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1.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自然科学前提和理论来源。

（1）历史根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日益尖锐起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从19世纪30年代起，先后爆发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一方面，客观上需要有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使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隐藏在政治变革背后的经济根源明朗化，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辩证性质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这样，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已经有了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和可能而诞生的。

（2）自然科学前提

任何哲学的生产和发展，都是以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初期，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推动下，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已经由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入到探索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研究和材料整理阶段。一切以研究自然物体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如胚胎学、生理学、地质学、有机化学等，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有力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各种事物及其运动形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事物发展都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自然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恩格斯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3]这就是说，从哲学上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全面深刻地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3）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全部优秀的思想成果，而德国古典哲学是它的直接来源。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后来又经过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他们是在考察现实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亲身参加和深入了解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和格局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时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以及由此引起的各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发生的一系列新情况，向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所有这些，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概括，作出科学的回答，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统一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并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始终闪耀着时代的光辉，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词句或个别原理教条主义化、绝对化，即僵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必须警惕和反击那些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所谓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陈旧论”、“过时论”等，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具有这种倾向的观点。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前世界上最有影响、最富于真理性的革命理论，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那种“陈旧论”、“过时论”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的陈词滥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内容、特点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是根本不同的，它的产生在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和具体科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哲学和具体科学一样，它们都把客观物质世界及其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但它们存在着普遍和特殊关系：具体科学研究的是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研究的则是贯穿于自然、社会、思维各个领域的普遍规律。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在哲学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也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早已产生了，从总体上说二者是互相分离的。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虽有过某种结合，但缺乏科学根据。近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分离的。黑格尔是辩证论者，但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不是辩证论者。旧哲学中的社会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有两个根本缺陷：一个是它们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这些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另一个是没有客观地说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分离，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分离则是旧哲学不可克服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时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其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既唯物又辩证的世界观，不仅正确地回答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问题，而且正确地回答了世界的状态“怎么样”的问题，它的独创之处更在于，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第一次把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因是社会的物质方式，把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作为整个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克服了用唯心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错误观点。这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起，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不限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以前的旧哲学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说明世界，不懂得革命实践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实践提到了首位，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它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又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一般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为剥削阶级服务。虽然有的哲学家表现出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但不能真正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掩盖自己的阶级属性，宣扬无阶级性和超阶级性，是一切剥削阶级哲学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揭示的历史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的。因此，不仅不掩盖自己的阶级性，而且公然申明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般的科学，它既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又具有高度的革命性。这种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由实践性决定的，也是由阶级性要求的。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才决定了它的科学性，使它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战斗的思想武器，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基础。同时，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高度的革命性，才不为剥削阶级偏见和私利所束缚，不需要也不允许歪曲事实真相，所以能够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革命性是科学性的必然结论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备的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特点，既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又决定了它对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一百多年以来，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同普鲁东、巴枯宁、拉萨尔和杜林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领导了第一国际，指导了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恩格斯还创建和领导了第二国际。为了指导这些革命的实践活动，他们写了一系列著作，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848—1850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为了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撰写了《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运用和重大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总结革命斗争和科学成就，撰写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哲学著作。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基本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更加完备的形态被表述出来。《自然辩证法》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而且开拓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科学地解决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充实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原理。特别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四十年来的哲学斗争，总结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标准。这是哲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同时，他还批驳了不可知论，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实践观点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哲学理论的同时，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同国际工人运动结合，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2）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同国际资产阶级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总结和概括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撰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哲学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该书中，着重强调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斗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世界的可知性；认识的辩证性）和真理论的问题，以及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并且给哲学物质概念下了科学的定义。他还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铁构成的”。这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有着重要意义。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在深入考察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的基础上，指出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列宁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初期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和阶级斗争，进行了科学分析，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撰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列宁主义的实质，并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化、条理化，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提了出来，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他在晚期，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探索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中，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贡献最大。毛泽东发表的《反对资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和其他全部科学著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毛泽东坚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他提出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是提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总结中国革命研究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着重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那种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他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必须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上把握矛盾，尤其重要的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他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党的活动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等，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提倡哲学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重视对于干部进行工作方法的教育以及哲学和劳动群众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里，我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了新的解释，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