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缺陷

耶鲁管理学院教师，原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　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在汉语中，“危机”一词包括“危险” 和“机遇”双重概念。近年来，这个象征性的含义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现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其崛起缘于该国在逆境中的关键时刻有所作为的意愿。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它就是这样做的。那次危机是中国崛起成为主要经济大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现在的情况可能同样如此。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和前几次危机不同的是，现代中国并不一定能真正认识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这使它陷于一种更像是否认的态度，因而可能难以抓住危险带来的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从“次级”到“无等级”，许多一度令人引以为豪的现代金融偶像纷纷被颠覆。依赖资产并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随即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以来第一次全面萎缩，一反40年来平均每年3.7%的增长趋势。2009年，世界GDP 1.5%的负增长着实令人震惊。对于体量达到64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来说，这一降幅意味着世界GDP将面临3.2万亿美元的损失。现代全球经济从未遭遇如此严峻、如此急剧扩大的“全球产出缺口”。

中国领导层需要加深对目前正在展开的这场全球冲击的认识。只有如此，政府才能真正了解本次经济衰退对于其长期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威胁。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一点——它依然在坚持实施过时的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表明，全球需求将出现标准的快速复苏。这使中国对危机后的世界可能具有的本质性特征，即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认识不足。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瞄准的，恰恰可能是全球经济增长链上一个新的薄弱环节。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令人担忧的失衡因素，新近变得过于自信的中国已经开始发力，为当前的全球政策辩论定调——警告美国不要采取无节制的财政措施，以致损害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投资的价值，并提议对全球货币体系进行大幅度修改。

中国的观点和声音很重要，需要认真倾听。一个更健全、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使全世界受益，但是，如果中国在自己国内的失衡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过于着力推动国际政策和机构的改造，可能引发更多的不稳定——甚至是一场美元危机——而这只会使当前世界的局势雪上加霜，使“危机”一词中的“机遇”逐渐丧失，“危险”逐渐增加。这里包含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悖论。

中国的自满

与“二战”后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努力相比，中国在这个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将巨大的赌注压在了外向型经济增长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的计算，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开始，这些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翻了8倍。这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所获成就的2～3倍。此外，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赌注：其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20%增加到了2007年的36%。作为世界最大的开放型发展中经济体——2007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史无前例地达到了65%——中国不能指望在这场全球经济冲击中得到特别优待。

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得到优待。随着出口的直线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的GDP增长同比减缓到6.8%，与2007年的13%相比，这无疑是大幅减速。重要的是，如果与第三季度的经济活动相比，2008年第四季度的增幅接近于零。此外，随着2009年年初出口急剧下滑为负增长——1月、2月的出口同比下降21%，外部需求的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戛然而止。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经济活动的这一罕见下跌做出了迅速的回应。2008 年11月，他们批准了一个为期两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农村发展、铁路、公路、机场以及电网建设支出占整个刺激计划的47%，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费用占25%。中国官员称之为“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它沿用了中国对此前的两场外部需求冲击——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的全球经济温和衰退——的应对方法。在那两次冲击中，以基础设施为主的财政支持填补了外部需求暂时下滑造成的缺口。当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时，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因而得以抓住全球贸易上升带来的机遇。

在那两次，这一方法像魔法一样管用。这一次，中国似乎在赌同样的结果会再次出现。除了基础设施支撑政策，政府这次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并将其作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它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商提供支持。这些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广泛刺激政策，与此前的反周期稳定措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于国内私人消费的提振措施却只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其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滞后领域。政府向农村家庭发放了消费券，宣布了相对比较温和的全民医保计划——所有这些方面在未来三年的支出总额仅为8 500亿元（1 250亿美元）。虽然这些支持消费的措施没有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扭转中国滞后的消费状况。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在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方面，中国需要采取比现在认真得多的措施。唯有如此，政府才能减少人们因为担心而进行的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并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消费文化。

由于未能肩负起内部再平衡的重担，中国企图通过以前一再证明行之有效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其自己的以基础设施为主导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上，而且还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措施的功效上下了大赌注。

后一个预设条件，正好凸显了这一战略的最大风险。如果如我所料，美国消费者刚刚开始一段为期数年的私人消费收缩期，中国最后可能会对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大失所望。正如1997～1998年和2000～2001年那两次一样，中国目前的经济刺激战略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快速复苏。虽然这一战略曾经行之有效，但在当今这个被危机撕得四分五裂的后泡沫世界里，它很有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评估这一可能性时过度自满，这一点令我大为震惊。由于未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使其业已失衡的宏观经济结构恢复平衡，中国面临着更加明确的经济增长下滑的真实风险。对于一个历来重视社会不稳定的灾难性后果的国家而言，因为上述情况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极为头痛的问题。

中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依赖出口的进城务工大军的失业率上升表示担忧——他们承认，最近已有2 0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在外部需求迅速复苏的前景下，这一痛苦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全球经济减速拖延得更长，中国工人的压力就会加剧——同样，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也会激化。

政治“脱钩”

当然，经济力量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尤为如此，因为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经常会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应。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陷于危机的情况下，它的政治机器聚焦的不仅包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等国内问题，还包括中美贸易关系等外部问题。

面对不断升级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出口主导宏观战略的地缘政治范畴尤为自相矛盾。2009年，中国高层官员专门指出了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他们对美国国债缺乏信心，二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温家宝总理公开和明确的表态，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投资安全的担忧，其中仅美国国债一项就高达7 000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加入了有关国际货币系统改革的辩论。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和失衡的世界里，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稳定性的担忧。

中国提出这些担忧完全是合理的。奥巴马政府警告说，未来几年内，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达到上万亿美元，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于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无论如何都不应掉以轻心。由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可能长期保持庞大的经常性账户赤字，美元进一步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容忽视。若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国所持有的庞大的美元资产价值将受到重大影响。

但是，中国领导层在提出这些担忧时，仿佛它们与国内的宏观失衡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国权力悖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中国经济目前依然严重依赖外部支持下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正如以前一样，它将其反周期政策措施的着眼点放在抓住全球经济增长的下一次反弹上。其货币政策——使人民币依然紧盯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是这一出口主导的增长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货币体制有效地锁定了中国的政策，这些政策要求将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断转换成美国国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将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元资产的循环过程，人民币的价值将会直线上升，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是稳定的美元既得利益者。

中国的底线是：除非摆脱出口主导型增长、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否则政府基本上不可能就美元和美国国债表示的担心采取行动。在该国经济缺乏内需支持的当口儿，将其外汇储备从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中套现，将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因此，尽管中国官方有权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投资策略的完善性提出担忧，但作为一个失衡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它并没有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其他选择。因此，中国政府有关美国国债以及美元地位的抱怨也显得空洞乏力。

美国“王牌”

由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如此之深，其他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情况显然对该国有着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远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的影响绝不可轻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美国抨击中国的倾向不容忽视。

在2005～2007年期间，超过45项针对中国的贸易立法提案被提交到美国国会。但好消息是，没有一项获得通过。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因为这些提案是在美国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时提交的。坏消息是，目前在美国，这两种情况都已经改变——繁荣变成了严重衰退，失业率也在急剧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工人承受的压力正在加剧——相应地，他们重新选举出来的代表也承受着同样的压力，并需要有所行动。

在逆境中，美国政治机器的阴暗面通常倾向于寻找“替罪羊”。华尔街是美国国内的原版“替罪羊”，中国则很可能成为其在国外的“靶子”。华盛顿对中国穷追不舍的原因，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是失业和实际工资压力的根源；第二，美国贸易赤字总额中，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所占比例最大；第三，中国操纵人民币，这被视为其重商主义战略下的故意行为。

这些论点其实站不住脚。首先，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并不是只跟中国的双边贸易有问题，而是与100多个贸易伙伴都存在赤字问题；其次，自从中国放弃“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际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再次，美国工人队伍当前的困境，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的投资不足。不幸的是，在这种痛苦的不断折磨和全美上下一片焦躁的情况下，对于美国政客而言，指责中国显然要比对着镜子反思自己容易得多。

这增加了美国甩出一张最令人担心的“王牌”的可能性——在针对中国进行了三年的口头抨击和威胁之后，美国国会最终将会对中国实施某种形式的贸易制裁。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轻易排除。毕竟，美国财长盖特纳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挥舞起了中国操纵货币汇率的大旗，但幸好他后来转变了立场，没有在2009年4月中旬的外汇政策评审中将人民币列为一种被操控的货币。尽管如此，美国国会还是选择在其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在其竞选过程中，新任美国总统在呼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时，也反复提到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区别。

如果贸易制裁这一难以想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美国政治机器根据反华情绪采取行动，届时中国的反应将完全不同于上述底线战略。在美国挑起对华制裁的情况下，我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将会下令其外汇交易经理抵制下一轮美国国债拍卖，从而引发一场全面的美元危机以及美国相关长期利率的上升，这对伤痕累累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他国家了。

不错，对于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中国而言，这想必也是一件非常痛苦和艰难的事，但中国只会把这当作全面的经济攻击，民族自尊心会压过投资考虑。简而言之，如果华盛顿选择发泄对中国的愤怒，中国政府无疑会实施报复，抛售美元资产，变现外汇储备。

出“王牌”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相对较低的结果。在20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失业率向9%～10%的区域攀升，我认为美国国会在2009年或2010年年初通过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的可能性在1/4～1/3之间。这样的法案要想获得通过，就必须获得两党广泛的支持，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需要有足够大的压倒性优势，以防奥巴马总统否决在政治上对他有利的抨击中国的热潮——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

总体而言，出“王牌”的可能性不值得过分强调。但是在上述情况下，其后果是如此严重——与20世纪30年代初《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所犯的错误很相似，以至于有必要特别指出。

谜题

中国似乎知道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和潜在脆弱性。在2007年的全国人大闭幕后，温总理警告说，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一警告事出有因，它是在2006年年初“十一五规划”颁布一周年之后提出的。“十一五规划”的一个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向利用私人消费促进增长的更加均衡的经济结构的转型。

虽然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依然未能执行它的战略规划的这一重要方面。具体原因难以确定，但是我怀疑它可能就隐藏在曾使世界其他国家深受其害的同一种思维模式之中——2003～2007年中期的全球经济大繁荣的诱惑。截至2007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2%。尽管温总理的担心完全合理，但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者们似乎不愿意修改创造了如此非凡成就的“配方”。然而，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表明，这实在太失算了。以出口为主导的中国，正在为未能重视温总理英明的先见性警告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再表示要坚持对曾经自闭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开放。这一转型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均10%的累计GDP增长趋势，这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翻了4倍。虽然这一成就是如此的辉煌，但是它建立在日益失衡的中国经济基础之上。与所有的宏观失衡一样，反作用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点只要看看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9年的美国就知道了。

2009年，失衡的中国经济面临同样的挑战。这一失衡的体系撞上众所周知的“南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所说的，那种在过去30年里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出了如此杰出贡献的增长模式，已经迫切需要大规模调整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整个地区都依赖外需，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出口机器捆绑在一起。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它自己的宏观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当口儿，却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新的自信。中国领导无比自豪地谈到，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实现危机前8%的增长目标。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并带领亚洲乃至世界走出衰退。对于经济弹性的感知，使他们产生了新的自信，而这也造就了中国在全球货币改革和美国财政纪律缺失问题上异乎寻常的明确观点。

中国不断提升的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全球辩论的参与，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事实上，这应当受到鼓励。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它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应当认真倾听。作为一个5 000年来习惯于向里看的国家，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外看。这一巨变对世界而言是有益无害的。但是，这也凸显了一种最大的危险——中国在新发现的依赖外部需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危机后世界长期存在的各种严重缺陷。如果它不能使它业已失衡的经济实现再平衡，那么中国的高压攻势就可能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