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教育”一词大家并不陌生。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中，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便是新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新教育之父”的英国教育家雷迪，以及巴德利、怀德海、沛西·能等，此外还有德国教育家利茨、法国教育家德摩林、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瑞典教育家爱伦·凯。他们主张建立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教育，在各自的国家建立“新学校”，最著名的便是雷迪创建的“阿博茨霍尔姆学校”。雷迪认为，学校的任务主要是促进儿童个人的自由发展，即身体和心灵的健全发展，而不是用书本知识去压抑儿童的发展。
在我国，陶行知先生也曾明确提出“新教育”的概念，他在1919年发表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则视其发明能力耳。”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对新教育和旧教育也都有自己的认识。蔡元培先生就有一篇文章——《论新教育和旧教育之起点》；陈鹤琴先生把活教育作为旧教育的对立面，他没有明确提出新教育，但是活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新教育；黄炎培先生也在他的很多论著中多次使用新教育的概念。到了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阐述我们国家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一系列教育问题时，也明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在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东西”。
新的时代总是要呼唤新的教育，一个时代理应有一个时代的教育特征。进人21世纪，中国的教育如何发展，如何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教育”，已成为众多有识之士深切关注的重大论题。
一、梦想与反思：新教育实验的缘起
纵观中国教育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肯定教育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是较少，缺乏应有的对现实目标的批判和超越；中国教育片面追求与现实的适应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引领时代、提升社会的功能。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过“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波兰教育哲学家苏科多斯基说得好：“着眼于未来的教育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目前的现实不是唯一的现实，因而不能构成教育的唯一要求。着眼未来的教育精神超越了目前的范围，以共创明天的现实为目标。”“必要的乌托邦”还意味着在人们越来越受现实功利羁绊，越来越被实利主义限制了生命意义的拓展之时，由于教育体现着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诉求，保留了对于超越实利的、非功利的价值的追求，至少还可以寄希望于教育使人对人在现实中的病态和畸型保持警觉，对人的纯功利冲动起到平衡和矫正作用。
人们对“乌托邦”是有偏见的，大抵是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呯然关上时，却发现自己在地狱里。”但是，人们忘了可以赋予它新的内涵：去掉空想，留下理想；追逐梦想，成为现实。人们忘了，“征服世界的将是这样一些人：开始的时候，他们试图找到理想中的乐园；最终，当他们无法找到的时候，就亲手创造了它”。（乔治·萧伯纳）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2000年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中，我发表了《我心中的理想学校》《我心中的理想教师》《我心中的理想校长》《我心中的理想学生》《我心中的理想父母》系列文章，算是用远大的教育理想去拥抱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紧接着，在200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教育之梦》中，除了保留并充实前面的5个“理想”之外，我还新增了“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等章节。我有这样一个信念：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学校，也不可能走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更加不可能走多远。教育的理想境界是：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成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成为学生、教师、学校共同发展的理想空间。
但是，仅有理想是不够的。这些理念，这些“理想”能变成现实吗？能不能描绘出属于教育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实践蓝图？于是，我们开始“行动”。
2002年10月，新教育实验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启动；2003年，新教育实验参与学校达到了上百个，遍及江苏、安徽、山东、上海、吉林、广东等10多个省市；2004年年初，新教育实验被批准为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截至今日，已有全国21个省市的217所学校参加实验[2]，其中挂牌学校87所，这些学校包括了北京清华附小、中关村一小，哈尔滨南马路小学，山西运城人民路小学、临汾实验小学，江苏常熟实验小学等省内外名校，并形成了江苏苏州的张家港、泰州的姜堰，河北石家庄的桥西区这三个实验区。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多家强势媒体对新教育实验进行了报道、给予了关注。《中国教育报》曾经对新教育实验做出过这样的评价：“‘生于毫末’的新教育实验虽然尚未成就‘合抱之木’，却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支奇葩。用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它已与国家新课程改革、叶澜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且昭示出了独特魅力与昂然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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