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户籍促消费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陆铭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户籍制度是其中最关键的制约因素，放开户籍，促进消费，是下一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重中之重。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业GDP已经降到全部GDP的10%时，其农村人口仍有50%，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在2009年，最终消费与GDP的比率仅为48%，而扣除政府消费后，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仅为35%。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与同处于储蓄率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消费率都很低，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历史上的最低点，而且主要是因为居民的消费率低。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支撑了大量出口，而消费增长却相对受阻。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了抑制。这两件事都与众不同，相互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解开这个困惑的关键在于户籍制度。它就像一个楔子钉进了中国的市场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影响。

户籍制约消费

一方面，户籍制度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收益低，这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工资要求的参照系，长期的低工资形成了出口加工制造业对于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这说明进城农民工的消费受到了户籍制度的制约。根据陈斌开、钟宁桦和我2012年的一项研究，如果忽视居民的其他生活要素，一个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费要比后者低30%左右。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我们大致可测算出这一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损失”究竟有多大。

算出来的结果有点儿让人吃惊，它相当于数据所在年份的家庭消费的4.2%，或中国GDP总量的1.8%。别以为这是个小数目，中国每年GDP的增长不过10%左右，也就是说，户籍制约的消费损失相当于每年GDP增长部分的1/5。由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在持续增长，而且户籍制度的制约始终存在，因此，其对消费的制约效应也在年复一年地发生。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9%、9.7%、20.7%和1.8%。

不难看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仍然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来源看，其签订短期合同的比率和来源于个体经营收入的比重均远高于城市居民。

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会制约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果外来务工者几乎不能在打工城市定居，那么，其行为将是能省则省，因为耐用消费品很难随身带走。

有人可能会说，农民工将钱寄回家了，这其中也有消费，只不过是发生在农村。在我们的研究里，即使将汇款全部计入消费，户籍因素仍使移民的消费低于城市居民18%。户籍对于消费的制约也不是因为文化和习惯等，因为住在城市里时间更长的农民工并没有在消费上更接近于城市居民。如果将那些出生在农村却已获得城市户籍的居民与未获得本地户籍的移民作比较，他们的消费差别是26%。也就是说，户籍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巨大，有城市户籍就会多消费。

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即使户籍的确制约了消费，其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数据看，户籍对消费的制约作用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这其实很好理解，人变富了之后，对非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将上升，对吃穿的消费比重则下降。

换言之，钱多了反而能省钱的空间更大。如果将消费分成若干项看，与城市居民相比，外来移民在吃穿方面的消费虽然较低，但更明显的差别出现在家庭设备、健康医疗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农民工的数量稳定增长也会加强户籍对消费的制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 335万人，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的本地农民工8 888万人，而且这些数字还在增长。这部分居民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所以，农民工的数量持续增长也将使加总层面的“消费损失”日益增加。

适时开放户籍

很多人喜欢将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表面上的确如此，贸易盈余大幅攀升，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呈现泡沫迹象。

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

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成为在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为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潜在空间。

遗憾的是，城市化对于中国结构性调整的意义被严重忽视了。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47.5%提至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当前大约一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

同时，政府试图在未来向内地采取倾斜性的供地政策来支持其发展。但如果看数据，恰恰是在内地，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约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多。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户籍限制更严的是作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恰恰可以看到，越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户籍对于消费的制约作用越大。

启动消费的口号人人都会喊，但中国当前的情况却是，我们在作茧自缚。2007年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运用加大投资的方式度过了危机，但在结构调整方面却“雷声大、雨点小”。

现有的通过补贴来增加农村消费的方式虽然有效，但只是短期措施，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趋势相悖。与其补贴农民在农村建房，不如补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租房。

如果不想通这些道理，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将难以转变，结构性扭曲所造成的风险会不断积累，直到下一轮危机卷土重来。这是经济规律，没人可以幸免。