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陆铭
城市扩张不会增加失业，恰恰相反，城市发展是创造就业和提升收入的源泉。运用歧视性的政策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
安居乐业宜入城
朋友小陈博士毕业后决定留在北京，原因无非两点：其一，北京是中国的学术和政策中心，借助其地理优势，利于事业发展；其二，小陈妻子是大气研究方面的博士，除了北京，其他城市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小陈留在北京的原因，正是当代城市经济学要说明的两个道理。一是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这在个人层面无非体现为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二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规模大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别专业化的工作岗位。
小陈的故事还说明，城市发展对于已婚的专业人才是个喜讯。大城市的就业市场高度专业化，这不仅可以使大量专业人才倾向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且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要使双方都能找到好工作，选择大城市就不会错。
最新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就业问题的确是大城市更能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最近几十年，美国那些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才的城市恰是那些本来人才就很多的大城市。像美国康奈尔大学这样的老牌大学近年来出现一个问题：在挖掘人才时，很难给夫妇两人同时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原因就在于康奈尔大学的位置是在所谓的“大农村”。
“人力资本外部性”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
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是“人力资本外部性”，即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有所提高。
在当代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多的职业与知识、信息、技术有关，在不同程度上，这些职业都需要在与人交流中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高技能人才在空间上的聚集就非常重要。有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取代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其实，这个趋势并没有出现，即使出现，也只在局部。比如纽约，一些金融行业的公司将人力资源部门和IT部门搬到新泽西州，但其极度依赖信息的金融核心业务仍在曼哈顿，与华尔街紧密联系的金融业务仍留在华尔街附近。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打工仔常说“在大城市能长见识”，就是这个意思。
进一步深究，低技能劳动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能从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却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从而削弱了“人力资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一部分作用。
而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在生产上有互补性。一方面，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两者是互补的，比如教授配秘书，工程师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作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人员。
请不要以为我在空谈理论。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把那些并不太直观的道理讲清楚，还要用数据呈现给读者。十余年来，大多数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确存在，而且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更大。
城市扩张促就业
通常来说，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特别是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已有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劳动力流入并不一定会增加失业，这主要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我们通过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就会提高0.66个百分点。相比城市总人口规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更大。平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6.61%。
我们同时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居民更大。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或等于9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万人，其就业概率就会提高8.58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年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却下降到了3.57个百分点。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的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2.12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促进就业的效应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的制度有关。中国目前仍实行着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且本地户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在户籍制度的制约下，各地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倾向于高文凭者，这就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等问题。当高技能者在城市供给过多、低技能者受到制度制约而供给受限时，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由于在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方面认识不足，实际政策往往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当前大约一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情况放宽落户条件。
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措施不仅有损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的政策恰恰限制了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更大的人群，从而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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