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王敦司马绍平叛

杜曾未平，始终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一个心头之患，便诏令王敦加紧征讨。王敦也被杜曾扰得寝食不安，日日想将杜曾治服。 自从陶侃被派到广州之后，杜曾在汉水和沔水一带东山再起，无人能敌。有人劝王敦将陶侃从广州调回，专门对付杜曾。但王敦对陶侃也怀有戒心，不想将陶侃调回，生怕陶侃再建大功后，自己难以控制他，便在自己的手下寻找能代替陶侃讨伐杜曾的人。找来找去，觉得梁州刺史周访是个比较好的人选。为了使周访能尽力去讨伐杜曾，王敦许愿：只要周访能将杜曾打败，平定了荆州的动乱，就让周访当荆州的刺史。荆州位居长江中游，战略地位显要，比周访现在的梁州地位重要得多，周访很愿意做这件事。在荆州刺史职位的刺激下，周访督令部下奋勇作战，武当一战，杜曾战败被俘。捷报上奏到晋元帝司马睿处，晋元帝大喜，立即封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因自己曾经答应过让周访任荆州刺史职位的，现在见皇帝都是这样任命的，也就没什么异言。可是，王敦的从事郭舒却对王敦说：“荆州虽然多年遭乱，荒芜不堪，可是毕竟地处长江中段。是长江上下游之间的交通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不可轻易许给旁人。您应该自己管领才是。周访本是豫章太守，是您将他提升为南中郎将，领梁州刺史，他应该知足了。倘若再将他任命为荆州刺史，一人身兼二职，只怕将来尾大不掉，不好控制，请您三思后再定夺。”郭舒的一番话，提醒了早就野心勃勃的王敦，便给晋元帝上了一道表章，说荆州地僻人稀，自己愿意亲领荆州刺史之职，周访可继续留任梁州刺史。王敦这时已经权倾朝野，元帝的任命书虽然已经下到了周访处，不得不再改下新诏，让周访留任梁州，由王敦兼领荆州刺史。

周访见对自己的任命改来改去的，知道是王敦在从中作祟，对王敦出尔反尔的做法很不满。他给王敦写了一封信，讥笑王敦说话不算数，并且质问王敦说：“你不得皇帝的允许，就轻易许人为官，这是擅自专权而皇帝下了诏书之后，你又从中作梗，难道你的权力比皇帝还要大么？”王敦见周访对自己不满，心里也觉有愧，便给周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改变任命的主意不是自己出的，为了表示对周访的安慰，王敦还给周访送去了一双玉环、一对玉碗。周访接到王敦的信，觉得王敦简直把自己当作小孩子来耍弄，更加气愤，猛地将玉环和玉碗扔到地上，砸了个粉碎。面对王敦派来送信的使者大声地说：“我难道是个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不成？弄这些个环啊碗啊的来糊弄我！”从此后，周访暗察王敦的行为，发现王敦野心不小，不是个甘于当臣子的人，便在襄阳处处留心，加紧练兵。准备一旦王敦有什么不良举动就随时起兵打击。不料天不从人愿，不到一年的时间，周访忽然急病而亡。

周访一死，王敦觉得除去了心头的一个大患，不等司马睿下诏派来新的官员，便让心腹郭舒接管周访的军事权力。晋元帝司马睿接到周访的死讯后，立即派甘卓接管军事。王敦见甘卓到了，只好将郭舒调回。晋元帝听说此事后，生怕王敦生气，又下诏要调郭舒到京城中任尚书右丞，王敦却不让郭舒到京城去上任。晋元帝见王敦如此专权，不免对王敦起了戒心，对王氏家族的官员采取了控制措施，逐渐疏远王家人，连对王导这样的大功臣也不像过去那样处处唯命是听了。同时，晋元帝还将刁协、刘隗等人引为心腹。中书郎孔愉对晋元帝说：“王导忠诚而且贤明，不宜过分冷落，请皇上多加重用。”司马睿本来就是要逐渐削弱王氏家族的权力，孔愉却来多嘴，这使得司马睿很不高兴，便找了一个借口将孔愉贬为左长史，并且在暗中逐渐加强了对王氏家族的监视。

王敦也知道司马睿是在对自己加以控制，心里很愤怒，但又不便于发作，便以为王导请功为名给司马睿上了一道表章，表章中说：王导自从过江以来，为晋室江山的复兴鞠躬尽瘁，召集名流，统管军事，王导的贤能即使和周朝的周公、前汉的萧何、张良相比也不差多少，朝廷应该给以重用。而现在朝廷把王导只当作一般的大臣来任用，这样长期下去，会失去人心，人心一动，则国家将会出现危机。我王敦给皇帝上这么一封书表，并不是为我家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请陛下三思而行。司马睿接到王敦的书表后，觉察出王敦在以家族的势力对自己进行要挟，对王敦的戒备心理更加深了一层。为了防止王敦作乱，任命谯王司马承为汀州刺史，居江汉上游，对王敦遥遥进行控制。第二年，又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领司州刺史，主管司、兖、豫、并、雍、冀六州军事，驻军合肥；又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总领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镇守淮阴，让戴渊、刘隗二人以讨伐胡人为名，暗中对王敦进行军事上的控制。司马睿又将王导任命为司空，录尚书事，名义上是升了官，实际上夺去了兵权。这么一来，王敦对司马睿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

王敦认为，在当时的朝廷官员中，能与自己算得上是对手的没有几个。一个是广州的陶侃，已经被贬得远远的，而且广州地僻人稀，军事实力弱小，无力与自己作对；再一个就是正任豫州刺史的祖逖。除此二人外，满朝的文武没有一个能算得上是自己的对手。因为有祖逖控制着豫州军事，王敦一时还不敢兴兵作乱。

正当王敦惧怕祖逖而不敢兴兵作乱时，却传来了祖逖在豫州生病身亡的消息。王敦得信大喜，决定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为名起兵进京。临行前，王敦给司马睿上了一道表章，表章中列举了刘隗的所谓罪状，要求元帝司马睿杀掉刘隗、戴渊等军事大臣。当司马睿下诏斥责王敦不该兴兵作乱时，王敦的大兵已经从武昌动身东下了。同时，王敦的死党沈充也从吴兴起兵响应，两路大军同时向东晋的京城进发。

公元322年，王敦大兵抵达建康（即今南京，原名建邺或建业，因避愍帝司马邺名讳而改为建康），司马睿急调征北将军刘隗和镇西将军戴渊回京城守卫。当王敦大兵到达建康时，准备先攻金城。王敦部将杜弘献计说：“京城是刘隗守卫，刘隗虽然不会打仗，但是他平日里对部下非常和善，部下都愿意为他卖命。如果强攻金城，一时很难攻得下来，假如时间拖长了，广州的陶侃和梁州的甘卓回兵来救，胜败还不知道属于谁。请先攻石头城（石头城的故址在今天的江苏南京市清凉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石头城的守将是周札，周札平时待士兵们刻薄寡恩，士兵们不愿为他死战，如果强攻石头城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周札一败，刘隗的士兵们也就不敢再死守金城，建康便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那时候，大将军您想拿司马睿怎么办都行。”王敦听了杜弘的话，不住地点头称是。

王敦大兵来到石头城下，鼓噪呐喊，要城中士兵开城投降。周札平时待士兵不好，士兵们都不愿意死守城池，人心浮动，周札见城不可守，干脆开城投降。杜弘驱兵进城，王敦随后也领兵进城。石头城被攻破，戴渊、刘魄、刁协等人领兵来争夺石头城，王敦指挥士兵出战。戴渊、刘隗等人根本不会打仗，军队的作战纪律松弛，经不住王敦大兵的攻击，一触即溃。王敦大兵顺势而进，皇城便在王敦兵锋的直接控制之下。

元帝司马睿本来还想以皇帝的名义，号召臣民们和王敦决一死战，忽然听说王敦的乱兵已经进了都城，并且在城中到处抢掠，皇宫中的禁卫军完全丧失了斗志，都城中的大臣们人人自危，司马睿觉得大势已去。他长叹一声，派了个使者到王敦军前说：“前次接到你的表章，知道你还有为国尽忠的心意，你要是还愿意做个忠臣的话，请你立即息兵归去。我愿意退出皇帝的位子，请大臣们另选贤德之人代替皇位。”可是王敦却不买司马睿的帐，使者回报说，王敦不愿罢兵，除非皇帝将戴渊、刘隗、刁协等人立即处死，改任有德有才的人为大臣。司马睿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可也丝毫没有办法。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刘隗、刁协二人败阵回到宫中，俯伏在司马睿的坐前，哭泣不起。司马睿起身来拉住二人的手，哭了半天才说：“你二人赶快逃命去吧，王敦明着是要你二人的性命，实际上是要将国家政权交给他一人掌管，乘着现在他还没到皇城中来，你们现在就走，或者还能来得及。”刁协出城后不久便被王敦的乱兵捉住杀死；刘隗却一直逃过长江，到了后赵才算找到了安身之所。

王敦要求清除君王身边的“奸臣”的目的已经达到，按理说应该罢兵回武昌去了，可是他还不愿意走，仍然将大军驻在石头城中。司马睿没有办法，只好统领朝中百官来到石头城外，请求王敦息兵回去。可是王敦正在志得意满的时候，站在城头上，手指戴渊说：“你日前与我交战，现在还有余力交战么？”戴渊说：“只是力量不足，谈不上有余了。”戴渊意思是说，只是力量不足，要不然也不会让你得志了。王敦听出戴渊话里有话，暗中决定要将戴渊杀掉才能泄得心头这股恶气。王敦又指着周顗说：“我起兵清君侧，你却不体谅我的苦心，反而领兵与我交战，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周顗说：“你兴兵造反，是大逆不道，我身为国家大臣，没能领兵消灭你这个乱臣贼子，愧对国家，愧对皇上，还有什么好讲的？”王敦被周顗骂得无话可讲，心里对周顗更是痛恨。

王导是王敦的哥哥，王导劝王敦得罢手时就罢手，不要弄到后来反而不可收拾，王敦表示默许。王导便向司马睿上书说：“王敦起兵，并非有意造反，只是为了除去一二奸臣。现在奸臣已除，只要加封王敦官爵，便可令他退兵。”司马睿无可奈何，只好听从王导的建议，晋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军事，封武昌郡公，领江州牧。王敦接受朝封后，实际上一人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他对周顗、戴渊二人不放心，但又拿不定主意，不知是杀好，还是不杀好，觉得这件事还是和哥哥王导商量一下比较稳妥。兄弟二人喝酒闲谈时，王敦问：“周顗、戴渊二人在朝中名声很大，可否让他们官居三公？”王导想到当王敦起兵之初，司马睿要治王氏家族的罪时，周顗对自己态度暧昧，差点就将这条老命断送了，觉得让他位居三公，和自己平起平坐总不是件事情，便只是喝酒不作声。王敦又问：“作三公不行，当二等官爵行不行？”王导还是没有作声。王敦见哥哥两次都不表态，便狠声说道：“那就将他二人杀掉，以绝后患！”王导觉得要杀他二人也不是很妥当，想出言阻止，可是话到口边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犹豫了一下。正好有人来向王敦禀报事情，王导便告辞回到自己府中。这以后王敦便给周顗、戴渊二人安了个罪名处死了事。

有人向王敦建议，为了免除后患，不如将皇帝废掉，自己当皇帝算了。但是王敦觉得自己当皇帝也未免名不正言不顺，便将自己的心腹将领们安插在朝廷中任职，然后自己领兵回到武昌镇守。王敦认为，自己镇守武昌，既可以扼住长江通道，又可以对建康进行控制，皇帝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王氏家族在晋朝的地位可以永保无虞了。

公元323年，晋元帝司马睿因抑郁不得志，病重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帝，史称晋明帝。晋明帝司马绍比他父亲更有胆略，从小就很聪明。据说他五岁时，有一次司马睿问他：“你说长安和太阳哪个更近？”司马绍说：“长安近。”问：“为什么？”答：“只听人说从长安来，没听人说从日边来。”司马绍的这一段答话，使得司马睿非常满意。在一次朝会时，司马睿将太子的聪明劲说给大臣们听，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吹牛，司马睿还特地让人把儿子找来对证。司马睿问：“你说长安和太阳哪个近？”司马绍答：“日近。”司马睿一惊：“为什么？”司马绍答：“抬头就能见日，却不能见长安，所以知道日近。”这一番对答，使大臣们更加佩服太子的才能。司马绍即位后，不满王敦的横行不法，表面上对王敦继续任用，暗地里却在一步步地经营着要将王敦除去。司马绍起用郗鉴为尚书令，将郗鉴作为消灭王敦的主要依靠力量。

王敦在太子初立时就反对，去年兵变时也准备将司马绍的太子位废除，对司马绍想除掉自己的计划也很清楚，便打定主意，要彻底将晋朝推翻。王敦以祝贺太子登基为名，请求到京城中来当面祝贺。明帝将计就计，召王敦入朝，并准他可带剑上殿，奏事不名（即可以随时随地向皇帝奏事，不用事先禀告）。王敦到了姑孰之后，便屯兵不进，姑孰离京城建康只有一天不到的路程，王敦随时可对京城发动进攻。

司马绍见王敦到了姑孰使驻兵不进，分明是想用兵力控制建康，决定抢先下手。为了掌握王敦在姑孰的军事部署情况，司马绍带领着十几个心腹将士，改换成王敦兵士的服装，清早起身到王敦的兵营来偷偷观察。王敦正在午睡，忽然有士兵来报告：“有几个人骑着马在军营中走来走去、指指点点的，好像是奸细。”王敦仔细问了几个人的长相，士兵说：“其中有一个人的相貌长得比较奇特，黄发黄眼，像个胡人一样。”王敦一掀被子，猛地爬起来说：“这一定是司马绍！快给我追！”

司马绍考察好了王敦的军营情况后，对手下人打个暗号，掉转马头便向来路奔回。行到中途，见路旁有个卖烧饼的老太太，停下马来，买了几个烧饼，还将一条镶有七彩宝石的马鞭送给老太太说：“后面马上会有一队骑兵来追我们，请你将这条马鞭给他看。他要是问的话，就说这些人早已走远了。”正好这时，司马绍的战马在路旁拉了一堆马粪，司马绍命令士兵们将马粪浇上凉水，然后才打马狂奔而去。

不一会儿，王敦派的追兵来到老太太的烧饼铺前，下马问老太太：“有没有看见几个骑马的人从这里走过？”还将为首者司马绍的相貌做了一番描述。老太太说：“是有这么几个人，早就从这里走过去了。他们还忘记了一条马鞭，呶，这就是。”老太太说着，将马鞭从下面拿出来让士兵们看。这批骑兵都爱马鞭，见这条马鞭镶着七彩宝石，一个个都看得傻了眼，忘记了追司马绍这档子事。等到回过神来时，见路旁的马粪都已经冰凉了，认为司马绍的骑兵肯定已经去得很远了，便带着马鞭回去向王敦交差。

司马绍身为皇帝，竟然敢于冒险来察看自己的军营，王敦认为司马绍肯定是下定了决心了。决战的关头到了，便不再犹豫，准备即日起兵。可是天不助王敦，当王敦准备发兵时，忽然身患重病，一下子就病得起不了床，眼见得病势日重一日，便召集心腹大将钱凤到自己的军营中来商量后事。王敦对钱凤说：“如果我病死了，有三种计划可供选择。第一，大家将军队就地解散，归顺朝廷，各自保全性命，这是上计；第二，退兵武昌，拥兵自保，按时向朝廷进贡上贺，这是中计；第三，乘我现在还活着时，发兵顺江而下，还有取胜的可能，不过，也有兵败的可能，万一兵败的话，那这就是下计了。三计是否可行，请你们裁处。”

钱凤出来对同伙们说了三计，钱凤认为：王敦三计中的最后一计是上上之选，因为我们现在兵力强大，沿江而下，有极大的取胜可能。而且乘王敦身体还能支持时进兵，对朝廷大臣们的威胁较大，说不定一鼓就可将建康拿下。大家认为钱凤说得很有道理，纷纷表示同意。钱凤通知沈充，约定同时起兵。

与此同时，晋明帝司马绍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司马绍任命王导为大都督，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共守石头城。司马绍认为石头城是关键所在，一定要坚守住；又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总督朱雀桥南诸军事；又以郗鉴为卫将军，再调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等进京护卫，并以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檄文，正式讨伐王敦。

王敦还想演一出当年清君侧的把戏，上表朝廷，要求除去“奸党”温峤等人，以堂兄王含为主帅与钱凤、邓策、周抚等人共领水陆大军五万多人向建康进发。不料在秦淮河南岸被苏峻、刘遐的大兵杀得大败亏输。王敦睡在病床上大骂王含不顶用，要亲自出征，正要起床穿戴时，却一头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了。

王敦一死，晋军军威大振，沈充、钱凤、王含等人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王敦的叛乱很快便被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