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城市化红利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干学平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城市是从小城市逐渐发展而成的，而非魔术般地刻意设计出来的。

城市不是通过干部招商引资就能活络、繁荣起来的。百货大楼里的商品固然炫目，但大部分柜台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一样，都来自农村。城市化不只表现在摩天大楼和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更是每个人不分贵贱、行业，在社会、经济网络里分工合作开的花、结的果。

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话，城市化的本质是人文、默示契约与自我组织的，有其一定的经济规律。城市的规模经济大小，范畴经济的幅度、各种网络的链接等，往往成为中央计划所关心的“技术参数”。从米塞斯到哈耶克，他们都预见到了控制技术参数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因为没有谁能全知全能地知道那些参数。

城市化肯定有红利，即使是百余年前的殖民主义分子，在汲汲营营地瓜分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并成立租界时，也需要买办、苦力，虽然买办和苦力完全是被殖民分子驱使和奴役，但这至少表明，城市化红利不可能被某一小部分人独享。

今天，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禁止农民工进城，因为它们要竞相为招商引资提供廉价劳动力。40年前，台北只有100万人，现在已经超过500万人。这表明，不论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每一个城市都吸收移民、农民工为其付出，创造城市化的红利。为了吸引这些劳动力的付出，这些城市甚至放松对非法劳动的取缔。

资本是创造城市化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几乎没有城市会禁止没有户籍的人购置地产。在某些内地城市，只要买房便可以落户，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容易解决。换句话说，在城市化的红利方面，有的城市不但吸引、鼓励移民和农民工为城市的规模经济、范畴经济与各种网络付出，也与他们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分到城市化红利的人当然高兴、快乐。反之，付出越多，拿到越少，当然越委屈。万一这些委屈和不满不能得到及时弥补，城市化的吸引力就会消失，规模经济、范畴经济和网络的发展都要受限。中国内地的城市化不但可以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所需的不过是中国传统美德——宽容与耐性。只要能够去除分享城市化红利的限制，移民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只有抱着这样的目标，而非计划经济的技术参数，中国的城市化才能协助建立许许多多和谐的、紧密联系的家，为城市化红利共同付出，也分享城市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