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论上讲，城市化应是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会使土地增值，造就有产阶级；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通信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城市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使得服务业比较发达。

但是，这些城市化的经济效益是从逻辑推理得来的，实证结果对这个命题有支持也有反对。当你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较高，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城市化是这些国家发达的原因。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它们发达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持第二个结论，政府就不应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

我们先来假设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正确的，看看这个逻辑的几个前提在中国是否能成立，有没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它是通过新城市的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

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征可以从1996～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中看出。中国中型城市的人口（至少是户籍人口）密度实际上是在降低的，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也就是被中国媒体称为“无人居住的‘鬼城’”。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是纯粹的浪费。

再来看消费指标。城市化一般会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因为消费是衡量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指标。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得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

当然，衡量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单独依赖一个指标，但至少在消费数据上，我们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城市化的积极作用

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是造就了农民工。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行业，要提高收入，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

刘易斯讲的是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它们坐落在农村，不一定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也转移到城市。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一过程本身就增加了国民收入。2009年我们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如果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在经济上是了不得的成就。

有些读者会反对这个观点。他们会说，从富士康12跳来看，广东农民工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但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他们在富士康打工收入低，但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更低。

我丝毫没有为富士康开脱的意思，我只是认为中国很多的问题都反映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困境，这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造成的。

城市化的另一个正面影响是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农民工很有效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以前要支付很高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支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城市化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

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有负面影响。

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增加了国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增加，没有连续性。一份调查里有个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年”，95%的农民工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后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

农民工的崛起会冲击城市企业工人，特别是对40～60岁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并不具备。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兴建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并没有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也没有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农民工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环境下发生的。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所以即便丧失工资收益，他们也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只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的是靠财富收入。

中国的行政性和政治性的城市化使这个经济补偿机制失灵了。城市居民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中得到任何好处。从统计局的调查看，在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10年中，百姓的资产收入并没有大规模的增加。

中国城市化和家庭消费成反比的关系是个奇怪的现象，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储蓄率是40%，而统计局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显示，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

农民工进行储蓄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平均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此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30%多。30%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占开支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贫穷的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和美国富人是一样的。

这种户籍城市化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从宏观上讲，户籍制度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调。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果，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产出效应非常明显。但户籍城市化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这就能解释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消费实际上却在相对降低。

农民工崛起的产出效果远大于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长期下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外需。我不认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政策上的刻意选择，而是土地国有、歧视农村、户籍制度和行政推动城市化的无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