的关注达到了高潮。在那场中日儿童之间的“较量”中，中国独生子女们怕苦怕累、动手能力差、缺少爱心、缺乏生存意识和环保意识等等令人汗颜的表现，加剧了国人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担忧，由此也激发了学者研究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社会责任感。
在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的早期，独生子女是“小皇帝”、是“问题儿童”的观点成为主流观点。随着独生子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对独生子女是“小皇帝”、是“问题儿童”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一些学者[7]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在成长早期，由于家庭环境不同，特别是家长教养方式不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品质、道德行为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当儿童开始走出家庭，走进学校、社会，其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更多地受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在个性品质、道德行为方面的差异就明显地减少了。独生子女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其“独生”的家庭环境容易产生一些独特的心理状态，世界上没有天生的独生子女心理特征，只有在一定家庭条件下形成的独生子女心理特征。因此，独生子女问题的答案应该到家庭中去寻找。
独生子女处于独特的家庭生长环境，既为儿童的身心发展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也可能产生某些不利影响。从独生子女的人格心理发展的现状来看，一方面，由于家庭生育人口减少，使得独生子女享受到充分的物质保障，生活条件更优越；由于独生子女独特的家庭地位，使之享有家庭内部全部的爱，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由于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育孩子。因此，独生子女的学习能力和文化程度明显地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注重于个人价值及个人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缺乏与同龄人的交往机会，因此，交往需求强烈，自我中心明显，缺乏协作精神和交往技能，北京地区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有60%的孩子愿意结识新朋友，但63%的孩子在遇到心情不好时找不到人帮助，35%的孩子经常感觉到孤独；[8]由于父母有时间和精力为独生子女解决一切生活上的事务，使得独生子女的劳动能力、自理能力相对较差，对他人的依赖性和依附性突出，一项对1270名五年级的小学生的统计显示，每天能坚持自己洗脸、穿衣、盛饭的仅占55%，另一项调查表明51.9%的小学生长期由家长整理生活用品，71.4%的学生生活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只有13.4%的学生帮父母做些家务[9]；由于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在成长中很少经受挫折，很少经受锻炼和磨砺，使得独生子女意志薄弱，挫折耐受力差，感情脆弱。
从独生子女道德发展的现状来看，一是道德发展相对滞后。独生子女面对单一的家庭关系，没有持久的伙伴关系，缺乏强烈的道德需要，再加上不少家长道德教育的意识不强，因而道德发展动力不足，道德发展相对滞后。二是道德发展呈现“假熟”状态。本来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却说着大人的话、做着大人的事，表现出成人的行为方式，俨然是个“小大人”派头，“小大人”现象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道德假熟”，这与独生子女一直在成人的环境中生活直接相关。“道德假熟”使孩子在过早的人生阶段接触社会上不真、不善、不美的东西，对小孩的道德发展和家庭道德教育都不利。三是道德发展中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脱节。据调查，大多数独生子女对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认识常常优于非独生子女，但由于独生子女缺少直面道德冲突、自行道德选择的机会，其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道德他律没有顺利转向道德自律，因此，道德践行与道德认知相脱节。
由于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的缘故，当今中国的家庭结构日趋多样化，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空巢家庭等特殊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与核心家庭相比，单亲家庭、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等特殊家庭中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问题更为社会所关注，人们更多把他们与问题少年、无知少年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但侧面反映出特殊家庭在家庭德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特殊家庭的儿童在人格方面有许多消极特征，如个性比较内向、对人冷淡、不愿交际、情绪不稳定、缺乏进取心和逆反心理强等；与核心家庭等正常家庭相比，以单亲家庭的未成年子女问题最多。[10]据1993年上海市的一份调查显示，不健全、缺损家庭的青少年犯罪率是正常家庭的8倍以上，离异单亲家庭中有54%的儿童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有68%的儿童的情绪受到干扰或极大变异，有59%的儿童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心理偏离行为。[11]
现以单亲家庭为例分析，大量事实表明，单亲家庭子女道德教育现状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单亲家庭教育方法或简单粗暴，缺乏温情；或迁就溺爱，加倍娇宠。单亲家长或把孩子当出气筒，经常迁怒于孩子，甚至无故打骂孩子，在这种惊恐不安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容易形成压抑、孤僻、胆小、自卑、缺乏信任等性格特征，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意志、情感、品德的发展；或出于强烈愧疚心，对子女精心呵护，娇生惯养、过分纵容，滋生各种坏习惯或不良道德品质。二是心灵沟通不够，亲子关系残缺。更多的单亲家庭因家长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小孩的感情需求，对小孩沟通不够，再加上缺少一方亲情，照顾不到小孩心理方面的安抚和引导，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道德教育，影响了小孩的个性特征和道德品质的发展。三是单亲家庭对子女期望过高，使子女背负太多的期待，压得小孩喘不过气来，违背了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可能引起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促使小孩走向反面。
（三）家庭情感交流不够，温馨家庭氛围有待培育
良好情感是良好性格和良好道德品质的基础，《学会生存》从全球教育发展的角度提出，“教育的一个特定目的就是培养感情方面的品质，特别是在人和人关系中的感情品质”[12]。家庭是培养情感的熔炉，环境心理学研究认为家庭环境具有多重教育功能：一是家庭具有防止孩子承受社会压力的功能，使孩子有安全感，这是保护功能；二是家庭具有向孩子传达社会要求的社会化功能，使孩子从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家庭情感教育是以培养各种情感为手段，使孩子形成健全的个性和人格，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这是家庭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人类的动力系统，道德教育活动，没有情感的投入，道德规范是难以内化为道德信念和外化为道德实践的。“知识的道德”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实践的道德”，以情感为核心的动力系统才是个人道德发展的内在保证。在众多的情感体验中，家庭中的亲情是人类内心深处一种最基本最稳定的情感，其对于家庭道德教育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家庭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但现实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重视道德的理性教育而忽视了道德的感性教育。道德理性教育是一种明善的过程，是培养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的过程；而道德教育的关键点是道德认知的“内化”和“外化”，这受制于个体的情绪性因素，即个体对道德教育内容的情感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需求。实践证明，情感参与的家庭道德教育才是高效的道德教育，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意识观念不强和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家庭情感这一重要工具在家庭德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挥。
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长与小孩的爱，尤其是母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情感力量，非常有助于小孩安全感的获得、信任感的建立、道德情感的培育。实际上，家长与小孩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时间久、关系持久，家长可以利用很多日常机会，通过情感的感悟与渲染来对小孩的道德观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习惯进行教育和训练，达到事半功倍的德育效果。但现实的情况是家庭情感沟通内容单一，情感沟通不够深入，并随着小孩年龄的增加而沟通逐渐减少，影响了情感在家庭德育中作用的发挥。据调查统计，小孩回家，绝大多数家长问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学习得怎样？”问完后就没有下文；70.3%的孩子认为与父母谈话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学习上；有58.7%的小学生觉得“自己和父母能沟通，能讲心里话”，到了高中这个比例下降到17.5%，到了大学，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4.3%；与此相反，“与父母谈不来，难沟通，更难说心里话”的小学生占7.3%，高中生达到21.7%，大学生则达到36.0%[13]笔者对此调查统计显示，57.8%的学生与家长沟通的主要内容是谈学习，沟通内容无话不谈的只占12.5%，而有5.7%的学生与家长“无话可谈”，这说明当前家庭沟通内容单一、广度不够这一现象尚未改观；与沟通广度相比较，学生与家长沟通的深度稍有所改善，有37.6%的同学认为谈话内容比较深入，18.5%的同学认为谈话内容非常深入；另外，学生与家长的沟通频率太低，每日、每周进行沟通的比例还不足45%。
表5-9 学生与家长的沟通广度、深度和频率的调查统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情感沟通的现状，笔者通过深入访谈发现：除了工作、学习、生活节奏日趋加快等主观原因外，家长的沟通意识、沟通能力不强是家庭情感沟通不畅的另一重要原因。家长是孩子的直接榜样，家长应具备热情而深厚的感情，开朗的性格，以良好的情感品质和道德素养影响孩子。家长要善于表达自己对小孩的内心情感，对孩子施以理智的爱，做到尊重与要求相结合。了解是沟通的条件，尊重是沟通的前提，倾听是沟通的关键。孩子都期望家长能多抽些时间陪一陪小孩，或多一些面对面的平等交流机会。笔者通过调查宁波市某小学五年级学生，问孩子儿童节最想从父母处得到什么礼物？其中有90%以上选择“最想与爸妈快乐地玩一天”，由此可见，小孩是多么的渴望与家长沟通交流啊！
为了改善家庭情感沟通，营造浓浓的、温情脉脉的家庭情感氛围非常重要。一首耳熟能详的儿歌，就唱出了一股温馨的家庭氛围：“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慈祥。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好花园，四季花开常飘香。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没有你，你的恩惠比天高。”家庭气氛近乎无形，但能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小孩的心理和行为。鲁洁等人的研究表明，生活在“和睦”“平常”“紧张”三种不同的家庭气氛下，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品德等级依次为：“和睦”最好，“平常”次之，“紧张”最差。[14]魏书珍、衣明纪等人采用问卷法对595名10～13岁儿童的性格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家庭气氛对儿童自律性有直接影响，家庭气氛和谐的儿童自律性高，父母经常争吵的小孩自律性低，而且成人行为对儿童有榜样作用。[15]由此可见，温馨的家庭气氛蕴涵着家庭的活力与生命力，对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和家庭德育有重要影响。
家庭气氛是家庭成员互动的结果。温馨家庭气氛的营造则牵及到家人间的沟通方式、家庭规则的运行、家人间的关系、家庭成员的自我价值感、整个家与外界的关系等诸多因素。[16]现实的家庭气氛因不同家庭成员的价值取向以及代际观念偏差等因素影响，并不能令人欣慰。据邹泓、李晓巍、张文娟对六城市2341名中学生问卷调查显示：和谐型、高亲子冲突型、高父母冲突型、双高冲突型的家庭分别占30.6%、24.9%、 24.4%、20.1%。[17]由此可见，温馨的家庭气氛还有待培育。
三、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的精神意识环境现状
家庭道德教育精神意识环境反映了家庭的道德心理、道德价值追求，以及与之相统一的知识素养和审美取向，主要包括家庭德育观念、家庭德育态度、家长素质、家庭德育目标、家庭德育内容、家庭德育方法、家长教育能力等要素，它是家庭道德教育的软环境。精神意识环境是家庭德育环境的动力，是物质条件环境和人际关系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反映。
（一）家庭德育意识不够强，德育理念较保守
所谓家庭德育意识，是指有关家长对家庭道德教育的观念和认识，主要包含对家庭德育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对德育基础知识的认识，对德育基本原理、方法途径的认识。简言之，是对德育规律性的认识，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才能产生德育的自觉性。德育为先、育德在家是古代中国家庭的传统，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家庭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文化多元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影响以及家庭结构、家庭环境的改变，当代中国家庭德育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大多数家长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但是普遍关注子女的知识获取和学习成绩，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关注较少，家庭德育意识不够强。笔者的调查统计显示（见表5-10），有42.6%的家长认为家庭是影响孩子道德发展最重要的因素，33.4%的家长认为学校老师是影响孩子道德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而认同网络电视媒体、社会风气为最重要影响因素的分别占13.5%、8.4%。在问到“家庭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时，有88.6%的家长回答“非常必要”或“必要”，有7. 6%的家长认为“无所谓”，有3.8%的家长认为“没必要”。
表5-10 家长的家庭德育意识调查统计
数据显示，虽然有近九成的家长认识到家庭德育有必要，但只有四成多一点的家长意识到家庭对小孩道德发展的重要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出目前的家庭德育意识还不够强，还没认识到家庭的道德教育功能对小孩道德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德育在家长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调查问卷问到“哪方面的教育对孩子最重要”，统计数据显示，只有15. 2%的家长选择了“道德修养”，而选择“学习知识”与“智力开发”的家长分别占了36.5%、31.0%，数据毋庸置疑印证了目前家庭德育意识确实不强这一事实。
（二）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有所拓展，但有失偏颇
德育内容是指用以影响受教育者的经过选择和处理的符合一定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思想观点及其体系。它是进行德育的依据和基本要素，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基本保证。[18]德育内容是整个家庭德育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中介要素。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推动道德生活的相应发展，客观上要求家庭德育内容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充实、调整。
对于德育内容结构体系该如何构筑，近年来德育界对此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叶素梅、赵宝臣两学者提出合理的德育内容体系结构应包括基本内容、一般内容、热点内容和特殊内容四个方面。[19]黄向阳博士认为，从德育内容层次上来划分，可分为德育规则、德育原理、德育理想。[20]还有学者认为德育内容可以分为：方向性内容，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等；认识性内容，包括世界观、人生观、集体主义、审美主义教育等；规范性内容，包括德性教育、法制教育、职业规范教育、纪律教育等；实践性内容，包括国情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21]笔者个人更倾向于詹万生教授的德育“五要素说”，德育内容分为： （1）道德教育，主要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环境道德等；（2）法纪教育，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民主教育等； （3）心理教育，主要包括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意志品质教育、个性品质教育等；（4）思想教育，主要包括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5）政治教育，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政治观教育、国防观教育、民族观教育等。[22]家庭德育应以德性教育、心理教育为重点，与此相对应，学校德育则应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纪教育为重点。
尽管广大家长知道家庭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道德品质教育、为人教育、人格和心理品质教育，但在实际的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德育内容的选择上存在偏颇。一方面，家长更多地停留在教育孩子“节制、正直、勇敢”“尊老爱幼”“讲文明懂礼貌”“诚实不说谎”“勤俭节约”等“私德”层面上，而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要求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爱护公物”、“保护环境”、“诚实守信”、“遵纪守法”、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观念、爱国主义观念等“公德”方面却关注不够，致使现在的小孩尤其是独生子女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崇高理想，“市侩”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家长偏重于对道德品质方面（主要是传统道德礼仪）的教育，而对于较强时代性的内容如环境德育教育、网络道德教育、恋爱与性道德教育、健康心理教育、法纪教育等却关注不够。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家庭德育内容的现状，笔者对不同家庭德育内容的教育频率进行了调查。不同教育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对该德育内容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教育频率越高，则对该德育内容的重视程度越高，反之，则重视程度越低。调查统计数据见表5-11，总体而言，被调查家庭对“人身安全”“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做事负责”“礼貌待人”“吃苦耐劳”这些德育内容的教育频率较高，较为重视。其中浙江宁波的被调查家庭最重视“人身安全”教育，而江西吉安的被调查家庭最重视“尊老爱幼”教育，“教育频率高”的比率分别达到88.6%、78.5%；对“爱护公物”“遵纪守法”“爱护环境”“健康心理教育”的这些德育内容的重视程度不够，“教育频率高”的比率都没有超过60%；对于“为人民服务”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些德育内容的重视程度非常不够，“教育频率高”的比率都没有超过30%。由此可见，目前家庭对德育内容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偏颇，家长关注“私德”培育远远超过“公德”，值得深思。
表5-11 不同家庭德育内容的教育频率调查统计
注：“A”表示宁波市某中学，“B”表示江西吉安市某中学。
（三）家庭道德教育方式方法趋向民主，但还欠理性和科学
德育方式方法是指完成德育任务和实施德育内容的途径和手段。德育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展开和推进，古今中外，人们一直非常重视家庭德育的方式方法，我国谚语“没有教不好的子女，只有不会教的父母”是对此最好的表述。家庭德育失效给社会带来极大困扰，“问题学生”“问题少年”现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不当的家庭德育方式方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当前，我国家庭亲子关系正在走向平等和民主，家庭道德教育方式方法受此影响也应该趋向民主。“虽然说家庭教育方式已经显示出理想化的倾向，但这并不绝对意味着大多数家庭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都能够正确处理孩子学习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能够采取民主的平等的教育方式。”[23]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据广州市穗港青少年研究所一项调查发现，十年间（1995—2004），广州青少年对父母教育方式的不满由23.2%增长到42.8%。[24]
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方式方法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道德行为密切相关。然而，虽然家长对小孩的教育培养更加重视，但现实中仍有许多家长苦于教子无方，特别是对那些顽皮或有“瑕疵”的小孩教育更是束手无策。有调查显示：“上海市区6～14岁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一旦出现分歧，只有11.8%的家长会去请教专家，大部分父母不知或很少寻求教育专家的帮助。当发现孩子的问题后，只有3.6%的父母会‘看家庭教育方面的电视节目、报刊或请教专家’。”[25]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用家庭教育方式量表对北京1800名学生家长近3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方式不当。[26]发达城市北京尚且如此，不难想象，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类似问题的比例远不止于此。
首先，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中感情和控制过犹不及，民主型教育方式比例偏低，溺爱型、放任型和粗暴型比例偏高。情感和控制这两个维度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表现为不同的教育方式。高情感和低控制，就形成过分保护型或过分放任型，即我们说的溺爱型和放任型；溺爱型表现为家长不注意子女自立意识、自理意识，对子女无原则地包办代替，使子女变得依赖、被动、不善于与人交往，使家庭德育趋于弱化；放任型表现为对子女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容易使子女形成不守规矩、散漫、缺乏责任心、霸道、蛮不讲理的性格特征，从而对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缺乏自我约束，容易走入歪道。而低情感和高控制，就形成过分严格型或粗暴型；表现为家长对子女期望过高，干涉过多，忽视子女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容易使子女形成紧张、消极、不自信、不自尊的性格特征，影响个体道德发展。而适当控制和适当情感才是家长最佳的教育方式，即民主开放型，这种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德性培养才是有利的。当前中国家庭德育方式在情感和控制两个维度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溺爱型和粗暴型教养方式还普遍存在，民主型教养方式的比例还不算高。据李天燕对成都市小学生进行的调查统计，家庭教育方式“基本正确”的家庭占47.25%，“带有粗暴型倾向”的占31.19%，“带有溺爱型倾向”的占18.81%，“带有放任自流型倾向”的占2.75%；粗暴型教育方式的家庭较多，应该引起注意。[27]范中杰教授通过对广东惠州市抽样调查发现，家庭教育方式属于民主型的仅占7.4%，而专制型教育方式占7.3%，此外，绝大多数家庭（85.3%）的教育方式是介于民主型与专制型之间。[28]家庭德育方式是造成小孩道德发展障碍和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据对深圳市违法犯罪青少年家庭的教养方式调查显示：“家长放任自流，养儿不教或失去教养能力，放弃教育的占15%；对子女溺爱、娇宠、纵容的占20%；发现子女有问题，采取吊打、捆绑、禁闭等简单粗暴的占17%；对子女违法犯罪行为采取包庇赞许的占7%。”[29]
其次，家庭道德教育过程重说教轻身教现象比较严重。所谓言传，就是指用说理的方式对子女的思想道德进行传导和影响；而身教是指父母、长辈用自己的道德行为对孩子实施的影响。在家庭德育过程中，不但需要言传，更需要身教，身教重于言传。言传身教是家庭德育中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家长言行是孩子的模仿对象，孩子们通过模仿家长的言行举止风格、待人接物方式、为人处世态度，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化。在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道德败坏现象层出不穷，有些家长的牢骚话、不良的道德评论对子女的道德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有些家长的粗俗语言、不道德的意思表达，对子女的道德文明习惯产生了不良影响。更糟糕的是，不少父母将言传与身教割裂开来，教给孩子的是一套道理，而自己的行为却与此相背离。例如，有的父母教育孩子要诚实守信，可是自己却在孩子面前撒谎；有的父母教育孩子要成为一个懂事的好孩子，而自己却对长辈不敬，夫妻经常吵架，邻里关系紧张，手脚不干净，行贿受贿，甚至低级趣味、吃喝嫖赌，等等。天长地久，父母的作风、品德会深深地渗透到孩子的意识中，逐渐形成和父母类似的不良道德品质，严重地影响了家庭道德教育效果。
最后，家庭道德教育普遍存在随意性、随机性，缺乏计划性和连续性。许多家长可以说出教育孩子的“宏大”心愿和具体计划，什么时候上什么补习班，什么时候上兴趣班，什么时候请老师上门辅导。花心思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无可厚非。但是，该如何一步一步把孩子的道德品质培养好，这样的计划却往往难以寻其踪迹。也就是说，目前绝大多数家庭没有思考过该如何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家庭德育这个事儿，总是等孩子出“毛病”了，才进行教育，道德教育中的“亡羊补牢”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据调查统计，大部分家长没有参加过家长学校的学习，德育方法都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随意性很强；同时，家庭德育也呈现出很强的随机性，有55.8%的父母与子女不定期的谈心交流，从不谈心交流的达到19.2%，而比较有规律地一星期交流一次的仅占11.5%。[30]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一、对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教子以德”被视为父辈育嗣的根本。在今天，许多实证调查结果表明，轻视家庭道德教育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家庭道德教育趋于“弱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家庭道德教育趋于“弱化”，一方面与社会变迁所引致的社会生活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嬗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社会竞争加剧、技术理性扩张、教育制度不善等现实问题直接相联。
（一）社会生活变迁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动力因素
道德具有时代性。每个时代都会提出“你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品质”这样的要求，但道德的内涵已大异其趣，孔子时代的理解与现代人的理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对道德问题以及应对道德问题的方法——道德教育也肯定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道德具有时代的差异性，并非指两个不同时代的道德内涵、道德问题和道德教育要求完全不同，不可否认，它们会有交集之处，但每个时代都有它区别于其他时代的自身特色，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要求。而这些时代特色和要求就构成了家庭道德教育的时代背景。
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是快速的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快速转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多元文化诸特征，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非市场经济、官僚权威政治、封闭社会、一元文化，呈现出一种新的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观念是存在的反映，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与传统社会相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对应观念，人们对自我、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等观念都有别于传统。道德教育的意识观念作为社会观念的一部分，同样无可回避要面对和适应现代社会这一重大事实。由此，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变迁，构成了道德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语境，构成了当代家庭道德教育价值选择的生活基础。
市场经济是形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动力，它无声地创造着属于现代社会的一切特征。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获利欲，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当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随着市场的力量全面渗透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市场经济也就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制度和精神内容。它所代表的市场理性横扫了几千年来中国民众生活世界和生存模式所积淀的传统，消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在此影响下，整个教育人才规格和培养模式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在道德教育领域，道德观念的变迁使权利与义务、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范畴的理解都有了新的内涵。
首先，市场经济肯定人对功利价值的追求，改变了原先无私奉献等道德价值诉求。市场经济促使功利性价值由以往压抑的潜在需求变为显在的社会性认可价值，人们不再谈利色变，对利益的追求变得理直气壮，只要不危害他人，手段合法，人们可尽情在市场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党中央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正确与否的标准，从国家方针政策的角度肯定了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原则。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功利性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成为一种道德原则，原来传统的道德观念就需要重新评价了。例如，原来普遍认为公而忘私行为是道德的，现在看来这种行为虽然难能可贵，为社会所需，但不能用于商业运营，否则将给市场带来混乱，因此遭到了怀疑。
其次，市场经济带来了个体主体性、道德理性的萌生。市场经济制度摧毁了以等级从属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起以个体为本位的横向竞合新关系，即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的主体。个人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流，追求自我利益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为此，个人以社会主体的身份与他人、与社会、与政府打交道，并开始以独立意识理性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包括高尚的道德理想和崇高的意识形态说教，市场经济挺立了一个大写的“人”。
最后，市场经济引致个体主体性的兴起，意味着“世俗化”社会历史进程的展开或者说所谓的“世界去魅”过程的开始，作为结果，道德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关系逐渐消融。市场经济下开启的世俗化进程使现代社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原来宗教或准宗教价值统领世俗社会的日常生活正在丧失其社会性约束功能。由于公共制度在行为控制上的有效性不再依赖个人的价值认同和道德取向，它由一套十分形式化的规则来规范人的行为，从而使信仰问题成为纯私人的问题。由此，终极关怀既不在教堂，也不在国家或政府，而在个人自身。[31]这种世俗化和“去魅”过程也同样吹拂着非宗教背景的当代中国社会。世俗化的社会就是开放的社会，就是理性和批判的社会，就是个人批判地对待一切禁忌和权威并凭借个人的智识作出决定的社会。从此，社会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价值相关联，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极大的宽容和尊重。“与此同时，一切道德问题都是公开地在世俗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诉诸理性进行讨论，往昔的各种‘神圣形象’失去了其耀眼的光芒，非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人格代表——既有小农经济时见利思义的纯朴，又有计划经济情况下刻意推崇的高尚道德情操的混合体——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终极性道德成为个人的私人选择，对多元化的道德的认可渐成趋势。”[32]
世俗化社会生活在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变迁，其所倡导的功利性、主体性和道德理性等价值追求，必将反映到家庭道德教育领域中来，引发家庭道德教育价值理念、目标、内容、方法等一系列的变化和震荡。一方面，社会转型带来民主、平等的观念，带来了个性价值追求，带来了道德理性，这些无疑有助于家庭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也为现代社会带来无穷的道德困境，譬如，从道德教育的价值理念来看，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功利性、自主性等价值理念对“君子喻于义”“父家长制”等传统道德价值观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特别是新的价值观在现实中出现了扭曲和变形，功利性堕化为物欲横流、享受成风，自主性流变为唯我独尊、自私自利，新价值观在现实中的偏离，难免使人们对此产生困惑和怀疑，一种“道德失落感”不由自主在人们心中蔓延。这种道德失落，一方面表现为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以及以仁爱、利他、勤俭、勤劳、忠孝、谦虚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不为人们所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反传统的道德行为和观念如功利、自利正在得势，扭曲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正在横行。传统道德体系正在瓦解，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成，多元、对立、混乱的道德价值体系现状让人难以适从、不知所以。没有价值主心骨的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面对现实道德价值体系的窘况，具体到家庭道德教育同样也无法适从、不知所以，家庭道德教育走向“弱化”就成为必然。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功利”思想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势必也影响到家庭在教育方向上的取舍，因为相对于道德教育，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更为现实可用，更具有“功利”性，于是，人们在家庭中重视知识教育和课业成绩，而“弱化”道德教育就不足为奇了。
（二）“缺”德的应试教育体制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导向因素
家庭本应是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然而，当代许多家庭偏离了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科学教育观，而走向了“缺”德的“唯学习成绩论”的片面教育观，致使当代家庭道德教育趋于“边缘化”。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以追求升学为核心的应试高考制度则是“边缘化”家庭道德教育的主要原因。应试高考的制度设计，使孩子的课业学习成为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家长、学校、老师、小孩喘不过气来，在高考指挥棒的导向下，家长为了小孩顺利升学，往往偏重智力教育而“弱化”了道德教育，忽略了全面发展。
当代家庭所呈现的“学习成绩至上”价值取向，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也有所体现。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不同期望的调查数据（表5-5）显示，家庭最重视子女的学习（超过50%）和特长培养（超过40%），选择重视道德品质的家庭还不到30%。据悉，原来家长对小孩学历教育的最低期待普遍是中专或大专，后来，最低学历期待提高到本科，现在则要求重点本科或研究生。随着期待的水涨船高，再加上现行的高考制度没有涉及德育要求，以至于过多的功利化色彩促使家庭与学校一同放弃了道德教育主阵地的功能。由此可见，家庭道德教育的“弱化”，与现行高考制度智育化导向是分不开的。
高考指挥棒背后的根源，则是“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对我们的深刻影响。对当今的绝大多数家长而言，当代的“科举取士”可以阐释为：“读书——考大学，上名牌大学——上热门专业——挑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顺着这个理路，高考便成了实现人生奋斗目标的最重要关口。当然，很多家长领着孩子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终南捷径”，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当代社会竞争太激烈了，生存压力太大了，为了孩子日后拥有社会竞争的筹码与“门票”，家长不得不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孩子的学习和智力开发上，道德教育就自然晾到一边去了。
众所周知，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制度和体制不但反映经济关系，而且反应伦理价值关系。教育制度也一样，它并非纯粹的机械规范，它不仅凝聚着“真”的成分，而且凝聚着“善”的价值；“规范系统总是逻辑地以价值认定为根据”[33]。换言之，人们之所以选择制度作为教育控制的主要手段，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强制力，而是因其深层蕴含了用理性规则来表达、传递和推行着能被认可、接受的一定价值原则和要求。虽然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为人诟病，其弊端不可能一时消除，但目前还找不到另一个更具合理性、更能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更能保障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安排来替代它。因此，现行教育制度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要求还在导向着普通大众的“缺”德教育选择。
近些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对应试教育所体现的诸多弊端有所触动。例如，现在的高考正日益重视对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察，综合能力强就容易得高分，于是，能力的培养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原全国统一高考模式现已改变，用多卷、多次考试取代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形式的变革，可以发挥各地的优势、因地制宜，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以落实和推进素质教育方针。然而，无论是原先的“知识为本”的教育制度安排，还是如今的“能力为本”的教育制度安排，都仅仅凸显了对“智”的要求，而对“德”的要求却未体现。因此，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不但应体现国家的意志、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个人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而且要着力落实“德才兼备”这个教育原则和精神，真正实现“德”“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造就不仅“本领强”而且“靠得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德”“才”兼备的教育制度得到真切落实并大力弘扬其精神价值之际，也是悬置的家庭道德教育落地生根并盛开出鲜艳的花朵之时。
（三）家庭本身的主客观环境变化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直接因素
家庭道德教育不仅受社会变迁、教育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家庭结构、家庭日常生活环境、家长素质、德育观念等家庭本身的主客观微观环境的制约。
当代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是家庭德育功能“弱化”的直接因素。道德关系始于家庭，这是一个共识性很强的观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家庭生活是宗法社会的基础，所以，传统家庭以大家庭为依归，家族至上，老人、长辈为尊。在“修、齐、治、平”思想哺育下，传统家庭非常注重发挥家庭在道德教化中的功用，形成了以慈、孝、贞、忠、敬、悌等为核心范畴的家庭道德规范。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催生了家庭变迁，家庭结构也因此由原来的大家庭过渡到小家庭和核心家庭。大家庭解体意味着家庭成员、家庭代际层级的减少以及家庭关系的“简洁化”，其结果是减少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关系和阻碍了家庭道德传统的承续。家庭重心下沉和轴心位移则直接削弱了传统家庭道德价值的根本——孝道精神，引发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家庭关系的紧张以及家庭情感寄托、家庭意识观念淡化，湮没甚至颠覆了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现实基础。传统以孝、忠、敬等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由此失去了依托，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也就不足为奇了。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功能的变迁，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家庭关系的“简洁化”使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摇篮的功能也难以为继，也就是说，家庭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下降，再加上社会转型所引致的家庭德育内容和方法的偏差，家庭的教化功能逐渐演变为学校的延伸和补充。失去了家庭这个稳固的基石，人的德性和道德教育失去了生发始点，家庭道德教育由此趋于“弱化”。
家庭日常生活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直接因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阵痛难免会滋生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如拜物教，私欲膨胀，不仁不义，贪污腐化，卖淫嫖娼，等等，这些社会丑陋现象无时无刻不在浸染着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家长和青少年，腐蚀着家庭道德教育的教育理念和价值根基。特别是当这些社会不良道德习气借助于互联网这个功能“倍增器”的神威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时，可想而知其对家庭道德教育的冲击有多大。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价值斗争不可避免会反映到家庭日常生活之中，引起家庭内的价值冲突和混乱。我们知道，多元价值竞技可以激发价值主体个性的张扬度和增加价值主体选择的自由度，但同时也给家庭道德教育带来困惑。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大环境下，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标准因家长的不同价值观念而异，有的家庭教育子女诚实守信、恪守社会公德，也有些家长教育孩子以获取最大个人利益为处世准则，漠视社会道德原则。错误价值观指导下的家庭道德教育是虚弱无力的，甚至是有害的。
现代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教育设施普遍改善，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也显著提高，这些都是开展家庭道德教育的有利环境因素。但道德教育不同于文化教育，最能打动人心的不是说教，而是道德行为的示范性教育。因为孩子对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认同，不仅取决于道德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而且取决于家长对道德的态度和践行的状况，因为家庭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更依赖于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功能。而当下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的一个因素是道德示范不足而讲大道理的道德说教有余，表现为家长和长辈一面讲大道理，另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藐视或践踏道德，出现明显的“言”“行”不一致。还表现为家长宣讲一些连自己都不认同的道德价值观，这些假、大、空的道德说教不但没有教育效果，而且会加剧小孩对道德教育的厌烦情绪，产生道德怀疑主义倾向。更有甚者，有些家长自身道德素质低下和修养意识淡薄，下班回家以搓麻将、上网聊天为主要业余生活，或道德败坏，犬马声色，五毒俱全。有些家长既不修己又不正身，道德示范作用无从谈起，家庭道德教育的效果就自然“削弱”了。
二、对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现状的思考
通过对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现状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的演进，家庭道德教育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已发生了与传统相去甚远的变化。当今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实践呈现出复杂纷呈的景象：一方面，个体自主、平等、理性等积极性价值追求正在当今的家庭道德教育中酝酿和发展，这些积极价值目标契合了“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当今家庭道德教育也呈现出意识淡薄、功能“弱化”的消极趋势。正是这种复杂纷呈的景象引发了笔者对家庭道德教育的不断思考和探索。
（一）家庭道德教育有科学性和理论性吗
由于家庭的分散性和教育的自主性，家庭道德教育显现出浓郁的“原生态”特性。家庭道德教育者的资格，可以通过生物性角色（父母与子女）的确立而自然生成，无需培训、考核、任命等一系列社会性程序；教育时机的选择和教育的内容、方法的把握，也因家长个人的学识、偏好和感悟而异；家长所运用的道德教育方法、技巧，甚至道德教育内容，严格来说，主要是家长自然习得的，即通过口耳相传、模仿、体验感悟等方式获得。由此论之，家庭道德教育与其说是社会的理性行为，还不如说是生物的自然现象。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家庭道德教育是家长个人的经验活动，与科学性和理论性相去甚远。
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还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经验性阶段，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悲哀！个中原因，既有家庭道德教育本身性质和特点的影响，也与社会价值取向偏差有关。社会上耽于追名逐利，家庭忙于孩子课业能力培养和诗琴书画技巧培训，道德教育被晾在一边，既不为社会所重视又不为家庭所关注，自然少有人去从事家庭道德教育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反过来说，由于家庭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对实践的影响力和指导作用有限，无形中为个体的经验主义泛滥打开了大门。
家庭道德教育“沦落”为一种经验性的活动，无疑直接影响到家庭道德教育的科学性和理论性进程。当前，人们对家庭道德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家庭道德教育的科学内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还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和论证，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还没有疏通和建立，对相关基础理论前沿知识的整合和应用还没展开，还没有形成自身应有的理论范型。这说明家庭道德教育理论化和科学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要形成家庭道德教育自身的理论体系任重而道远。但这个有点“残酷”的“现实”不能否认“应然”的家庭道德教育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科学知识和深厚理论底蕴，不能否认家庭道德教育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性和科学性。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蕴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曾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初始期，由于那时社会阶层等级森严，士农工商不同家庭的道德价值取向各有侧重，道德规范通常是家庭（家族）教育者根据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在参照学习前辈和同时代思想家们的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研制”而成，并在教育实践和道德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因家庭长辈的学识水平、道德取向、性格爱好、关注方向等不同，道德规范内容、道德教育方法等具有明显的个性和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源于一家一族的，以家训、家诫、家范、家书等形式记述和表达的传统家庭道德规范，逐渐融合于社会共识，成为中华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后经过无数仁人贤士的整理、研究、挖掘、完善与传播，使传统家庭道德教育在德育理念、德育内容、德育方法等道德精神实质方面以及具体家庭德育实践方面逐渐趋同并趋于完善，形成了一套符合传统社会发展需要的“德育为先”“德育在家”的理论体系。
传统家庭无论贫富贵贱都有重视子女道德教育的意识，经过实践探索并总结了“因材施教”“言传身教”“慈严相济”等种种行之有效的家庭德育方法，为今天家庭道德教育的理论化和科学化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资源。另外，作为一门学科的道德教育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并正在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被当今官方所重视的学校德育也正处于理论体系的规范化建设之中，所有这些都为家庭道德教育的科学化和理论化奠定了前提和基础。特别是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明确了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为，预示着家庭道德教育将会被更多的家长和专家学者所关注，其理论建设将迎来发展机遇。概而言之，虽然当代我国的家庭道德教育科学性和理论性离成熟的理论体系还很遥远，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正是促进家庭道德教育不断发展前进的动力所在。
（二）家庭道德教育功能是真的趋于“弱化”了吗
20世纪末，理论界就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道德面貌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有益的探讨。道德“滑坡论”者认为，较之于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末五六十年代的道德水准与我国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当代的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了。与此相反，道德“爬坡论”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只是“表面现象”，只看到“滑坡”是没有看到“道德的本质”；原来的社会道德风气是“假”的、“虚”的和“窄”的，而当今的道德是“真”的、“实”的和“宽”的；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个道德进步的社会历史标准来看，当代的社会道德水准是进步了。与社会道德是“爬坡”还是“滑坡”的争论相类似，对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功能是否趋向“弱化”这一间题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当代家庭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洪流的侵蚀，遭受着变迁之痛，家庭道德教育正处在“衰弱”之中。具体表现为：在婚姻方面，部分人的婚姻道德观念错乱，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婚姻中的桃色纷争、金钱纷争增多；在尊老爱幼方面，部分人的道德观念混乱，家庭代际道德失衡，家庭重心逐渐下移，娇惯溺爱子女，冷漠甚至遗弃老人的轻老重幼的问题严重；在子女抚养、教育方面，大多数家长只关心子女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道德教育被边缘化或被功利化，对子女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和道德人格的塑造不太关心；虽然有些家长也关注对子女的道德素质的养成，但在道德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上不尽合理，如家庭道德教育观念的世俗化、家庭道德教育内容的偏颇、家庭道德教育过程脱离受教育主体、家庭道德教育认知与行为不一致等等。因此，有些人认为当代中国的家庭道德教育功能确实已经“弱化”了。但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家庭道德教育水平正处在突破传统境地向前发展的阶段。例如，经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为家庭道德教育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代与代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倾向越来越明显，家长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全面发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网络道德教育、性道德教育、心理情绪教育等新德育内容在逐渐涉及和深入，人的主体性、全面发展德育意识正在增强等等，这些现象和趋向又都预示着当代家庭道德教育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孰是孰非？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题，对于家庭道德教育来说，每个时代对家庭道德教育的需要程度不一样，因此体现出对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伦理道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居于中心位置，伦理道德不仅是教化民众、规划生活的方式，也是治国、立国的方式，道德与国家政治始终处于一种未分化的状态，道德为国家政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家国同构，德政合一”是传统社会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于传统社会的家庭而言，无论怎样重视道德教育也不为过，无论具有怎样强烈的“德教为先”“德教为本”意识也不为奇，因为这既是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稳固统治的需要，又是家庭追求自身切实利益的需要。而如今，在市场经济之风的吹拂下，我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位移，独立于国家强制力之外的私人领域、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和扩展。国家行政权力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私人领域退出，“德政”不再合一，道德也不再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与此同时，法律和市场规则取代了道德，成为调整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主要依据，“道德自为”时代渐渐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下降，道德教育从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向生活靠拢。由此可见，道德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远远强于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当代的家庭道德教育功能毫无疑问是趋向“弱化”。
其实，笔者所说的当代家庭道德教育趋于“弱化”，不是指与传统社会“德政合一”“德教为先”相比较的结果，即不是历史纵向比较的结果，因为，不同历史时段的时代主题不一样，不具有比较的价值；而是指与当代家庭教育其他内容诸如文化知识教育等横向比较而言的，即相对于道德教育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功能和地位，以及当代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道德沦丧现实，而家庭道德教育却常常被忽视的事实相对比而言的。也就是说，当代家庭道德教育尚未发挥其在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充分运用其应有的教化功能，为此说趋于“弱化”了。在上一节中，笔者在宏观层面上对当代家庭道德教育功能趋于“弱化”的“动力因素”“导向因素”和“直接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一结论，笔者将试图以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孝道”教育为标本进行剖析，以求证实笔者的观点。
“孝”作为我国古代社会调试晚辈与长辈关系的准则，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作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有言道：“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古代社会推崇孝道与“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与有利于维护统治息息相关，但由于特别强调子孝而忽略父慈，于是有愚忠愚孝之嫌。封建的孝道思想和具体做法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亲子关系已经逐渐趋于平等、民主，父子之间已经不再具有依附性。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孝道”是指父慈子孝，父慈与子孝是对等的。由于父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子女对父母尊重和尽孝心是天经地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优良传统，是指一代一代炎黄子孙延续下来的，子辈、晚辈对父母、长辈的赡养、尊重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复合体。
孝道教育在传统家庭教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现在社会性质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什么当代还要把“孝道”作为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呢？我们知道，道德是调整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和规范，而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是每个个体来到人世间遇到的第一种人际关系。个体只有学会正确处理亲子关系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学会处理其他各种人际关系，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等。如果一个人连他的父母都不爱，很难想象他何以会去爱他人、爱集体、爱祖国、爱社会，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的人，很难奢求他会去尊敬师长、尊敬他人。所以，孝道也应该是当代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当今社会，孝道美德被扭曲，快速衰微了。父母对子女倾注太多的心血和金钱，关怀备至与呵护有加，但与此相反，不少子女对老年人不敬、不养、“啃老榨老”，甚至虐待老人。2005年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31省46县72村10401人进行了农村老人生存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45.3%的老人与儿女分居，5%的老人三餐不保，93%的老人一年添置不上一件新衣服，69%的老人无替换衣服，67%的老人小病吃不起药，86%的老人大病住不起医院；22%的老人以看电视或聊天为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53%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不仁；总之，孝敬父母的占18%，一般占52%，不孝的占30%。[34]一句朴实的顺口溜“爹住瓦房孙住楼，爷爷奶奶住地头”形象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孝道衰落的现状。
总体而言，孝道衰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单纯把老年人当劳动力使用。在农村，有些老人六七十岁还在外面干繁重的农活，干不动农活就回家干家务，为子女烧饭、洗衣、带小孩，而当老人丧失了干家务的能力，就被视为废物、包袱，无足轻重，甚至不闻不问。二是在经济上榨干老人。买房要老人赞助，结婚要老人赞助，生小孩后还要一家三口去老人家“揩油”，更有甚者，在经济上把老人榨干后便不把老人当人看了。三是在精神上不给老人安慰。老人含辛茹苦忙碌了一生，到人老体弱时基本要求和愿望常常得不到满足，意见和看法常常得不到尊重；子女常常以工作繁忙等为借口推脱照顾老人的责任，很少陪老人散散步、聊聊天，老人的精神得不到慰藉，情感得不到交流。
很多人可能心中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父母怀着殷切的希望并全心全意投入无尽的精力和钱财养育子女，而子女长大成人后却对年高老迈的父母亲没有多少感恩之情？这是一个令人费解和伤感的疑问。这是不良社会道德环境影响的结果吗？这是社会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是家庭结构变迁的必然结局吗？这是年青一代平等、民主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后果吗？笔者认为，孝道的衰落虽然与家庭结构核心化、代际主体平等观念的觉醒、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冲击等诸多因素有关，但道德教育的缺失，特别是家庭道德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当代孝道衰落的主要原因。[35]孝道是家庭道德教育的基础，正可谓“孝为入德之门，德为成事之本”。道德是可教的，孝道更是可教的，家庭道德教育所具有的情感性、潜移默化性、示范性、互动性、早期性等特点，对孝道教育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很多家庭对子女只注重智育，忽视或忘却了包括孝道在内的德育。孝道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衰落，表征着家庭道德教育功能的“弱化”。
（三）有必要加强家庭道德教育吗
家庭道德教育功能趋于“衰落”是否意味着家庭道德教育不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呢？是否我们可以置之度外而顺其自然呢？当你睁眼看到当代社会道德面貌时，你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坚定地说一声“不”。
社会道德面貌“滑坡”，“80后”“90后”青少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道德素质更令人担忧。通过查阅多份调查报告，笔者总结了当代我国青少年在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理想信念迷失、价值取向功利；传统文化疏离、传统道德丢弃；崇尚暴力、迷恋色情、偶像崇拜盛行；网络成瘾、恐怖文化受宠、低俗文化热捧；心理健康堪忧、人格弱点突出；责任心欠缺、耐挫力虚亏；等等。更有甚者，由于家庭道德教育功能的弱化，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和家庭悲剧，例如，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杀人案，2008年浙江丽水市盘溪中学“弑师辱尸”案，2010年的陕西西安大学生药家鑫杀人案和河南郑州14岁少年何占甫（化名）拿菜刀杀死同学母亲案，等等，读到这一条条新闻，笔者感到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以上几起案件中的青少年施暴者都没有特别的家庭背景，没有精神病史，成长、生活环境都属于正常，甚至药家鑫还被老师、同学、亲友视为“乖”“有爱心”的青年，正因为如此，他们举起屠刀才让我们更加震惊和迷惑。除了以上曝光的典型案例外，还有多少青少年徘徊在道德之外，徘徊在正常心理之外，徘徊在遵纪守法之外？这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问题。一份来自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青少年犯罪仅占全部犯罪案件成员总数的20%左右，到60年代上升为30%，而改革开放后，青少年犯罪数量占总数的70%以上。[36]据有关学者调查，目前“全国约有3000万青少年有心理问题，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 6%～32.0%；大学生有心理障碍者占16.0%～25.4%，且近年有上升趋势”[37]。
“药家鑫事件”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震惊和关注，有学者把药家鑫杀人事件归因于心理能力低下，紧急情况处理事件的能力不够，甚至还有“激情杀人”之说。事件第一时间引起了相关教育界的重视，陕西省西安市加强了对学生的普法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这无疑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做法，但仔细想想，总觉得在寻觅解决问题的根源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不能杀人”这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大学生还不明白吗，还需要再普法吗？“杀人”这个不可触碰的底线，还需要再教育吗？特别是很多人只想借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和普及法律知识等纯技术性的策略来应对这类事件，而不是从道德层面进行反思，这无法让人接受，也非常令人担心。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案例，也许能找到问题的答案。2007年6月28日深夜，吉林长春19岁女孩李华（化名）教唆其男友欲将睡熟的母亲杀死，因李母奋力挣扎而未遂。李华的杀母动机非常荒谬，因母亲不同意出资为李华开一家烧烤店而动了杀母念头。李华为何会堕落到因一件小事情而连亲生母亲都要杀的地步？事后对李华父母的调查给了我们答案。从小到大，不管是不是合理，女儿的要求全都被满足；即使是孩子跟别人打了架，父母也从来不说，也不教育；孩子迷恋上了网络游戏，他们没有阻拦，只是觉得总去上网吧不安全，便在家中安装了网线；女儿因网络游戏而荒废了学业，想要退学，夫妻俩也随了孩子；女儿找不到工作而离家出走，父母亲也不忍心批评。只因母亲不同意开店而第一次说了“不”，便差点遭到了女儿的毒手。从李华成长的轨迹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所有的要求都点头，家长没有原则地偏袒孩子，家长故意无视孩子的显著错误……[38]总之，家长放纵了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孩子也因此而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变得极端自私。与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的家长相反，另一些家长却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甚至用暴力“逼”“压”孩子学习，打死10岁亲生儿子的事有之，孩子反抗杀害母亲的事有之……忘记了家庭的育人功能，没有把“学会做人”当作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没有道德的教育是缺乏灵魂的教育，“缺”德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表现为“两耳不闻窗外事”，胸无大志，缺乏理想和人生追求，缺乏崇高的道德品质。孩子在各种消极因素的侵蚀下，很容易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难免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家庭对个体的社会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但随着世俗化、功利化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的全面渗透，家庭教育出现了“重智轻德”的现象，以智育作为评价子女优劣的主要标准，重视子女的智力投资，从而忽略了道德教育。上述事件让我们“十二分”地感受到了家庭道德教育功能弱化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伤害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现在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关键时刻，家庭再不更改现今的“重智轻德”思想，长此以往，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将遭受“灭顶之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无从谈起。我们知道，家庭道德教育既是摇篮教育、启蒙教育，又是日常教育、终身教育。所以，针对当今家庭道德教育功能不断弱化的现实，必须进一步明确家庭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义务、责任和意义，构建家庭道德教育的科学内容、运行机制和评估体系。一是要明确家庭道德教育在个体道德社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形成相应的理念、义务和责任规范；二是要制定具体量化的家庭道德教育指标体系和实施规范，使家长们明确家庭道德教育的相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并建成相应的评估体系和形成相应的责任制度。
总之，“家庭是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珍贵资源。 目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出现很多与家庭有关的社会问题，如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如近34.5%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中国刑事案件中占70%以上。建设的关键是如何把3.6亿个家庭建设成资源而不是成为问题之源”[39]。
【注释】
[1]为了掌握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现状的第一手资料，笔者设计了问卷调查表（调查问卷见附件），并于2011年6月27日在宁波市某中学高二年级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调查表550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468份。同样调查问卷于6月30日在江西吉安市某中学发放500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435份。后面提到的相关的调查统计数据就是基于这个问 卷调查的统计结果。
[2]Bradley R. H. ， Corwyn R. F. Soci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53：371-399.
[3]Nurmi J. E.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1991， 11（1） ：1-59.
[4]Nurmi J. E. Age， sex， social， class， and quality of family interaction as determinants of adolescents' future orientation: A develomental task interpretation. Adolescence， 1987：977-991.
[5]参见张玲玲：《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发展与家庭、同伴因素的关系》，2008年山东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1—33页。
[6]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38.htm。
[7]赵延东、陈功和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课题组都持这一观点。具体内容可参阅：赵延东：《武汉市青少年的家庭生活状况》，《青年研究》1997年第8期；陈功：《家庭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课题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现状研究报告》（摘要），《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8]段文阁、刘晓露：《家庭道德教育研究——以独生子女道德教育的视角》，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9]段文阁、刘晓露：《家庭道德教育研究——以独生子女道德教育的视角》，山东人民 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0]具体研究资料可参阅：查颖：《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何宏灵等：《单亲家庭儿童个性和学习成绩研究》，《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6年第3期；王凤栋、张葱琴：《单亲家庭子女的个性、行为特征与教育》，《华北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邢艳菲：《特殊家庭结构与初一学生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11]参阅邓佐君：《家庭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13]参见时伟：《社会转型期的家庭道德教育研究》，2008年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17页。
[14]参见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1页。
[15]参见魏书珍等：《儿童个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儿童保健杂志》1996年第3期。
[16]参见吴就君：《人在家庭》，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0页。
[17]邹泓、李晓巍、张文娟：《青少年人际关系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的作用机制》，《心理科 学》2010年第5期。
[18]参见詹万生：《中国德育全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19]参见叶素梅、赵宝臣：《关于德育内容体系的思考》，《辽宁教育》2001年第3期。
[20]参见黄向阳：《德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11页。
[21]参见汪溢民、龚惠香：《网络时代研究生德育内容体系的再构建》，《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2]参见詹万生：《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351页。
[23]陶艳兰：《城市家庭教育方式的理想化倾向》，《青年研究》2001年第11期。
[24]参见杨雄：《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问题与对策》，《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25]杨雄：《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问题与对策》，《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26]参见陈素霞：《“心育”应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今日科苑》2007年第22期。
[27]参见李天燕：《家庭教育方式对小学生品德形成的影响研究》，2001年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28]参见范中杰：《家庭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9]周芦萍、余长秀：《城市家庭问题与青少年违法犯罪》，《青少年犯罪研究》2006年第 4期。
[30]参见时伟：《社会转型期的家庭道德教育研究》，2008年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20页。
[31]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4页。
[32]李伟言：《当代德育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研究》，2005年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第69页。
[33]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44页。
[34]参见翟玉和：《构建和谐社会应大力弘扬孝道以解决好农民所养问题》， http:// blog.sina.com.cn/hlijx，2007-09-17。
[35]阎云翔、廉永杰等认为教育是导致农村孝道式微的主要原因。具体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7页；廉永杰、庄西艳：《浅析农村孝道淡漠的原因》，《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08年第4期。
[36]转引自闫汝乾、骆兰：《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错位问题及对策研究》，《社科纵横》2006年第10期。
[37]夏学銮：《青少年心理健康与问题面面观》，《中国青少年研究》2003年第6期。
[38]参见程路：《何来善缘结恶果——反思2010年发生的两起青少年恶性暴力犯罪案 件》，《人民教育》2011年第1期。
[39]新华时评：《家庭建设是社会和谐国力强盛的根基》，新华网，200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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