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中国模式”不独特

2007年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首先是在长达4年多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在低迷状态，到2013年，全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还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接着是欧元区陷入危机，并且至今还在挣扎。相比之下，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GDP（国内生产总值）从26.6万亿元增加到51.9万亿元，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也有不少媒体放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尽管对这一模式从来没有统一的论述，但大致上，“中国模式论”者认为，政治上的强力领导和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获得“经济奇迹”的原因所在。不少极端的“中国模式论”者甚至将经济增长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我认为，有几点是“中国模式论”者未加细察和考虑的。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尽管从GDP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快的增长。但这一指标除了数据真实性问题外，并没有体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城乡差别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同时也忽略了环境成本以及由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成本。当然，它也没有顾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成本，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成绩是当前可见的，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很高，“中国模式论”者不愿正视甚至忽视“中国模式”的负面后果。

其次，强力政治干预型的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中国模式论”者为了寻找其理论合法性，不惜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但这种追溯忽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甚至不能解释从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更，忽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巨大努力。对于这种模式论的迷信，不仅让我们想起了苏联，也让我们想起了巴西。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军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增长也很快。1968～1974年，巴西年均GDP增长11.4%，这一巴西奇迹毫不逊于中国奇迹。而且做法也类似，国家主导，国进民退。巴西甚至利用“强迫工业化”，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场方式征收农民土地。所以，我认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而巴西陷入“失去的20年”，恰恰说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真的那么特殊吗？恐怕未必。产权改革和市场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创业精神和活力。当然，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分权产生的地方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国际贸易方面看，贸易更加自由化、政府放松对人民币的管制同样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些重要的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这些普遍的经济原则，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未来的中国经济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依旧离不开这些普遍的经济原则，尽管在具体的发展中的确会呈现出一些中国特色。

那么中国未来到底应往何处去？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很多重要的因素，例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等，但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显然是其中的重头戏。归根结底，就是要处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深化农村市场化

在当前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有三个不同的政策主张：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发展小城镇，三是开发大城市。这三种主张之间并不完全是冲突的，其中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值得讨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其实与“中国模式论”并无太大不同，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相似，都是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路桥等硬件是可见的。而教育、医疗和农村养老等不可见的软件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带头搞基建就难免与民争利，最典型的现象是政府在征收农地后未对农民进行公正的补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一方面是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基层民主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这就使农民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并没有真正的话事权，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自然也很难为自己争取权益。

这其实是对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背弃。中国的乡镇企业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而且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种混合型的产权背离了对私有产权有效这一经济原则。2012年，我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中国是怎样起飞的》（How Did China Take Off）一文，解释了为何将乡镇企业当成集体企业其实是一种误解。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 200万乡镇企业中，超过1 000万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不到200万登记为集体企业。这与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大部分属于私人经济部门，所以这其实证实了私人产权的有效性。

而私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农信社”）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贷款。1985年，所有农业贷款的76.8%由农信社提供，而且农信社还负责近一半（47.8%）乡镇企业的贷款。那么这时的农信社是什么性质的呢？20世纪50年代农信社成立的时候，是私人性质的。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这一国有银行控制了农信社。1980年，中央下发文件，农信社开始新一轮改革。这为农村改革的启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信社的控制逐步放松，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自由化，而这恰恰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相对应。

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农信社改革，私人准入金融中介以及获取信贷都被逆转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逆转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领导层的更替，偏向改革的领导人被替换，使得金融控制收紧。1986～1991年，近30%的农村家庭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信用。而到了1995～2002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仅有10%。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978～1988年，农村真实人均收入增长超过10%，高于GDP增速；而1989～2002年，农村真实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4%，连同期GDP增速的一半都不到。农村改革发生逆转主要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发生逆转。农地承包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深化，而基层选举也因为党的村支书控制实权而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尽管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农村改革依旧有赖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和金融自由化。

加速人的城市化

寻找未来的增长动力对城乡二元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对到底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而言，除去名词上的争议，其实主要是对城市发展规模的不同看法。城镇化背后蕴含了一种担忧，即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人口继续朝大城市移动，人口增加所引发的成本可能会消弭大城市带来的好处，产生各种“城市病”。所以，不如从农村转移部分人口到附近的城镇，或者说就地城镇化。这种思路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并且默认政府有能力掌握并处理与城市化有关的各种信息，包括人口结构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

对比世界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及其分布，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容纳度依旧有很大的弹性。当然，这同时也需要产业结构、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增长的人口。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比较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收益与改革被逆转的农村相比，还是多很多。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反过来看，不难发现，在目前农村人口进城还受到户籍制度诸多限制的条件下，入城的趋势并没有停止，这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城市的吸引力。

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政策有不少令人担忧的地方。首先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侧重基建扩张而不是民生改善的思路是同构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既制定相关政策又试图从中牟利，结果短期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政策必然导向重视“硬件”。因为通过基建获得的经济数字繁荣快速可见，而由民生改善到消费推动不仅不容易看见，而且见效慢，所以，相对而言“软件”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一思路下，出现类似“空城计”这样的案例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农民工未能分享由城市化带来的主要收益。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失业保险等，而且还体现在农民工收入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次性增长后趋于停滞。我在之前的一项调查中发现，95%的农民工回答“最近一次涨工资的时间”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这表明，农民变成农民工时，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

最后，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并没有相应增长。反而从2000年开始，城市家庭的消费在经济总体中呈现下滑趋势。这意味着城市化发生了扭曲，人们的消费并没有随城市化而被释放出来。而农民工由于一方面未能参与分享城市福利，另一方面工资并没有稳步增长，因此也就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尤其是启动内需而言，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因此，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应该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加速“人的城市化”。在可见的将来，由于城市化会带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人口还会不断地往城市流动。而在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阶段，尽管还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农村的发展。加速“人的城市化”最关键的是农村要有良好的发展。正如农村改革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开放金融，并且落实农村基层选举，才是农村的出路所在。农村人口的流动在城乡之间边际收益相当时会逐渐稳定下来。所以，重要的是，城市和农村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如果有利于保护产权和深化市场改革，并且允许人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通过市场获得应有的收益，那么城市化就会是一个自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